贺德芬(中国台湾)


一个公共事务观察者与参与者(贺德芬)

文:(张育燕)

一生投入公共事业的女性

贺德芬,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与吕秀莲大学同窗五年,日后取得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南华大学国际大陆学系/公共行政与政策研究所教授,「国家人权委员会推动联盟」的发起人,媒体观察基金会召集人,曾经参与野百合学运,活跃于台湾的人权运动近二十年。

 

贺德芬投入的公共议题十分广泛,其专长包含宪法、著作权法、传播法规、高等教育、女性主义法学理论、智慧财产、性别与法律等等,她也常是议题团体的发起人与召集人,对台湾社会中的政治、法律、媒体与教育有着尖锐的观察。

 

她曾于「2002年世界公民人权宣言」会场受访时表示,一个人应该在有能力的时候,贡献所学,「那尤其我所学是在宪法、国家民主或者政府体制跟人权观念上面,就觉得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促成民权的观念普世化」,这件事情就值得去推广。贺德芬除了「说」,也努力地去「做」,其实单从她惊人的经历里,就足以感受到她的才华,与其投入公共事业的热情,也让人了解到,她之所以获得「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提名,并非没有原因。

 

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观

 

贺德芬对法律和经济的关系有着敏锐的见解,她并提出:著作权与智财权乃是保护创作人、促成文化创新与增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所著的《文化创新与商业契机》一书中,第一章、「文化创新与法制化──著作权法的现代意义」,与第二章「智慧财产与国家发展」中,均论述了她对著作权法制意义的看法。

按照贺德芬的意见,著作权法的社会意义在于其为文化创新的护身符,因此在现代民主国家,以法治来统协社会成员的潮流下,为了促进社会有更丰富、更具原创力之创新文化,订定合乎时代潮流的著作权法正是必要的条件。也唯有在这样法制化的体系下,文化创新者才有具体合理与最起码的创作诱因之保障(贺德芬,1994:15-43)。

另外,在第二章,「智慧财产与国家发展」一文中,贺德芬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引进外资和技术为首要之务,因此,对外资和技术的保障制度成为法制因应改变的急先锋,智财权法制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她引用日本工业发展与智慧财产保护的例子,认为完整的智财权建制即是造成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贺德芬,1994:47-59)。

 

 

第五权:媒体观察

 

 

当今台湾媒体所衍生出的议题及乱象令人不敢恭维,但早在1999年,贺德芬便以召集人身分,聚集学术界与新闻文化界人士,成立「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并担任第一届董事长,现为第三届董事。

这是台湾第一个建制化的媒体监督暨改造团体,内部由学界、媒体实务界以及关怀媒体环境的公民所组成。致力于媒体识读教育的推广、媒体公民权利的维护、媒体劳动权益的伸张、媒体公共性格的确立、媒体多元结构的建制,认为透过公民的集体力量必能创造合理、尊重、公义、多元的媒体公共空间。并以「维护新闻自由、落实媒体正义、促进媒体自律、保障人民知之权利」为成立宗旨。

台湾的无线电视台与有线电视台的背后,大多具有明显的党派色彩,或是代表重大的商业利益,而1998年7月1日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简称公共电视)的成立,则以建立为公众服务之大众传播制度为目的;虽属一股清流,但仍不无问题。

虽然大法官第364号解释,宣示人民有「接近媒体」的权利。有线电视广播法,也曾有过公益频道的规定,但现实社会里,却从未见过政府能约束媒体巨霸,认真保护过人民使用媒体的权利,甚至有线广播电视法的规定都在民国88年予以删除。贺德芬认为,公视既然是属公众所有,便成了唯一保护媒体上的弱势,充分实践人民的媒体近用权的机会。

但是贺德芬却观察到,公视董事会曾将媒体识读列为重点节目,也曾通过「公众近用时段使用办法」,可惜的是,执行单位将媒体识读做成了如何做小记者的儿童节目,公众近用时段的比例,仅占总首播时数4.61%,预算仅占1.29%(2000年),而大部分归属于公众近用的节目,事实上应仅是「公众参与」(如民意电堂)而已。并非由公众全然主导,自由使用频道的「公众近用」。同时,这类类归为「公共近用」的节目、质量粗糙,时段极差(星期日上午),难以吸引收视。而且使用办法,要求先缴交完成的制作带,对真正的弱势族群,并不容易做到,多数弱势团体对之颇有微词。

贺德芬更进一步提出质疑,认为公视对近用时段的规划,除了最新的「高见亭」影音留言系统的设置外,并无长期构想,更无设定应该达成的目标,总之,目前绝不是企划单位的重点,故若不从观念上改变,提升更宽广的使命感,公视真正属于国民全体的理想,显然还有漫漫长路。

媒体需要受到监督,但新闻自由也要受到保护。2005年新闻局一度以停止发照手段,令七家有线电视频道停播,舆论大哗。贺德芬表示,新闻自由是凌驾治权之上的基本民权,行政权岂能介入操控,「这是政府滥权所导致的媒体寒蝉效应」!由此可见,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不论是批判媒体,或是反抗政府滥权,其出发点都是为了阅听人可获得健全的媒体环境,紧扣贺德芬等人的初衷。

 

民间力量与政治关系的观察

 

贺德芬既重视人权,也了解人民集合起来的力量。她曾于受访时表示,人民不能够将全部的力量都仰望在政府身上,因为人民和政府本来就存在紧张对立的关系。政府希望权力越大越好,人民也希望能够有更大的权利能够监督政府,不要让权利腐化,例如政府之所以成立人权委员会,也是来自于民间的声音才能够实现,所以不管政府怎么做,民间的力量都不能松懈,必须持续地监督。

贺德芬提醒,其实会侵害民权的,都是拥有权力者,也就是政府,因此政府要受到人民的约束之后,才会努力去保障人民,这也是台湾推动民主制度所得到的成果。贺德芬也认为,能够体会民间要求、接受人民指正与真正为民谋利,并继续推动民主化的政府,恐怕才是人民比较能够信赖的政府。

2000年,台湾首度实现政党轮替,应该算是台湾政治民主化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然而这个成果却在经济低迷、政党恶斗以及连连弊案之下,让贺德芬离心目中的理想政府越来越远。

2005年8月22日爆发「高雄捷运外劳弊案」,高雄捷运工地的泰国外籍劳工暴动开始,揭露了外劳引进政策的剥削与外劳政商勾结黑幕。该弊案是台湾人权纪录的一大污点,也严重冲击执政的民进党「清廉执政」与「人权立国」的形象,并且被认为是民进党在2005年中华民国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失败的重要因素,更使总统陈水扁开始遭到民众质疑。

之后陈水扁周遭人士也陆续传出了多起弊案,舆论称之为一妻、二秘、三师、四亲、五总管,主要有总统女婿赵建铭涉及的内线交易案、总统夫人吴淑珍被控收受Sogo百货公司礼券并介入该公司经营权之争、炒作股票、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案等,让陈水扁的声望不断下跌。

后来在野党立委提出「对陈水扁总统提出罢免案」,虽超过提案门坎,交付立法院表决,却在2006年6月27日表决时,民进党动员党籍立委不进场投票,台联则动员集体投废票,因即使其它在野党立委皆投赞成票,但仍未超过三分之二立法委员同意之法定门坎,该总统罢免案便不能成立,因此依法无法再举行罢免总统之公民投票。之后,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在8月7日,写了一封〈给总统陈水扁的信函〉,希望陈水扁能主动辞职下台,甚至举行静坐。

然静坐会场所发送的布条与扇子由于未获得陈水扁的正面响应,隔两天,施明德提出「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并于8月12日在台北市228和平纪念公园举行记者会,宣布成立「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总部」,同时呼吁民众每人捐新台币100元的方式,当捐款累计至一亿元时,代表有一百万人参与捐款,而他也会随即开始策划长期的静坐抗议活动。8月14日开始捐款,三个「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承诺金账户」不到十天即突破一亿元,并于8月25日停止接受汇款,最后统计的结帐金额为新台币$111,211,563元,这就是贺德芬所说的「民间力量」。

 

倒扁总部的30多天

 

在这次重要的公共议题中,贺德芬成为「倒扁总部」的对外发言人,与施明德并肩作战。其实年轻时贺德芬曾在国民党当局经济、文化部门工作。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贺德芬还曾和800多位大专院校学者发出联署声明,批判美丽岛事件中包括施明德在内的叛乱者,声明还写道,「看到黄信介等叛乱案,深感忧心忡忡,犯罪的人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为他们的误入歧途惋惜,他们受到国法制裁,绝不是因为主张民主改革,而是他们假藉民主,破坏法律。」

20多年之后,贺德芬选择站在了昔日被她痛骂的施明德身边,被问起对过去的看法,贺德芬表示,年轻时候还懵懂无知,当时信息并不非常流通,还觉得国民党可以改革,但「后悔吗?不会,一个阶段,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非常骄傲,因为我始终可以跟上时代。」

贺德芬表示,她一辈子追求民主价值,认为倒扁活动是台湾民主活动的另外一个阶段,过去我们只追求选举权,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现在大家发现选票其实很脆弱,不见得能表达意见,例如「罢免权」就被完全剥夺。当罢免案没有表决前,陈水扁担心民进党不配合,也没料到台联投下废票,所以在罢免案表决没有通过的时候,陈水扁喜悦的表情可说是「溢于言表」。过去一二十年大家推动的第一阶段的形式民主,现在要推动的是实质正义。

 

倒扁行动受到政府打压,被内政部质疑「倒扁账户」违法,活动必须向内政部登记。贺德芬则指出,政治团体是要永续经营、有政治理念、甚至执政,参与政治活动与竞选活动,最后取得政权,但他们不是政治团体,只是结合共同心声的民间团体,可能连申请书都还没送出,就达到陈水扁下台的短期目标,活动也就结束、解散。贺德芬也强调,民众捐款100元并非政治献金,倒扁活动要展现民主力量,证明人民不是被操弄、没有自主性的工具,因此绝不可能登记成任何政治团体。她也说,如果内政部要开罚单,「请便」,但他们会打官司,宁可把钱还给人民,也不愿给国库去浪费,给少数人去贪污,展现了对法律的娴熟及不畏强权的精悍。

 

后来,由于发言期间坦言直率,引起不少风波,触恼当时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并在围城策略上与同阵营的广告人范可钦意见不合,认为范所推广的「红衣」花样使反贪腐运动模糊目标与主题,施明德虽曾表示会全「没有二十四小时期限」全力慰留,却仍在多所舆论压力下,撤换贺德芬发言人一职,自行戳破学界与政界合作的美梦。算一算,从8月到9月,最多也不过30多天。

 

坚守学者的岗位

 

日后倒扁总部还是不断有成员出走、内哄,凯道前的满满人潮也演变至火车站前的稀少人丁,看在曾经也是倒扁决策核心的贺德芬眼里,对动能丧失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最好的时机早就错失。贺德芬:「15日(围城)真的是最好的时机,你这时候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政治主张,然后等待执政党的响应,我相信执政党不能够完全蔑视。」

她也认为,当初反贪腐的内涵早已不在,剩下的只有空洞的口号:「只看到非常花俏的一个作秀舞台,成就一个人的独角戏,我觉得真的是很对不起百万的人民。」虽然都没点名,不过,讲的就是主导所谓概念设计的范可钦。至于活跃在倒扁活动会场的另外一些人,她也批评动机可议,尤其是阻挠国庆节庆祝活动,更是荒腔走板,贺德芬批评立法委员不过是「有缝就钻,有舞台就来,只要有镁光灯就在那里秀」。道不同不相为谋,退出倒扁总部回到学界的贺德芬说,把这些历程作为最好的民主教材,比较实在。

 

倒扁总部后续发展

 

待国务机要费转由司法审理,倒扁总部暂时休兵,转为监督司法执行,红衫军民众,则移至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141号的室内,做为倒扁总部会场,并取名「红衫军之家」。

施明德本人在2006年12月5日宣布自囚直至陈水扁下台、或卸任为止,然至2007年2月15日,施则悄悄去了美国,接受肝肿瘤的检查治疗;就在同时,红衫军之家拉下铁门,把聚集的民众赶出去,铁门遂遭喷漆大骂「施明德骗人」,待施3月回国,以不屑口气指责「红衫军成天待在总部前喝酒泡茶」,让死守倒扁总部的红衫军在好不容易等到精神领袖回国后,却狠狠挨了一巴掌,让人难过、生气,更加愤怒,部分红衫军预计要联署上法院,控告施明德骗钱。

对照贺德芬与施明德,两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民间力量的态度与看法。施明德曾明白指出「贺德芬是我这次行动最大推动者,也是对我压迫最大的人」,然而,这次的倒扁行动到底是「施明德的行动」还是「人民的行动」?曾有红衫军受访时明确地表示,倒扁红潮的成果是来自于人民的团结。而昔日拥有丰富群众运动经验的施明德,似乎还想再创造出「社运英雄」。

反观贺德芬,由于了解台湾民主进程不是靠一、两个人作成,而是靠着全体人民的努力才有今日的成就,她追求的是民主价值,不是掌握发言的权力,她反而常常用她的力量去挑战权威,也不会讳言自身的政治立场,并且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这就是持续身为一名公共事务观察者与参与者的真正能耐。

附錄

賀德芬參與公務:

南华大学国际大陆学系/公共行政与政策研究所教授

倒扁总部发言人

台湾大学名誉教授

经济部电源开发基金会主任委员

财团法人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

公共电视台常务监事

台北市文化基金会监事

首创文教基金会董事

王玉珍文教基金会董事

内政部著作权审议委员会委员

经济部国营事业委员会睦邻工作小组委员

公共电视台筹备委员会常务筹备委员

救国团咨询委员 民进党仲裁委员会委员

泛太平洋暨东南亚妇女协会理事长

台大教授联谊会创会召集人

大学教授改革促进会创会会长

台大镜社创会会长

自立早报、台湾时报主笔

 

引文

那尤其我所学是在宪法、国家民主或者政府体制跟人权观念上面,就觉得如果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促成民权的观念普世化」,这件事情就值得去推广。

贺德芬提醒,其实会侵害民权的,都是拥有权力者,也就是政府,因此政府要受到人民的约束之后,才会努力去保障人民,这也是台湾推动民主制度所得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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