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华 (中国)


农家女  百事通(谢丽华)

文:(曹疏影)

 

中国将近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不了解农村,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

 

中国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

 

……

 

近年来,随着农民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这些关于「中国现状」的描述几已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可是,即使在农民这个曾饱受忽视的弱势群体内部,还有一个更为边缘的群体——农村女性。她们虽人数众多,但农民加女性的双重角色,使她们遭受着身份和性别上的双重歧视。

 

无论留守乡村还是走入城市,农村女性的处境似乎都比同一性别的城市女性和同一身份的农村男性,更为尴尬和微妙。大量案例显示,在普遍存在的残暴、强权、唯利是图、冷漠、麻木和歧视之中 ,她们更容易缺乏信息资源,更易受到机会不均等各种不平等待遇,她们更容易被社会风气和传统思维「教育」或塑造出自身的脆弱和自卑,她们更容易欠缺自我保护能力,她们的形象更容易遭到大众媒体模式化、喜剧化的「想象」。

 

一年又一年,故事悄悄发生着……但即使就在我们身边,却也未必为我们听到、看到。准确地说,这里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与一个生命息息相关的「事实」。一个人如果对这些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她/他必会为这社会而不安。随之,脆弱者会绝望;自大者会反转身给予她们同情式的「帮助」或姿态性的「教育」;但还有一种人,会拨开一切诸如此类的迷雾,正视事实,发掘问题,从力所能及的做起,尽最大能力去解决问题。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这第三类人永远不够。何况同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她/他们真的还太少。然而,谢丽华和她身边的同事便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从1993年创办杂志《农家女百事通》至今,十余年的时间里,无法统计她们接到过多少封寄自全国各地的信件,紧急救助过多少找上门的农村姐妹,又通过办杂志、办学校和推进农村女性发展项目令多少农村女性受益。对于她们的故事,谢丽华了解得足够多;对于她们的处境,她将心比心。她和她的同事们给予这些农村女性的,不是同情,而是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我们来到谢丽华位于北京平安大街的办公室时,难免想起离此不远便是北京近年新兴的时尚「浦点」——后海(什刹海)。而那里的红灯绿影,与眼前这位说话做事雷厉风行、却又十分平和朴素的女人,与她口中的「故事」,却又如此遥远。

 

从一本杂志开始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陆政治空气骤然紧缩,在政府的鼓励下,追求经济效益上的成功成为全国上下最为突出的公众意识,有志于此的人们正蓄势待发,目光纷纷瞄准大中城市——它们不仅是生活时尚的引领者,更加意味着机会和财富。谢丽华所在的《中国妇女报》也正开始提倡员工自己办公司,好让报社可以发展第三产业,能够多种经营。

 

此时的谢丽华刚过不惑之年,有着14年的行伍经验和8年的记者经历,无论精力还是经验、阅历,都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期。创办一本自己喜欢的、愿意投入热情的杂志,几乎是每个媒体人的美梦。然而,今天回忆起来,谢丽华坦言自己当初并非一下子就想到为农村女性创办一本杂志。其时,她正同朋友一起开办一家服务于北京大龄女青年的「单身俱乐部」,便想办这样一本关注大龄女青年婚姻问题的杂志。报社很支持这一想法,因为预测它将有很好的广告客源和经营前景。但这一想法遭到反对:「上边绝不会支持,因为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全国妇联书记处分管宣传的书记却告知谢丽华,为了配合妇联开展的「双学双比」(「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活动,有一本名为《农家女百事通》的杂志刊号早在1990年就已申请下来。只是在这个人人都向大城市、国际化、高科技看齐的年代,没人愿意办这样一份听起来就「土」得掉渣的杂志。

 

农村妇女,谢丽华对这个群体并非全然陌生。在《中国妇女报》当编辑时,她就从历次采访中了解到农村妇女的困境之一就是没有书看:「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上过高中的农村妇女,在云南,她结婚生子已经13年了,没有再看过书,原因一个是从早忙到晚没时间看,一个是没书可看,只能看孩子上学的书本,花花绿绿的妇女期刊都是给城里人看的,离我们很远。还有一次在河北采访家庭教育的时候,和妇联评出来的好家长座谈,我问她们你们给孩子讲什么故事,她们说还是讲狼外婆和雷锋叔叔,没有新故事可讲。」在经济大潮中,有多少人认真关注这些既是农民又是女性的边缘群体?谢丽华接下了这份「不合时宜」的杂志。

 

为了进一步考察创办这本杂志的可能性,会有哪些人读?应该办成什么样?谢丽华回了一趟山东老家。她母亲的一脉亲戚仍居住在那里。「如果去采访,人家会专拣好听的讲,回到老家父老乡亲里人会和我说心里话。我找到自己出生的老房子,在那里照了张相,感觉一下子踏实了。我办事一定要找到办这个事的感觉。因为别人不相信你在大城市里漂着,能办出个让农村女人愿意花钱买者看的杂志来。当我和姨家的几个嫂子弟媳聊起家常,当我在出生的小屋门前照了相,我的心才一下子落了地。我知道我本来就是她们之中的一员。有了这种平和的心态,我就知道这个杂志应该是什么样子了。」于是,在杂志创刊伊始,谢丽华就将办刊方针设定为「办一本贴近农家姐妹心窝子的杂志,让农家女成为杂志的主角」,「从封面到内容,我们的口号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在经费上,虽然报社并不宽裕,但还是给谢丽华投入了6万元开办经费。「6万块钱起步,一切都要精打细算,报社印的宣传画和我们一样大小,1块钱一张,我就到印刷厂一点点抠,最后抠到5毛钱一张,印刷厂问我到底是给公家干还是给私人干?」

 

在发行上,谢丽华首先想到的是借助妇联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利用全国妇联开展的『双学双比』活动,让上面发个红头文件,只要有百分之一参加『双学双比』的妇女(当时统计有1亿3千万妇女参加『双学双比』)订阅杂志,它就会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妇女杂志。」可是一年下来,妇联帮助订出的杂志只有50多份(一年12期,称为1份),第一年杂志的总发行量是16,000份。「因为我在《中国妇女报》已经8年多了,跟好多基层妇联建立了联系。当时我们还大胆推出了一个发行政策, 发行一万『百事通』,来年下乡有车送(奖励一辆北京212吉普车);发行5,000『百事通』,办公打字用四通(四通电脑打字机)。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基层妇联帮我们做发行。后来,给我们发红头文件的全国妇联的一个部长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真的市场经济了,红头文件、行政命令都不管用了。』」

 

真正的困难仍来于「人」本身。筹备阶段,谢丽华兴致勃勃地问了一圈报社的同事,却没人愿意同她做,编辑和记者们大部分都是城里长大,一本又姓农又姓女的杂志很难让他们找到兴奋点。期间,一个好不容易答应帮助谢丽华的同事却又突然反悔,谢丽华遭受了创业的第一次打击:「当她把已经搬来的办公桌又搬走的时候,我一下子掉泪了,我觉得这是一本很有发展前途的杂志,可人家并不这么看。」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发现农村姑娘韩春。韩春本来是给谢丽华认识的一个朋友家帮忙做些家务,但她很爱学习,很爱写东西。经推荐来到谢丽华处,听说办这样一本杂志非常兴奋。于是,原来在雇主那里管吃管住月薪150元的韩春,便成为《农家女百事通》管吃管住月薪160元的编辑。谢丽华从家里拿来一张折叠床,韩春就在编辑部住下了。因为和农村妇女心心相印,韩春成长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的编辑,她主持的专栏《春子姐姐信箱》深受读者好评。此后,陆续又有更多的农村女性参与进这本杂志,成为它的作者和通讯员。

 

全球化思维和本土经验

 

创办杂志初期,谢丽华的想法还仅仅是为农村妇女姐妹办一份她们需要的杂志。具体运作上最紧迫的问题当然是资金。最初的6万元很快就用光了,积极引资又险遭商人欺诈。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杂志顾问吴青教授给谢丽华推荐了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白梅。经过洽谈,杂志上增加了生殖健康专栏,白梅当即答应一年可以订1万份杂志,并由杂志社发送到全国各县乡妇联去作宣传,而且连订两年。这样,《农家女百事通》一年便得到了9万6千元经费。杂志「有救了」。

 

这样,在福特基金会的扶持下,在谢丽华和同事们的努力下,第二年《农家女百事通》的发行量就达到了5万6千份,第三年达到8万份,1997、1998年甚至达到22万份,据调查每本杂志约有7个读者,那么《农家女百事通》读者就有了几百万人。

 

除了经济上的帮助,福特基金会这位负责女性生殖健康的项目官员白梅还带给谢丽华一些几乎是全新的理念。此前,《农家女百事通》有一个名为「寻医问药」服务性的小栏目,但从白梅那里,谢丽华接触到了诸如「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最有权对她负责,不要把她交给医生和男人」等有关女性生殖健康的观念。于是,谢丽华在杂志上开辟了专门讨论女性生殖健康的专栏,向读者宣传女性大健康的理念。

 

也是通过福特基金会的推荐,谢丽华开始了解全球妇女运动的历史、现状、最新动向以及各种行之有效的推进妇女发展的工作模式。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后,谢丽华陆续走访了泰国、西非塞内加尔、印度、越南、孟加拉国、韩国、墨西哥等欠发展和中等发展国家,也走访了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参观、学习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NGO妇女组织,同她们交流与分享。

 

「这样我的思路就打开了,我才知道世界妇女运动是怎么个搞法。此前,我只知道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概念,因为做传媒,也没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妇女运动的推行者。那时,提到妇女解放运动,我以为都是老前辈们做的,是全国妇联做的。出去之后,我才发现人家的妇女运动都是自发的,是妇女们人人参与的,是不同利益的妇女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权利的。」

 

眼界的打开促使谢丽华更深刻地认识到世界妇女遭遇的共同困境,男权社会的暴力是从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施加于女性身心之上的。反观中国,那些生长在农村的女性就成为这些暴力最直接、最普遍的受害者。生活中,她们除了要承受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还被传统男权思想规定的标准妇女形象所规整、教育和压抑;政治领域中,未经性别立场检验的官僚体制和社会制度轻视、剥夺着她们的选举权和决策权;经济领域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年轻女工经常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首要剥削对象和牺牲品;文化领域中,农村女童远比男童更容易被剥夺进入学校的权利,从而加入已然十分庞大的农村女性文盲者的队伍……。

 

「农村妇女发展中最大的障碍是脱贫和教育。这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世界性的,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对我们来说,只要抓住这两个环节,并且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抓出成效,我们就融进了世界妇女运动的主潮流。」

 

从此,谢丽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工作的特殊的性质和意义,她渴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做更多的实事。「我看问题、想问题的角度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只办杂志,要有些更具体的行动」。于是,她们从中国农村女性最真实的苦闷和挣扎入手发掘问题,将国际理念与她们一流的本土工作经验相结合,并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和她的团队主动配合、申请多个国际NGO组织针对中国农村女性的扶贫、扫盲、教育、卫生、自杀干预项目。

 

步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人口入城打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也有一些《农家女百事通》的读者来到北京打工,遇到困难和委屈便主动找到编辑部求助。「我们就发现打工妹这个群体特别容易受伤害,而且受了伤害都不知道去找谁。中国是按户籍管理,你是安徽的就要回安徽去上访,可是安徽又觉得你是在外地出的事,他们管不了。」于是,1996年谢丽华在北京创办了「打工妹之家」。一开始,很多打工妹得知这个信息后,因为各种原因不敢或不愿前来参加这个组织,谢丽华便和她的同事们自行联系了11家家政服务公司,又亲笔给打工妹和雇主分别写信,发出2000多封信件。打工妹之家成立那天,有128个打工妹成了第一批会员。这些打工妹来到这里,通过沟通、交流和培训,建立自信,发掘自身的潜能。2002年,「打工妹之家」招募律师志愿者成立了「打工妹维权小组」,设立了打工妹紧急求助基金,「对那些受到意外伤害、工伤、被强暴、失业后无家可归的打工妹进行临时性的紧急救助,并对她们进行法律援助或媒体支持。」与此同时,为了「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劳动法》的修改」,她们还召开两年一次的全国性的「打工妹权益问题研讨会」:「每一次我们都邀请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参加(当然能请到他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目的是让他们能直接听到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

 

有使命感的人不会停止发掘问题的脚步。在为打工妹服务的过程中,谢丽华等人发现很多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后,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上一时都难以「适应」,又有许多农村妇女来信说想学技术但找不到学习的地方。适逢杂志内部正在商议她们的几十万积累资金做何用途,谢丽华便联想到自己曾在孟加拉国访问过一个「妇女就业培训中心」,于是,她萌发了办一所为农村女性进行针对性的短期培训的学校的想法。1998年,「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在北京北郊小汤山一家报废的皮件厂落成。迄今为止,这所学校「一共举办各种培训办122期,培训学员4135人,其中贫困地区辍学大龄女童就业技能培训班40期,免费培训1,000余人,将近一半的学员留城打工就业」。摸着石头过河,7年下来,谢丽华和她的同事们已经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功的培训模式,她们期待能将这套培训模式推广,让更广大的农村女性受益。

 

此外,12年来,谢丽华还主办了11次各种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全国性研讨会,并出版了各种专集15本。通过这些手段,她们呼吁更多的人从理论和实际上关注农村妇女这个边缘群体,积极促进大家反思我们这个社会中依然存在、并经常横行的各种男权主义及其变体。

 

从性别意识教育入手

 

对于农村女性问题,谢丽华根据常年与她们交往的切身体验,发现农村妇女问题的深层心理原因在于:长期的负面信息造成她们对「自我」的否认:

 

「每次我去农村采访都能碰到,谁家的女儿跳河了,谁家的媳妇上吊了。让人奇怪农村妇女怎么这么容易就死掉呢?有一次我们去一家采访,她家正在办丧事,原来她家里的媳妇在我们去的前天刚死,留下两个孩子,一个还是满地爬的,一个刚四五岁。她的丈夫已经麻木得不行了。而她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丈夫在县城里给人做饭,她种着地还要带孩子,丈夫就说你别种地了,到县城里来我的工资也能养活你,她说我怎么能离开土地,我们都走了就没有家了,也就没有根了,于是就和丈夫争吵,两口子谁也说服不了谁,丈夫前脚走后脚她就喝了农药。这样的事情太多,我们知道国外自杀更多是因为抑郁症,我们了解的农村妇女恰恰相反,70%以上是冲动性自杀,就是为了一句话或者和谁吵了架就自杀。甚至有你想象不到的原因,比如一个女孩就是为了一个手机自杀:她把舅舅的手机拿来玩,觉得很稀罕,但不小心弄丢了,回去以后她家里觉得这手机是根本赔不起的,她妈妈就骂了她,她自己也特别害怕,不知道怎么跟舅舅说,就这样一个16岁的孩子就死了。没有比挽救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于是,我们开始搞『农村妇女自杀状况调查』,在杂志上登一个启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下子就收集了300多个这样的故事和线索,我就聘了一个记者专门在这300多个典型里选出20几个来,一个一个去走访,走访家庭,亲人,有些是自杀未遂的,就走访本人,后来出了一本《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开始分析这么多冲动性自杀除了现实原因之外,还有没有深层原因,后来发现深层原因就是妇女对自己生命的轻贱。在农村,有的女孩子连出生的权力都没有,所以性别比例失调。女孩出生了之后又都是在负面的环境中成长,所有人都说你就是个丫头片子能做什么,你就是个赔钱的货。于是,女孩子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如男孩子生命有价值。所以,她们特别容易轻贱自己的生命,觉得她的生命不值得尊重。」

 

于是,谢丽华发现,农村妇女发展工作一方面固然要从「外部」入手,为她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技术、机会、资金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内部」,帮助她们树立自信,建立关于「性别」和「自我」的正面认识。在她主张贯彻于所有农村妇女发展项目的「五个意识」(性别意识、公民意识、参与意识、学习意识、行动意识)中,性别意识居于首位。「在任何项目中,我们都尤其重视性别意识的培养。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要让妇女自己看得起自己。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别人才能也看得起你。」

很多参观过谢丽华主持的「打工妹之家」和「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的人都会问谢丽华:为什么这些农村女人一个个地都是低着头走进你们那里,出来时就变得神采飞扬了?谢丽华回答他们:「其实,农村妇女就象没有开采的一座矿山,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矿石开采出来,让她们本来能够发光的就让她们发光。培训其实就是开发她们的潜能,所以每次培训,我们都会有惊喜。我和她们说:培训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们可能都受过社会上好多好多压力和成见,我们想做的就是把这个盖子揭开,给你的头脑打开一个缝,让你们本身就有的潜能,你们的热量,喷薄而出。因为所有社会上对她们都是负面的压力:电视剧、小品上的农村妇女都是可笑、愚昧、无知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骂人张口就是『简直是个农民』。我们告诉她们这很不公平,让她们还自己的本来面貌。这样的培训之后,她们真的会发生变化。在鼓励农村妇女参政议政培训班里,我们设计了一些小品,让妇女们设身处地地把小品演出来,让她们自己解决问题。她们演得真好,完全没有城里人的做作,非常真实,很快就进入了场景。」

 

为了保持和农村女性最紧密的精神联系,谢丽华除了常年走动在农村了解第一手情况,还非常注意农村女性参与工作的构成比例。除了杂志社的韩春,「打工妹之家」的6名工作人员都曾经身为打工妹,「农家女学校」除了一名聘用的校长,其他也都是来自这个群体自身,有的本来是学校救助的对象,学习后留在学校工作。她们的经验和感受成为最好的教材,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这支工作队伍能够与她们的服务对象进行「心连心」的交融。

 

 

官僚暴力和对策

 

如果说农村女性遭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暴力,还是比较显形的社会暴力;那么,在民主化进程在中国迂回推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隐形的暴力——即历史性地伏匿在很多中国人思想深处的官本位思想和对官僚体制、官僚作风的默许、盲从、纵容甚至支持。这种暴力式思维的存在,成为谢丽华开展农村女性工作时的严重障碍,也成为农村女性的真正需求和利益被无情忽略、牺牲的一个「病根」。

 

比如,在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中,由于妇联领导都是「上头」任命,因此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自上而下以「政绩」为上的工作方式极为普遍。报喜不报忧、上报虚假数字,诸种情况之严重,谢丽华用了「病入膏肓」4个字来形容。在这样的工作方式下,农民难免也以「应付」的态度来对待「上面」下来的人,她们很难相信真正有人是从她们的利益着想,渴望为她们做一点实事的,一旦遇见「上面」下来的人来搞活动,「她们就觉得不定是谁又想升迁了,要在这里搞点政绩出来,那我们就配合你给搞个政绩工程就是了。」

 

对于这种情况,谢丽华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妇联工作应注意的「三个转变」: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妇女参与式;由轰轰烈烈的运动式,转变为扎扎实实的项目式;由锦上添花的表彰式,转变为雪中送炭的帮助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自下而上」。「我们已经太习惯了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了表彰先进的工作方法。在作决策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去倾听基层妇女的意见,尤其不会去倾听弱势妇女群众的意见。当我们真的扑下身子注意『倾听』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另我们兴奋不已的『新大陆』,原来我们是可以这样工作的」。

 

在推展扫盲项目时,谢丽华就遭遇了她们的「集体」欺骗。1997年春节,谢丽华和同事去到某县了解扫盲情况,「这个县是全国的妇女扫盲先进县,她们的妇联主席是100个扫盲标兵之一。我去了之后,她们就想我们全国的奖都拿来了,对你还怎么着呢,然后就欺骗我,象演戏一样。」她们按学员名单查访到一个叫「王素平」的妇女家,「到了『王素平』家,『王素平』不在,她丈夫接待了我们。我问他这是王素平家吗?他说不是。我问他叫什么,他说他叫邢盛。我又问他妻子叫什么,他说了个名字我没听清,我拿出笔和纸让他把他们夫妻的名字写下来。正在这时,他的妻子回来了,一进门她就大声叫嚷『我叫王素平』,我告诉她:你的丈夫说你不叫王素平呀,她一边推着她的丈夫一边蛮横地说:『他根本不知道我叫什么,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问: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她说十多年了,我越发惊奇,十多年的夫妻丈夫不知道妻子叫什么名字,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同去的中国妇女杂志社的顾大姐也沉不住气了,她问那个已不知所措的丈夫:你知道你的老岳父姓什么吗?『不知道』,在场的人无不瞠目结舌。那位妻子恼羞成怒,恨恨地教导她的丈夫:『我不是告诉过你姓王吗?』看着这一出人为导演的闹剧,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们千方百计从外面找来钱,舍家撇业跑到这里来扫盲,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愚弄?而目睹这一切的乡妇联主席却十分坦然,她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男人不知道女人叫什么是正常现象……晚上回来和县妇联交换意见的时候,她们也很难为情,她们一再解释,这个县已是全国脱盲县之一,乡妇联没弄清你们的意图,怕你们检查出几个真文盲来给县里抹黑。」这种弄虚作假在农村妇女扫盲工作中绝非个别情况,从读者来信中,谢丽华知道有的地区让学生代文盲答考卷,答一张给一块钱,或者答五张管一顿中午饭,「很多打工妹说我在家里就做过这样的事,而且告诉我们不要把字全写对了,有几个错字才象真的」,「有的扫盲班学员是清一色上过高小以上的人,真文盲根本别想进扫盲班。」

 

事实上,这种被默认为合理合法的下欺上瞒方式,在谢丽华开展的几乎所有农村妇女基层项目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方面是现有体制和与之适应的陈旧观念,一方面却是真心想为农村女性带来帮助的热情和愿望,如何协调两方面的矛盾以确保项目的有效开展,如何选择、说服农村妇女和基层妇女干部与自己合作,所有这些都非常需要柔韧而高明的技巧。而这些,正是拥有丰富的本土生存经验的谢丽华等人独有的「资源」,也是她们成功开展工作的保障。在所有「技巧」中,和农村姑娘、大嫂面对面地「掏心窝子」,将心比心,往往是最为有效的,用这种方式也最能调动起妇女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此外,「勤快」地督察也是一种辅助措施。「在做扫盲工作时,我同她们说我们不要政绩、不要达标,也不是为了评比,就是要实实在在地为自己的姐妹做些事情。我们知道在农村文盲妇女一定是最贫困的妇女,他们没法出门,她们没办法应对市场的变化,所以才要扫盲。我们就从她们最需要的字开始写起,我们会检查老师收到讲课费没有,会去一个个班进行督导,看文盲妇女坚持学下来的有多少人,察看她们的流失状况。」8、9年来,谢丽华等人已经做成一种行之有效的中国农村妇女扫盲模式,她们希望这个模式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因此,有学者评估时认为谢丽华等人的组织是「不是原来固有的,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镶嵌在现有机制上的一部分」。

 

十几年与这种暴力式官僚思维打交道的经验,让谢丽华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想对整个状况有所改善,就必须根本性地从章程上进行改进。「目前,村妇代会的选举仍未实现普选,只是由村妇女代表进行选举,而实际上仍是上级指定,妇女代表选举就是空话,这样委任的妇代会主任就可以对上头负责,对下主要做计划生育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有些经济补贴给她们。」而谢丽华主持开展的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就改变了这种方式,通过让妇女们共同参与来推选出小组长。但这样却又遭遇到另外一种状况,通常,妇代会主任也同时是小组长的地区较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反之则很困难,因为觉得「不是名正言顺的」。虽然这种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影响全局,但谢丽华认为她们从基层做起,对妇女参政的培训就是为这种状况的改善做出自己应做的一份贡献。「我们就和农村妇女讲咱们现在让你实行你公民的一票,这权力我们现在都没有,我们可以选人大代表,但是代表能不能和我们利益紧密相关还是一回事,比如我们报社现在还没有权力在200多人中选出我们的总编辑和社长,可是现在这个权力给了你,你一定要非常珍惜手中的一票,因为民主现在是从最基础的农村开始的。选举时,你们不要丈夫让帮你去投票,或者你们觉得选举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通过培训妇女们的参政热情和参政能力,参加投票的妇女的比例大了。」

 

在河北满城县妇联合的培训实践中,谢丽华和众人共同摸索出一整套有效的农村妇女参政议政培训方法,其效果可以用简单的一组数字来说明:「满城县有204个行政村,在2000年的换届选举中,妇女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的仅为3人,占1.5%;184名村妇代会主任进两委的仅为59人,占32%。培训之后,在2003年已完成换届选举的164个村庄中,妇女任正职的增加到 8人,占4.9%,妇代会主任进两委增加到71人,占48.2%,还有17名参加培训的妇女当选为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中有不少妇女是自己投了自己一票。」

 

上升到制度层面后,谢丽华开始这样认识自己的工作:「实际上,做农村妇女的发展,我觉得是整个公民建设的一部分。在整个国家推进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中,我们是在做最基础的工作。基础做的越好,底子打的越牢,国家未来才会越好。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民主法制的社会,才是真正民主法制的社会。」

 

同时,她也认为现在的努力对比整个国家的状况而言,其作用仍然可谓杯水车薪,可是,能做一步就做好一步。现实永远非难着理想主义:「有的妇联主任和我们做了好几年项目,告诉我,和我们做事会得到工作上的快感和农村妇女的认可,但她们又说,可是我们也会跟你一样多少年得不到提拔。有的非常能干的妇联主席,因为不会做另外一套,年龄到了也就这样退休了。我在报社副总编的位置上已经做了11年,我觉得我很满足。可是人家妇联主任在底下如果干不到一定位置,50岁就退休了,再上一个格就可以55岁退休。所以有些人说我们得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还得应付上头,不然我们总是说真话,每次排队总是排到最后,另一条腿就和你们做实事。这种态度我觉得还行,起码我们的妇女也是受益的,如果不按照那个体制去做,我们没办法解决这些合作者的升迁、待遇问题。」任重道远,但她们努力着。

 

把事业下来

 

从事农村女性发展工作多年,谢丽华自言这个工作真是魅力无穷,不仅十几年都没做腻,反而越做越有兴趣。

 

「有时,我也会作为《中国妇女报》的副总编去中宣部开会,那里的气氛非常严肃,因为不能说自己的话,甚至根本不能说话。参加会就是为了听上面表扬了哪些东西,批了哪些东西,然后回来照本传达。有些人到了那种场合就很兴奋,我就不行,但我到了农村就兴奋,和那些农民朋友在一起不用弯弯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将心比心地交流。」

 

从起步到今天,谢丽华当然受过各种各样的委屈。因为整天做这些「编外」工作,多少也会影响报社的份内工作,领导们当然会看在眼里;因为经常和一些国际基金会打交道,全国妇联也不会没有任何想法,甚至于国家的安全部门也会找到她。可是,她坚持认为「这些都能过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她的先生说她有宗教情绪,她自己觉得这么说也无不可,因为这桩事业虽说不是宗教,而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她难道不是把使命当成了自己的宗教吗?

 

今天的谢丽华已经不是那个当初刚刚创办杂志,天真地希望《农家女百事通》能有一幢自己的大楼的那个谢丽华了。十几年过后,今天的她更加沉稳,以理想主义来做最实际的事情。目前,她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把自己的事业「留」下来:

 

「现在越来越觉得人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好,并能把这件事留下来,才叫做了一件事。如果你不在了,这个事就没人做了,没有将事业的遗产留下来,就等于半途而废。如果你走了,这个事业发展的更好,那才叫你这辈子作了一件事。现在我们这拨老一代做NGO的人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让机构持续发展,怎么才能持续发展。创业的时代是英雄时代,而让机构能持续发展,就要过渡到无英雄时代,依靠制度来发展。所以,我现在最希望就是把机构理顺,制度建立起来。由于年龄和精力的原因,我希望很快找一个接班人。作为创始人,你在机构时间越长,对机构来说可能越没好处,因为你越强大,越有能力,就会使机构形成依赖,别人很难有创造性的工作。在我还比较理性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平稳的过度,把班交下来。我从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还会在理事会里,我有责任为这个机构把握方向,带来一些资源。作为一个机构,重要的是看它能否持续发展,你不在了,它发展的更好了,你应该从心里为这件事感到欣慰。」

 

说到这里,谢丽华稍稍停顿了一下:「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农家女发展教育基金会,推广我们十多年的经验。比如,地方上如果要办农家女学校,我们就来培训这个人,让他来接受我们的理念,然后给他一笔启动资金,再让地方上配套硬件设施,这样就比较容易做开,然后我们进行监督。光给理念是不行的,要有资金支持,就像福特基金会支持我们那样。我对自己的能力有自知之明,有生之年也许很难做成这个事了,但很希望年轻人把这个事做成,因为这是中国农村妇女发展的需要……。」

 

说着说着,谢丽华眼中又闪现出一种神采,她也许想起,那个十几年前为了成就一本杂志,躲在屋里大哭一场后又整整头发出去做事的女人……。

 

 

 

 

 

 

 

 

 

 

 

 

 

 

 

 

 

 

 

引文

 

妇女们人人参与的,是不同利益的妇女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取权利的。

 

男权社会的暴力是从各个领域、以各种方式施加于女性身心之上的。反观中国,那些生长在农村的女性就成为这些暴力最直接、最普遍的受害者。

 

隐形的暴力——即历史性地伏匿在很多中国人思想深处的官本位思想和对官僚体制、官僚作风的默许、盲从、纵容甚至支持。这种暴力式思维的存在,成为谢丽华开展农村女性工作时的严重障碍。

这篇文章同时有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