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祖灵交代（高金素梅）
文：（郑空空）
第一次访谈：转换跑道的高金素梅
尽管演艺圈转而从政者不乏其人，但绝大部分是表现平平、没有作为，而高金素梅从政后的表现，却让许多原本不看好她的人跌破眼镜。如果说，政治与表演相去不远，那么「表演行为」这样的说词，也很难适用于高金素梅在国会殿堂外、在媒体与基层民众的目光之外，仍认真做功课、紧盯法案修订的行为；因为这些事情都无法作秀。
高金素梅原为影视歌三栖的艺人，曾获圣地亚哥最佳女主角奖，演出李安执导的「喜宴」之后，影艺事业更是水涨船高，但她却在前途一片看好的时刻，选择急流勇退。
1996年，高金素梅经营的默林婚纱公司突然烧起大火，不仅烧光她的积蓄，也夺走数条人命。虽死里逃生，但对于罹难者，她自责不已，身心备受煎熬。然而也是罹难者家属的宽慰，鼓励她要把握生命好好活下去，才让她有勇气重新站起。戏如人生，1999年，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她发现自己罹患肝癌。没有哭天喊地，而是感谢老天爷，让她在一闪而过的念头下，排除医师的意见，坚持要做检查，因而发现肝癌并及早手术治疗。连续二次如此近距离地碰触生与死之间的那条线，高金素梅对生命比一般人有更多的体验。
手术后一个多月，台湾发生921大地震。高金素梅对灾民失去亲人虽生犹死的痛、以及不知未来要如何活下去的彷徨无助，心有戚戚。「我觉得应该去看看他们，做些什么来协助他们。」于是她与慈善团体走访部落赈灾，然而也是透过这样的走访，让她看到更多部落的困境。在部落民众与亲友的期待、劝进之下，她决定参选。顶着演员的高知名度，2002年，她成为第一位女性原住民立法委员。
过去艺人从政的评价都不佳，因此高金素梅初进立法院时，不论是立法院同僚、媒体或社会大众对她都不看好，高金素梅清楚他们的怀疑，但她不想辩解，打算用行动解除大家的疑虑。
她认真学习，找来好的幕僚，并且不放弃跑部落，因为她认为一定要清楚基层的声音。在3年当中，她跑遍每个部落。「我们带着摄影机，把部落的状况拍下来，作为问政的依据。」
2002年，行政院提出设置「马告（Magau）国家公园」[1]计划。这个计划原来是在1998年到2001年之间，生态保育团体为了保护栖兰山（马告山）国宝级桧木群所推动，他们认为只有成立国家公园，才能真正保护桧木林。但就台湾既有的几所国家公园来看，居住其内的原住民对于国家公园的保育成效与积极度相当质疑，更对其挤压生存权非常反感，遑论再划定一个新的国家公园！由于该案范围含跨乌来（Wulia）、大同（Datong）、复兴（Fuhsing）与尖石（Jianshih）的四个原住民乡，皆为泰雅族地区，为此，高金素梅对于马告国家公园的设立有相当多的疑虑。
「有很多朋友来帮忙，拿国外的案例让我知道，不管是法案、国家公园法、整个原住民历史…，这个案子是我真正学习的开始。」在参酌国外原住民运动的理论之后，2002年8月，高金素梅开始到这4个乡进行60场次的「反马告国家公园」部落巡回说明会。她援引国外国家公园与原住民案例、法令，向部落民众说明，将议题拉至争取自然主权、回复传统领域的高度，并与支持马告的同胞也是当地的意见领袖，就「处长给原住民做」的「共管机制」激烈辩论。一时之间，生态保育与原住民权益似乎发生对立，泰雅同胞的感情产生裂痕。
但在辩论之后，高金素梅还是找来最早催生栖兰（马告）国家公园的生态团体，仔细检视马告国家公园的预定范围，他们发现，真正需要保护的桧木群并未被划入，在另一方面，她也找来学者、专家与幕僚共同就预算执行层面检视，发现该案的真正目的是要准备要大举开发，以招徕游客、增加观光收益。这些惊人的发现，让生态保育团体与原住民团体重新走在一起。
于是，高金素梅发动全台各部落的原住民，集结在总统府前，要求「光复传统领域、反对划定马告国家公园」，这次的街头行动，使社会大众感觉沈寂已久的原住民运动似乎重新点燃。之后她并联合各党立委，成功封杀马告国家公园的预算。
2003年，她开始部落行脚，巡回部落会勘民生建设。不同于一般政治人物只找意见领袖，如乡长、地方民意代表……等吃饭、谈话后立即走人的做法，她认为「真的要走基层，就不应该只找上面的人，如果只找上面的人，就看不到真正的问题。」
透过现勘调查，她了解山区部落在用水设施、道路交通、教育、医疗、就业、生计等各方面的实际状况，发现与政府部门的预算、执行报告有极大的落差。
2004年2月，高金素梅参与「强化国防军购公投」辩论，她指出，军购非但不能为台湾带来和平，反而使台海二岸关系更为紧张；而天文数字的军购费用将吃掉民生预算，政府若要用7,000亿购买武器，原住民宁可把这些武器换成学校、自来水、解决失业这些攸关社会安全的民生照顾，最后她并提出和平「不是以战止战、以武制武，而是要抛出和平引来和平」。
在第一任立法委员期间，她勤走部落，进行教育，如将日军侵略泰雅部落的历史照片送回部落巡回展出；让部落民众发出声音，使这些想法得以反映在政策与法令上，如就国家公园法的修订在部落举办巡回公听会；或是如上述的基础民生设施调查。「到部落里面去，把理念告诉大家，那才是很棒的。」她说。
2004年7月2日，台风造成严重水灾，重创山区部落，当此急需救灾之际，执政当局却不顾救灾的紧急工作，忙于指责是谁造成严重土石流灾情以推卸责任；副总统吕秀莲更是公开出言污蔑原住民滥垦滥伐，并表示抢救他们不是慈悲、灾民不如移民中南美洲开创事业、以及真正的原住民是早已消失的矮黑人……。为了抗议副总统一再用语言暴力践踏原住民尊严、歧视原住民、与不顾原住民的生存，7月17日，高金素梅与数十位原住民前往凯达格兰大道静坐，高金素梅并绝食抗议，却遭警方强制驱离。在未得到执政当局善意响应情况下，7月24日，高金素梅与部落发起「出草」[2]行动，要求「反歧视、争生存」。
7月24日，全台各部落数千名原住民自掏腰包租车，千里迢迢地往赴台北，在总统府前，群众用纸刀、山猪牙象征蕃刀，表达对吕秀莲言论的愤怒与不满，并将传统「出草」转化为争取尊严与生存的意义。高金素梅等人也发表「出草宣言」，以行动争取原住民尊严，除了要求副总统吕秀莲道歉，同时呼吁总统府明确提出原住民政策。
除了透过街头运动争取原住民权益之外，在法令修订过程中，她提出多项事涉原住民权益的法条，并进行修订，如「温泉法」加入「保护原住民族权利条款」、提出「森林警察进用80％原住民」……等。2004年，在初任的最后一年，她结合其它原住民籍与无党籍立委的力量，完成「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制订。「这个法的完成，对原住民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原住民的法，除了宪法保障以外，只有教育法和工作权保障法，其它都没有，基本法是宪法以下原住民族的母法，有了基本法之后才会有子法。」
对于高金素梅第一任的表现，不论是「反马告」、「出草行动」、立法院的问政与修法……等，都受到「作秀、抢锋头」的批评，特别是这当中不乏其它党籍的原住民人士与原运前辈，然而高金素梅不想辩解，「虽然那样的说法对我并不公平，虽然我可以大大的反击回去，但我不想这么做。因为历史告诉我，任何一个殖民政府都是用以番制番的手段对待原住民，以达到统治与平衡的目的，我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的感触很深，在原住民的民族问题、尊严问题、土地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前，我不觉得有谁能把政党放在自己身上。做这些事，是要对自己的良知交代、对部落的人交代、对祖灵交代……。」
2004年，在没有政党奥援，没有大笔辅选经费情况下，高金素梅以多于前次竞选一倍以上的票数顺利获得连任，成为艺人转战立委顺利获得连任的第一人。
第二次访谈：靖国神社行动、面对质疑与未来
郑空空（以下简称郑）：前不久台湾钓鱼台主权争议，中国大陆今年则大幅回顾日本侵华60年。你赴日本靖国神社抗议，在时间上与这些事情接近。这行动如何发起？
高金素梅（以下简称高）：这真的是巧合，因为我2002年就去日本，只是前面几趟媒体没有注意。
2002年3月，我在徐宗懋那里看到这张照片，（会议室中悬挂的照片，一人跪着被处决，身旁的日本军人武士刀起，被砍者的头与身体刚分离，后面站着一排原住民观看行刑），我非常震惊，全身起鸡皮疙瘩，一股热从脚底冒到头顶。从被砍的人的衣着可以知道是泰雅族人，后面有一个人很惊恐；我是演员出身，我很清楚那不是安排的，而是真实的照片。我问徐宗懋，原住民在这块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和很多学者见面，他们给我愈来愈多的资料。
同年4月，媒体报导有几位原住民老人去参拜靖国神社。韩国也有人被送到南洋打仗，这个官司在日本已经打一阵子，他们看到这个消息，就找到我办公室来，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团体对小泉提出控告，你们愿不愿意加入？
那年8月，我们大约5、6人到靖国神社，先去了解状况。我们知道有2万8千多人放在靖国神社，绝大部分是高砂义勇队。遗族要求把他叔叔的名字带回家，靖国神社不答应，他们说，这些人已经是日本的神了，变成一团火球，分不开的。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是日本人，不可能变成日本神。但他们还是拒绝。
2003年3月，我们第一次提出控诉，并要求：1.小泉首相没有做出具体道歉前，不可以参拜靖国神社、2.要求靖国神社将高砂义勇队的祖先除名、3.要求一万日币的赔偿金。我们被驳回，因为他不接受我们的控诉。奇怪的是，韩国与我们的控诉一样，但福冈法院却判决小泉不得参拜，理由是违反日本宪法。
每次去都是按照日本法律打官司，2005年6月17日是最后一次辩论庭，不知是不是祖灵给的灵感，我想，我们说我们不是日本人，但同样是黄皮肤、咖啡色眼珠，要分辨我们与日本人不同，那就是我们的服饰、语言与歌声。
去之前，我们透过外交部与靖国神社联系，靖国神社的回文上写着，只要不超过第一鸟居的范围，他们可以对我们「视而不见」。对我们来说，只要有场所发出我们的声音就好。
6月14日，从饭店出发之后，出现一辆警车引路，把我们引到警察很多的另一个地方，并把我们拦下来，只让我和翻译下车，其它人不准。我们被困在那边，没水喝、不让上厕所。日本警察说，因为他们人手不够，没办法让我们进去，如果我们进去会有危险。我说，我们经过靖国神社的同意，警察应该是驱离那些人，而不是把我们挡在这里。
车上有记者要求下去采访，身为媒体人有采访的自由，可是警察不让他下车，一位记者从窗户跳下去，日本警察就开始打人。因为现场有太多媒体了，他们粗暴的行为就透过媒体传到台湾、香港与全世界。
离开那里后，日本律师朋友帮我们借场地开中外记者会，遗族就用自己的语言，说出父母亲告诉他们的历史，也因为如此，高砂义勇队的事情才会让大家知道。而这已经是我第7次去日本了。[3]
郑：关于这次的行动，台湾有作秀做过头、丢脸丢到日本去、你的政治立场……等反应，你如何看？
高：有这种反应的，是自称最爱台湾的这些人。1895年的历史不是只有原住民的历史，而是台湾这块土地共同的被殖民的经验，也是共同的历史伤痛，他们有很多祖先也为了台湾的尊严，不愿意被殖民、被奴化而牺牲生命，如蒋渭水。我很遗憾他们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出卖自己和祖先的灵魂，我很期盼和他们就历史做理性的辩论，但大部分是说我在作秀，其次是讲高砂义勇队是自愿的。金美龄就说，你懂不懂历史？当时他们是自愿的，而且感到光荣。
在被殖民、被奴化、被洗脑（番童化教育）[4]的客观环境下，如何能说是自愿！
郑：去靖国神社的整个过程，你的想法？
高：透过一次次去，我愈来愈清楚这段历史。数十年前，一些台籍日本兵包括原住民的高砂义勇队对日本提出起诉，要求拿回邮政储金。后来发放时，有3位寿丰村的老人家，忍了很久，说，还是去领吧。他们去到日本，但走不进去，在外面哭说，我们一辈子就要这样子吗？那3人到死都没有领这笔钱，并告诉下一代，他要尊严，他不是日本人。从这段历史可以知道，他们会是自愿的吗？
也有一些爱好和平的日本朋友说，他们不知道靖国神社里面放了被殖民国的人，他们以为里头都是日本军人。有一次，一个日本军人的女儿，她的父亲也是去打仗，她说，我站在这边心情五味杂陈，对你们来说，我的父亲是杀人凶手，但我的父亲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我的心比你们还痛苦，并且对你们很愧疚，我们要共同努力求得全世界的和平，要求日本政府能勇敢的面对这段历史。她还告诉我们，她的父亲曾告诉她日本皇军是如何对日本国民洗脑，她说，我们这些军人的后代也曾聚在一起聊过，很多人以为皇军出征很英勇，其实错了，他们出征时，都喊「妈妈！」；没有人愿意战争的。我听到这位老人家讲这的时候，我上去抱了她。
我不是反对日本人，也不是反对日本民众，而是不希望战争再起。战争带来太多教训，让后代承受太多痛苦。日本军国主义让我们以为他们很勇敢，可是从另一面看，他们不敢面对自己；日本政府若是勇敢，要面对这段历史，我们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洗清内疚，但他们并不接受，反而窜改教科书、扭曲历史、封闭自己的心灵。当他勇敢的去面对，就能解脱，这么长期以来，日本还无法解脱，他如果愿意面对良知，我相信全亚洲就不会纠结在这当中60年。
郑：部落里的人如何看待这事情？
高：高砂义勇队的老人家，若能回来，不是残疾就是心理有问题。他们与外界隔绝，封闭自己，刻意要遗忘这段历史。当我们把老照片送到部落，有一些老人慢慢回忆起，没有参加高砂义勇队的也还记得这段历史，很多老人家都哭了，开始讲，年轻人就听到这段历史。
但也有年轻菁英份子说，你个人怎能代表原住民的声音？我理解他们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这样说。因为太长时间的贫穷，要走到那个位置上，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我理解他们的难处，给他们时间吧。
郑：以下我将提出几个质疑。第一个是，高金素梅真的那么热衷原运吗？以前也没见高金素梅参与原运、关心原住民。
高：这个问题我理解也谅解，因为这是事实。甘地（Mohandas K. Gandhi）、法农（Frantz Fanon）之前也未从事运动，因为他们接受被殖民的教育，当遭受痛苦之后才觉悟。
我没他们那么伟大，但我希望大家理解，我从小不是在部落长大，在教育过程中，不能讲母语，因为我的妈妈没有教我讲母语，更何况我的父亲是外省人；在学校里，我没有被教育原住民的语言、历史，也很自然而然地接受汉族的教育，因此我没有民族的情结。看看原运界，他们从小就在部落长大，而我并非在那样的环境长大，加上我后来在演艺圈，不同的职业、环境，怎么会做这些事？这样的质疑是好的，也给我更大的力量和鞭策，但请给我时间，时间会证明一切。
郑：有人说，你的表现很好是因为幕僚——部落工作队很强，但也有人说，他们把持你的想法与行动，他们的立场有问题，所以导致你的行动偏泛蓝。
高：我人生当中经过那么多挫折，演艺圈给我18年的训练；一个人经过两次生命的挑战之后，你认为这个人的意志会那么容易给人左右吗？请不要小看我的智慧与决心。
部落工作队的成员都是以前的原运份子。以前原运的时候，他们和民进党走上街头，那时怎么不质疑他们的立场？原运前辈中，很多人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换了民族立场，可是部落工作队还在原运的路上走，只不过是他们跟我结合而已。
我刚参选时走访部落，部落工作队也在部落做草根工作与演唱，当时他们斜眼看我，质疑我的动机、我将来的态度，问我要把原住民带到哪里去，这些我都知道，但我需要向他们解释吗？现在也一样，我不认为需要做太多解释，用我的行动和决心吧，很多事情不是一、两天可以看出来的，我相信历史会证明。
原住民运动不分统独蓝绿，只要知道原住民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我的态度。有很多人说，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红帽子、或说我爸爸是安徽人；把人单纯到以血统来论，这与希特勒没有二样。做有意义的事情，要以世界公民的角度，而不是以血液成分来论断，白人都会去协助黑人了，难道会质疑白人的血统不正确吗？汉人就不能从事原住民运动吗？血统不纯正就不可以吗？这种言语，只会凸显他们的愚蠢与幼稚。
郑：「反马告」牵涉原住民权益在国家公园内所受到的限制，以及我们的国家公园是否真的合乎生态保育。然而居住在国家公园内的原住民，即使有很多抱怨，却不愿离开，因为外面的开发是更可怕的。
高：国家公园在原住民眼中倘若是恶狼，国家公园外面的就是老虎，所以他们还是选择在国家公园内，因为最起码还有一些保护措施。要把他们划出国家公园外，国家政策能给什么样的保障？能不能让他们无忧无虑地按照他们的文化生活？如果他们离开国家公园，面对的就是财团，整个经济的大压力，所以他们更是无奈。
郑：原民会积极地想促成各族成立民族议会，把土地交还族人共管，但财团若要把土地拿走实在是太容易了，因为可以买。究竟是要推民族议会或是不要？我们说必须尊重民族意愿，但另一面也是因为尊重民族意愿，一旦财团花钱，将会买得大家心甘情愿。
高：这也是我们推动自治最困扰的问题。很多问题出在于人，一方面是拥有权力的族人有没有民族立场？另一方面是族人同胞能否抗拒外来诱惑？因此，除了推动自治之外，还必须教育族人，让族人同胞了解在历史过程中我们的土地是如何流失的，并且认识到土地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文化的根，如此，问题的出现率才会比较低，否则我会变成民族罪人。我想时间换取空间是最好的方法。
到部落倡导时，手不要进去得太深，可以从旁抛出每一个人都能够思考的讯息；当他能够提意见，表示他能思考，当他思考时，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困境是什么，这是我走部落的方法。他能思考，危险性就少。
郑：有关出草事件，吕秀莲并未直接指明是原住民，为何高金素梅的反应会这么强烈？高金素梅带着原住民上街头，模糊了救灾焦点。
高：即使是针对整个灾区，自称民主斗士、既是副总统，又是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召集人，以她的身份，就不适合用如此粗暴的语言来对待受灾同胞。第二，她虽然没有说是原住民，但后来二天她讲的话是对着原住民。
她往往都是如此，不承认自己不对，都说是媒体误解、断章取义。身为公众人物，言行举止要非常注意。台湾有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可以做很好的示范，告诉下一代说，做错了就要认错？认错不是不好的事，反而展现了勇气，这是现今社会最需要的教育；教育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每一个公众人物的身教。有关这批评，我不需要做太多解释，历史会有公评。
对于模糊救灾焦点，如果这的确是灾区民众的感受、有因为我的行为而模糊救灾焦点的话，我道歉，虚心接受。但我认为除了物质以外，精神尊严是需要的，因为尊严会跟着人或族群一辈子，我不是说物质不重要，对我来说，灵魂比外来的物质重要得太多，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走上街头。
郑：能不能说说去石门水库集水区现勘的情形？
高：这大概又可以回到吕副总统。吕副总统在没有很清楚了解的情形下，居然就叫大家不要吃水蜜桃，说水蜜桃造成崩塌。这二次风灾后我们进去看，石门水库的问题不是来自拉拉山的农民，有94％来自国有林地，6％才是来自原住民土地，而6％的原住民土地崩塌在哪里？在建了拦砂坝以后。拦砂坝淤积土石，盖住整个河道的岩壁，当大水来时，水位提高，一再再冲刷旁边的树木、泥土，致使上面崩塌下来。
为何农作物崩塌得没那么多？因为有人照顾。虽然有超限利用，但超限利用是否是罪魁祸首？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反而是没有管理的国有林地崩塌得很厉害。没有管理是谁的错？林务局怎能没有管理而任其自然崩塌？难道林务局的功能只是种树吗？
如果吕秀莲愿意和我一起去，她就更应该跟原住民道歉，跟复兴乡与尖石乡的农民道歉，在还没搞清楚状况之前，副元首不应该讲出如此不理性的话。
郑：你认为原住民未来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或危机是什么？
高：还我土地。政府、学者派代表出席国土规划，比较有良心的学者建议划定原住民自治区，结果发现原住民自治区居然占了全台湾46％的土地面积，这时有一些人跳起来说，这些土地给他们还得了！当有决策权的人这样思维的时候，可见得原住民的未来仍十分艰辛，那怎么办呢？总不能坐在这边等人把礼物给我们吧？原住民的运动还不够，教育还不够。很现实的是，我们只有2％的人口，如何让98％的人口都来支持、理解我们，这是我未来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仅仅是在街头，街头是最后一个步骤。我最近在读甘地，他说非暴力的抗争，我很认同。
以前我的抗争很不给对方面子，现在要换一些方式，同时我也要再充实我自己，才知道能给别人什么。一直上街头，人总是会麻痹，所以要考虑用别的方式。
郑：原住民族基本法虽已出炉，但到现在为止，施行细则与所有相关子法也还未出来，由于这个法限制了地方政府在原住民地区的所有开发行为，地方反弹厉害，但立法委员动不了地方层级，未来有什么动作，可以让原住民族基本法真正成为利刃？
高：基本法完成后，有廿几个子法要订出来，这当中最有争议的就是土地法。原住民土地包含二个部分，第一个是传统领域，这牵涉了公部门愿不愿意释放出土地权，另一个部分则是原住民保留地。相较于传统领域，原住民保留地相对地复杂许多，而地方上的反弹，主要是在原住民保留地的争议上。
我正期待地方上的反弹，如果没有反弹就不会造成话题，没有造成话题就没有平台可以把我们的历史讲出去。原住民族最大的困境，就是历史没有让大家真正的理解，我们既要让汉人朋友了解，也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原住民的土地是怎么流失的。我觉得太长的时间原住民的议题没有被大家讨论。
我计划成立一个结合原住民、专家学者的团体，来检视县市政府的原住民政策。统筹分配款到地方后是依照人口比例分配，原住民地区幅员辽阔、人口少，往往只得到0.0几而已，但绝大部分的县议员并未被训练到可以审预算、左右政策，更重要的是因为人数少，所以原住民权益完全无法被提到台面上说。我想筹组这样的团体，来监督统筹分配款到县市政府之后怎么用，并把数据交给中央，想办法让统筹分配款受到评比的影响来分配预算，要不然中央也是一个头二个大。
前面3年，我是在学习当中做事，能做能看的都还是表面，很凸显我个人特色，但平心而论，比较浮面。现在是第二任，我想我还可以做得更深入。演艺圈的训练，说实在的，是我从政最好的训练场，一个好的演员要有高度的热情和敏感度，如果没有敏感度，就无法揣摩要扮演的角色，好的演员和差的演员差别在这里。从政也是如此，敏锐度不够，就很难感受选民要的是什么。
但是，要试着让族人自己学习。我们族人同胞长期以来，碰到问题就习惯找人帮忙，你可以说他没有安全感，这还算是好的，但不好的部分是他们不尝试面对；没有办法让他学习成长会害了他。因此我要求助理，处理陈情案件时，要站在从旁协助的立场，告诉族人如何面对，让他们从中认识法律，以及自身的权益，因为每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是学习的机会；我们不能够每一只手都插进去，要不然会让族人忘记自己的生存条件。
后记
采访高金素梅并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她过去的演员身份会成为访问者挥之不去的阴影，面对她的时候，即使她再诚恳，我仍不免犹豫她的响应是真，抑或是表演。在理性层次上，我承认一再提及过去的演员身份对她而言并不公平，因为她的言行总是会被归因于这个过往身份，并连带地引发许多质疑，但是，做为访问者，我若不能看到其它人的质疑而行诸于文，那么，这层质疑便会转于我身；反过来说，倘若因为这些质疑，对她处处打问号，带着既定的看法下判断，那么，我的访问不只荒谬，且是打从一开始就不需要。
是的，访问高金素梅，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她这个人，还包括自身与外在所设下的障。我能穿透这些障吗？在重重关卡中，我能写出什么、让大家看见什么？为了高金素梅，我失眠很久。我能否一方面做为高金素梅的解读者，让他人观看我的解读，同时在另一方面做为一面镜子，只是单纯的反映，由观者自行解读镜中人物？也就是说，是否把访问者本身可见与未意识到的问题呈现在观者面前，同时让受访者自己讲话，会是较为适当的书写策略？
我与高金素梅总共进行二次访谈。第一次在2006年，当时她刚连任成功，之后我写下一篇短文，那篇短文除了记录高金素梅在第一任期间做过的事之外，也间接呈现了我在访谈后对她的理解，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我的立场偏颇、被蒙蔽。第二次访谈则是在她第二任会期休会期间，马莎台风甫过，她至石门水库上游集水区现勘崩塌状况，刚回到台北办公室，还来不及休息，即接受访谈。而在数个月前，她与高砂义勇队遗族至日本抗议，要求将祖先自靖国神社带回台湾，此举自是在媒体上又引发一波争论。
除了过去的职业——做为一位明星之外，转换跑道后的高金素梅，不论你同不同意她的行动与言论，她仍然是受到注目的新星。我关注的是她如何在3年多的时间里，成为立法院与原住民运动发展过程里的新星。因此，我将这份数据分为二个部分：第一次访谈后写下的文字，与第二次访谈的记录。此二者，既是时间向度上的连续，也是交互参照，透过这样的方式，或许观者能在其中找到她为何如此做、怎么做……的蛛丝马迹。
引文
「真的要走基层，就不应该只找上面的人，如果只找上面的人，就看不到真正的问题。」
和平「不是以战止战、以武制武，而是要抛出和平引来和平」。
我不是反对日本人，也不是反对日本民众，而是不希望战争再起。
我最近在读甘地，他说非暴力的抗争，我很认同。
演艺圈的训练，说实在的，是我从政最好的训练场，一个好的演员要有高度的热情和敏感度，如果没有敏感度，就无法揣摩要扮演的角色，好的演员和差的演员差别在这里。从政也是如此，敏锐度不够，就很难感受选民要的是什么。
[1] 原名为栖兰山，而原住民称其为马告山。「马告」意指山胡椒，为了要成立国家公园，政府遂采原住民语。该山区横跨台北县、宜兰县、桃园县与新竹县。
[2] 指猎首。
[3] 赴日控诉行动，在2005年9月30日获得初步结果：大阪法院判定日本首相小泉违宪，但驳回道歉和赔偿要求。对此，高金素梅表示，会持续公开当年日军对台湾原住民的罪行，直到日本政府反省、道歉、赔偿为止。
[4] 日本据台之初，原本打算以武力歼灭原住民，但因原住民居住于广大山区，且剽悍勇猛，不易消灭，日人遂改采同化政策。殖民政府在部落广设「番童教育所」，教授番童日语、息染日式礼仪、以恳切态度面对统治者，并大量印行《改姓名读本》、《台湾志愿兵读本》……等，激励原民青年从军，提倡经由「皇民练成」思想，对日本及天皇绝对效忠，如作为「天皇赤子，欢欣以效死」……，而经由番童教育刻意栽培的青年，日后在原民社会成为日本统治者的化身，协助进行同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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