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美英(中国台湾)


跨族群寻根──重塑社运(黄美英)

(郑空空)

 

黄美英,人类学工作者。1975年进入台大,毕业前后几年间,一连串政治事件发生[1],对她造成很大的冲击,毕业后,她到报社工作,投入报导文学,这些直接的经验使她较为真实地看到社会底层的样貌,社会关怀意识逐渐萌芽。

 

政治氛围的影响

 

当时,一些旧识筹组党外编联会[2],他们也结合已觉醒的原住民[3]知青,如胡德夫[4]等,在编联会下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黄美英与胡德夫原本熟稔,她支持胡德夫等人成立独立于编联会外的原住民自主性组织,因而筹组「台湾原住民族权益促进会」(简称原权会);过程中,包含黄美英与王志明(汉族,黄美英的学长)在内,大家论及必须先「正名」,遂将联合国的「indigenous peoples」译成「原住民」一词。往后十年陆续推动的「正名运动」、「还我土地」、「反吴凤神话」等原运中,黄美英始终协助幕后工作,并一起走上街头。

 

1984年,原权会假马阶医院正式成立,「成立大会时,外面镇暴部队伺候,风声鹤唳。」黄美英描述当时的情形。之后原权会创办《原住民》通讯,凡编写、寄发等工作都一起动手,由于当时尚处戒严时期[5],通讯寄发出去后遭到拦截,他们遂以各种方法突破障碍,将刊物传递出去;除此之外,黄美英也曾帮其他党外杂志写稿,而这些杂志同样遇到查禁、拦截等问题。

 

为了加强知识、更深入了解台湾,1984年,黄美英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参与多项原住民调查计画,特别是都市原住民,在当时尚未获得重视,黄美英却早已关注。藉由调查机会,她对原住民状况有更清楚的认识,同时将相关资料提供给原运朋友,与原运里应外合。

 

1987年,台湾解严,随着报禁[6]解除,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不论是在报端或在街头,民众要求改革,范围包含各个层面,在这段期间,黄美英经常针对社会、文化、弱势议题在报上发表论述,月旦时政。

 

不同于一般学界的不问世事,黄美英的研究调查始终与行动连结,如1988年5.20农民事件调查[7]、1994年抢救核四厂区凯达格兰族遗址[8]行动,或是1998年后至埔里噶哈巫(Kahabu)[9]农村蹲点;而她关注的不仅是一般在现实制度下被牺牲的群体,尚包含在漫漫历史中直至今日都被忽略、在社会与文化上未受尊重、在政策上未获公平对待的弱势族群。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同时改选国代。有感于过去社会运动与民进党连结太深,社运界与弱势团体认为社运应重新出发,要与政党划清界限,因而成立「台湾绿色本土清新党」,并联合推派政治代理人参选,透过选举提出社会议题,黄美英为参选人之一。当时,黄美英认为社运发展及路线已遇瓶颈,因此在选后,她决心离开台北、到偏远地区进行长期扎根工作。

 

到地方扎根

 

1997年,在偶然的机会下黄美英造访一个被学界、文化界称为巴宰族(Pazeh)的农村,实际上当地人却自称噶哈巫族(Kahabu)。回研究室后,她翻遍历史文献、学术论文、在地文史资料,都缺乏深入的调查,几经思索,1998年,她带着孩子来此蹲点,「地方扎根工作,是锁定足以对文化、政策的议题提出缺失和检讨,以小搏大;噶哈巫族Kahabu就是国家政策及学术研究上的一个大漏洞,因为这群人不论在历史或现实上都没有被看到。」黄美英解释说。

 

初到时,长期的人类学田野经验,使她很快与村民建立关系、进入在地的关系网络,并成立了四庄[10]文史工作室,与族裔逐步进行文史与组织工作。1999年9月20日晚上,黄美英参与噶哈巫协会的筹备会议,会后她与几位族裔回到工作室继续讨论,时间指向次日凌晨1:47,突然间,天摇地动,芮氏规模7.3的大地震来袭……。

 

强震后,埔里地区满目疮痍,她的租屋在强震中坍塌,她与孩子侥幸逃过一劫。面对残破景象与灾后一片兵荒马乱,黄美英决定留下来,协助村庄重建,并计画透过重建过程,凝聚灾区草根力量。

 

首先,她设立重建工作站,抓住公共议题,引入经费和专业者,进行社区环境改善、重建人文环境;黄美英推动的角度并非以单一社区和村里为考量,而是以整体眉溪流域平埔聚落群为区域范围,使区域内各社区的发展能建立连结与合作关系。

 

透过人类学的知识理念和实践方法,黄美英将传统文化意义转化成现代行动,如举办噶哈巫传统祭典,以凝聚族群意识、进行组织操作;重建精神标志物(如望高寮[11])并将其转向,让族裔从历史脉络中了解祖先曾有过「以番制番」[12]的无奈处境,进而不再被政治利用,并转变成弱势族群相互支持、结盟的意义。

 

在重塑社区人文环境方面,除了重建望高寮之外,她引介董俊仁、陈惠民等专业社区规划师和蔡慈鸿建筑师,协助向文建会提出蜈蚣社区枫香公园、守城社区生活广场与文化馆的规划设计案,打造社区独具特色,各社区结合起来,又具有噶哈巫族群的整体意象。配合规划过程,协助社区筹画各种活动,使组织在运作中学习,唤起居民爱乡、参与的共同意识,并思索未来的方向。「对土地的情感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将来他们所有的运动会变得利益取向。」黄美英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凝聚与运作之后,她协助族裔成立跨社区的噶哈巫文教协会,(此协会在地震前即已酝酿,因地震而中断筹组)。对于这个协会,黄美英的思索,除了在地的经营发声之外,尚有未来各地串联、运动与组织得以持续的前瞻观点,因此她特别强调,协会必须具有各社区的代表性、公平性,代表产生过程与组织运作必须民主化,同时也以此为标准,审慎选择结盟对象。

 

对此,她以过去许多社运团体的问题为例加以说明,「过去的社会运动大部分是针对议题开始发起,各团体连署、行动,但是在议题喊过、政策改变之后,却是少数人抓住最后的权力,由于组织不健全,使得议题风潮过去后,组织瓦解;因此要避免犯下过去的错误。」

 

重塑对土地的感情

 

协会成立后,族人学习推动各项传统文化复振工作,如开办母语歌谣、传统民俗技艺课程;进行团队培训,如四庄导览解说培训、举办噶哈巫文化系列活动、噶哈巫家族史与老照片搜集;并跨出社区,寻求结盟发展,如2003年举办「噶哈巫祖居地寻根」,参与平埔各族发起的「正名运动」与「平埔族会亲」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祖居地寻根」是噶哈巫族裔重返祖先居住过的台中县新社乡,拜访现居当地的客家族群;百余年前,粤籍移民增加,争夺土地的冲突不断,噶哈巫祖先因而迁徙至埔里眉溪四庄;百余年后,四庄族裔追寻历史足迹,由祖先「番太祖」[13]领队,带领后代子孙重溯迁徙的道路,返回祖居地,而当地居民沿路欢迎,双方热情互动,透过认识过去,重新建立彼此关系,进而相互疼惜。

 

有关对外串联工作,则是以噶哈巫四庄为基地,由点而线而面的结盟,即先与埔里地区其他平埔族群接触,就共同关注的议题结盟,再逐渐如同心圆地扩大出去。

 

除了协助噶哈巫四庄草根经营之外,黄美英还参与社区总体营造工作。有别于官方的操作,她持续以整体区域为考量,协助社区整合力量,彼此支持,发展合作关系。

 

问她如何看待目前从事的工作,黄美英认为「现在我们面对的暴力是来自国家强权与政策的暴力,同属弱势族群,彼此间没有相互压迫与冲突的条件,反而应该结盟,共同思考政治经济对我们的剥削与伤害。要摒弃先民时代的斗争,走出族群冲突,变成携手合作的关系;族群的多元与和平,我们很具体的在做。」

回顾六年多来的草根工作,黄美英表示「草根经营很孤独,因为需要帮忙时,朋友远在天边,只能自己孤军奋战,没法向地方上的人抱怨苦衷,虽然过去经验丰富,但来到这里后,必须放缓步调、顾虑到社区,草根工作要以社区为主,因此我是在旁边催化、组织、连结他们。」

 

对于未来,黄美英最忧虑的是城乡差距造成人才外流的传承问题,「我们现在面临未来传承与重大的考验……所以要练功,活到100岁,才能长期抗战。」她说。

 

 

 

 

 

 

 

 

 

 

 

 

 

引文

 

地方扎根工作,是锁定足以对文化、政策的议题提出缺失和检讨,以小搏大;噶哈巫族Kahabu就是国家政策及学术研究上的一个大漏洞,因为这群人不论在历史或现实上都没有被看到。

 

现在我们面对的暴力是来自国家强权与政策的暴力,同属弱势族群,彼此间没有相互压迫与冲突的条件,反而应该结盟,共同思考政治经济对我们的剥削与伤害。

 

 

我们现在面临未来传承与重大的考验……所以要练功,活到100岁,才能长期抗战。

 

[1]1978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蒋经国发布紧急命令,停办台湾地区立法委员及国代选举;1979年,台美断交,断交前夕,因台大哲学系事件遭解聘的副教授陈鼓应与记者陈婉真联手参选立委、国代,支持群众挤满台大校门前广场,甚至地下道入口顶端都站满了人。演讲时,电线一度遭人剪断,沿着新生南路、罗斯福路停着好几辆镇暴车;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行「人权大会」,群众游行,治安单位以强大镇暴警力封锁群众去路,紧张气氛升高,造成上百人受伤的警民流血冲突,事件后,媒体形容参与群众为暴徒,宪警人员为受害者,政府透过这次事件将党外领导份子进行扫荡逮捕,多人被控以「叛乱」罪。

[2]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大批当年借着省议会等公职舞台各领风骚的党外菁英锒铛入狱,党外势力一度出现真空。一群青年新秀以犀利的文笔与理论,主张街头运动式的激进立场,传承了党外薪火。这批年轻人于1983年9月组成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会长为丘义仁。

[3]当时政府称为「山胞」,学界称为「高山族」,甚至社会歧视称为「番仔」。

[4]卑南族,被誉为台湾原住民民谣之父。早期参与民歌运动,而往后在一次次为原住民发声的活动场合中,胡德夫也将他们的诉求及理念,融入了自己所创作的歌曲并将它传唱出来,藉此希望社会大众能开始去正视原住民问题。

[5]台湾自1949年5月20日起宣布实施戒严。戒严期间,人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此一戒严长达38年,为世所罕见。在前辈们冒着付出生命与自由的危险下,不断冲撞争取,终于在1987年7月15日终止戒严。

[6]指1948年开始长达40年不能增加新的报社、现有报纸发行页数、不得增加版面、印刷厂设立地点、贩售价格等的限制。

[7]1987年5月20日,来自全台各地数千位农民载着一车又一车的白菜前往台北请愿,要求政府正视长期以来农业政策失当的问题,但是原本和平请愿的活动,却演变成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此一事件震惊了国内外。宪警指称请愿农民预藏石头在菜车下方预谋暴力,然而从镇暴警察执行公权力的方式与立场,乃至事后整个侦察过程,在在显示当中问题重重。为了敦促政府重视农业问题,学界首度连署发出呼吁,此外为了还原事件真相,中研院副研究员许木柱与清华大学傅大为开始进行事件调查,黄美英协助进行5.20事件调查报告的调查访谈、撰写与学界连署工作。

[8]早期台北盆地附近为凯达格兰族居住与活动范围,根据日人伊能嘉矩于1900年的资料,他认为三貂社的凯达格兰族人是由现今核四厂址附近登陆的,由于该处存有凯达格兰族遗址,并经当地族裔指出,因而发动了一系列抢救考古遗址及凯达格兰族文化探源活动。

[9]早期台湾平原地区居住许多不同的原住民族,在历史文献上称这些居住于平原地区的原住民族为平埔社蕃,现称为平埔族。自明郑开始,不断有闽粤移民移入台湾,他们与平原地区的原住民族争夺土地,之后随着移民人数日渐增多,致使这些在平原地区的原住民族迁移他处,或被汉化。面对汉人的强势文化与经济势力,绝大部分的平埔各族文化逐渐消失,隐匿在汉人社会当中。噶哈巫即为平埔族中之一族,其祖先居住于现今台中县新社、石冈一带,因粤籍移民迁入争夺土地,而迁移至埔里地区,但是不论在在历史文献、学术论述或是当地的文史调查,皆把他们归为另一族——巴宰族(Pazeh),然而噶哈巫人却有清楚的主体意识,认为他们不是巴宰,而是噶哈巫。

[10]噶哈巫族自台中东势迁移至埔里眉溪流域,建立了牛眠山、守城份、大湳、蜈蚣仑四个主要的村庄,俗称四庄。

[11]指高耸的瞭望台,过去在部落相互冲突的时代,部落中人在瞭望台上居高临下,注意周围环境,以防敌对部落的攻击。

[12]指殖民者利用原住民之间的敌对关系,相互制衡,以抵销对强势族群的威胁。

 

[13]指噶哈巫祖先,由于今日的噶哈巫族裔受到汉人影响,有多种民间信仰,因此他们亦将祖先塑像奉祀,称为番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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