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惠琼(中国香港)


生态文化捍卫者黄惠琼

文:(李伟仪

001  Tai O Tour

香港社会经历急速的都市发展,土地成为地产商攫取高额利润的投资项目。回归后,香港政府与地产商的官商勾结问题屡遭民间诟病。政府并未因市民不满而停止滥权,土地发展问题更延至香港最大的生态幅员──大屿山。位于大屿山的大澳生态首当其冲受到破坏。在政府讨好地产商、传统父权脉络统治社区的不利情况下,大澳这片保存了渔村文化特色的土壤面临极大生态及文化破坏。

 

为了保留大澳社区不堕入都市化的陷阱,一位大澳女性站出来保护生活的社区。我们聆听黄惠琼的和平故事,便可了解她是怎样勇敢地宣扬生态保育的和平使命。

 

黄惠琼,1958年生,在大澳成长,家庭主妇,早年曾任幼稚园老师。她是一位尊重自然、捍卫生态的母亲。她受教育机会不多,却对贡献社区怀有热诚的心。自1982年,她开始关注到大澳作为位于城市以外而又偏远的社区,居于大澳的老人家及弱智人士未能得到适当照顾并受到歧视。她以爱心对待弱势者,关心他们,并与当地的社工合力提供关怀。

 

至上世紀90年代,大澳因地理偏僻,本土经济没落,大部份年青人离开家园,黄惠琼尝试重振本土经济,统筹「大澳经济发展计画」,倡导社区经济。同一时期,政府与地产商对大澳及整个大屿山的发展虎视眈眈,黄惠琼奋力推动大澳居民和香港市民一起发声,显示民间对于文化保存及生态保育的重视。在缺乏资源与人力匮乏的情况下,她仍坚持理念,捍卫大澳不被政府、地产商、男性乡绅的摆布和破坏。她对于父权、不民主、封闭、看扁女性、破坏自然环境的做法反感。黄惠琼认为生态不只是一棵红树,它还宣扬了女性对于自然的尊重和爱。

 

今天,黄惠琼的「大澳文化工作室」已成立好几个年头。她自1994年开始透过村民搜集生活物品和文物,又把300多名村民的故事撮录成大澳的口述历史书,于2000年倾尽积蓄出版了文化及口述历史书籍《大澳水乡的变迁》,于2004年11月出版了第二本新书《澳水灵山》。写作目的是为了发扬爱护社区的精神。她现时主要的工作包括教育推广,搜集区内的历史文物作展览用途,探望区内长者并搜集口述历史作保存。她教育市民、游说政府和议员、透过亲力亲为的义务带团方式,让市民明白挽救大澳社区的重要性。她已接触过十多万人次的市民,让大众明白到我们的生活如何受到都市化的蚕食。

愚妇移山

 Tai O Tour 2

黄惠琼是生态保育的和平先驱,她自年青时已参与社区本土经济和生态保育的工作。黄惠琼在1993年推动「愚公移山大行动」,发动大学生及志愿人士徒手重修象征大澳历史与生活面貌的堤壆。

 

「大壆是为保护盐田而建筑,我爸妈于1958年来大澳,自小看见盐田,不过有些已荒废。村子对开有条很高的堤壆,麻石砌,街坊叫它大壆。夏天黄昏和晚上,村民会来大壆散步、看日落,我十多岁时常与朋友到大壆倾心事、看星星。那里没有街灯,很黑,是看星的好地方。大澳人都不知它于何年何月兴建,不知它的历史。大壆本身很整齐,是一条大麻石壆,随着上世紀60年代政府不再修葺,加上有街坊把盐田改为渔塘,挖松了大壆的基础,到80年代初它因日久失修而损毁。1988年,我从新村天后庙一面载于乾隆之岁的碑文中,发现大壆叫『护盐围』 ,有近300年的历史,它是建筑文化遗产,又有观赏价值,它是人来人往的通道,可观赏日落,实际阻挡海浪,应该予以保存。可惜,当时的地方团体如乡事会、区议员都不认同我的看法,我前往负责大澳事务的离岛民政事务处亦未被理会,我只好到立法局请愿。请愿之先,我召开记者会。我之前有争取社区不同设施的经验,希望传媒报导可令香港人关注。我写信约见立法局议员,申诉部职员却说这事不值得议员接见,我不甘心,一边打电话给立法局议员,一边预备记者会。在1988年夏天休会前几天,我开了记者会,差不多全港报纸的记者都来了。其后一位女记者,她现在成了我的好朋友,她见我这样一个师奶老远从大澳乘车到梅窝,再坐船到中环,来回5个小时,却是为了一条堤壆,深感不解,便跟进个案。她亲身来大澳住了,访问了街坊怎样看大壆。她发现大澳人都很喜欢大壆,可以在壆上拍拖、散步,是个很舒服的地方。但要街坊去请愿,未必可以,于是我收集了780个签名,呈给立法局议员,其后得到几位议员接见,虽然议员有跟进,但地方团体和政府部门都说没有需要,坚决不抢修。我再次去请愿,也没回音,我没灰心,1988年至1993年间不断争取,抢修大壆,名为『愚公移山之抢修大壆大行动』 。传媒问这行动是否绰头,我答不是,从没想过甚么绰头吸引报导,只因我于搬石头抢补大壆,别人说我笨:『你是白费心机吧!政府反对,地区团体不支持,你不会成功,你自己搬个够吧!』我希望用人手抢修,因大壆本身也是人手砌成的。有人讥笑我笨,像愚公移山。我想,不错!我做的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有人陆续接力去关注,这精神是值得提倡的。写新闻稿时,就以『愚公移山之抢修大壆大行动』为题,我还有一本签名册呢!新闻稿发送传媒,看谁先联络我就由谁做吧!」

 

「我找了香港7间工业学院的公民教育主任麦太,她说行动很有意思,便与7间学院的老师谈谈,看看老师和学生会否愿意自费参与行动。当日,记不起天文台是挂了黄色还是黑色暴雨警告,麦太说港岛倾盆大雨,问我大澳情况。我说大澳没下雨,天阴阴,若为学生安全不来,我已很感谢他们。那时没手提电话,通电后便出门,还找来了圣士提反教会的教友们和几十名街坊帮手,学生来不到,我们也会继续行动。很开心也很感动,早上10时多,巴士站有百多位师生下车,场面使我感动得失控!我之前已预备一番说话,让学生明白为何一个师奶要抢修大壆。那天是5月1日,麦太说这日子很有意义,是劳动节。对学生说不了两句,我已哭得声泪俱下。有些同学笑说真不明白这师奶为何拿着扬声器边讲边哭!但当我再讲多些,学生明白了活动意义,他们便严肃地听我讲长达20分钟的说话。接着大家很努力地帮手,载沙,造沙包。之后,我掏腰包请百多人分几家酒楼吃饭,这边四围吃饭,那边五围吃饭,真是感动!真奇怪,那天雨下得厉害,但开工那几小时竟没下雨,收工时便下雨!香港那边是暴雨,港岛区水浸,大澳乌云密布却没下雨,经历很深刻。其后我有空便去搬石头;有团体来又去载沙,捡石仔。我要保障协助者的安全,不随便搬大石头。每星期我与教友搬石头修理大壆。可惜,修好一段,又刮台风,1993年差不多每隔两星期便有台风,3号风球、8号风球,半年内不断刮台风,若非一次过完全修理好,台风一来,抢修中的大壆又会毁了。」

 

过程是最重要的

 

「我一个女人推车搬石头,我丈夫自己去钓鱼。他说,我认为要搬,就不要喊辛苦,他也着我不要做得太辛苦,免得胸口痛,要适可而止。他知道无论怎么劝,我都会继续做,他说政府不肯拨款,地方团体反对,但如果我觉得值得坚持,他会支持我,但他不会帮我搬,我亦同意不要影响家庭,饭要煮,儿子的功课要看,做好事情才去搬石。维持了一段长时间,11月前后仍然刮台风,这是鲜有的。那一次,风浪把所有工具冲走,连英泥沙都没了,我想,怎么办?应否继续?那时我未有宗教信仰,坐着看天,心想世上有没有神?如果有神,为何会这样?忽然天上有一线曙光,说起来奇怪,脑海浮现两个字──『过程』 。自1988年争取,到1993年抢修大壆,付诸行动,过程中我已尽心尽力做,问心无愧。有人说我是出风头、搏出名、搞出位,认定我失败,我为了证明不如他们所说,坚持要做到,想法却渐渐成为心理包袱。其实我不必向这些人交代,这剎那『过程』让我明白用了多年时间,这么多的金钱,走出走入请愿,过程中有超过600人参与抢修大壆,有街坊捐钱、捐英泥,这已很不错了。结局未如理想,未能成功重建大壆,但我们已将关心别人和社区的讯息带出。于是我立即跑回家告诉丈夫,说我想通了,原来『过程』才最重要,事实上我亦缺乏体力和金钱去继续,于是我停止抢修。」

 

「近年政府其中一项计划包括重建大壆,并将那里的自然湿地改为人工湿地,大壆被完全拆毁再重建,我不认同这种毁坏天然红树和损毁历史文物的建筑手法,大海景观因渔船停泊区而破坏,而且工程大花了接近3亿港元。但经历了18年,大壆终于重现大澳,街坊也看到我于18年前说要抢修大壆,方向和做法都是对的。18年是很长的时间,但终于居民可重踏这宝贵的地方。」

 

让公民社会集结力量

 

黄惠琼以身作则爱护社区,她认为社区工作和关怀属群体参与,每个人都去参与社区事务,不论哪个层面,替邻居照顾小孩,问候邻近的婆婆,婆婆有病时煲汤给她,都是很有价值的。每个人都贡献社区,人才会生活得开心。大澳的特色是人与人之间较相熟,伦理关系和好,大家碰面说声早,有种亲切的感觉。我希望将关心别人的讯息透过我的行动表达出来。

 

黄惠琼尝试把公民社会的团结力量,从大澳延展到整个香港社会。

 

「我脸皮很厚,到不同部门和团体敲门,政府、学校,我会亲身拜会,为的是让大家明白我的诚意。失败的经验很多,但我没有怪责别人,我想到社区有不同的人,人们做不同的事,未必是我做事的形式保留社区、关心社区或新界文化方面的工作,人们所作的可能是其它我做不了的工作,这不等于人们不爱大澳。庙诞时有人筹募金钱搭棚做大戏,使居民有粤剧看;端午节有人筹钱开龙船会,健儿出钱出力买龙船、划龙船,大家用不同形式保存大澳的社区文化和特色。我近年于工作上提升了自己的层次,明白到大澳不只属于大澳人,而是属于香港人。再宏观一点,全世界的人都是大澳一份子。从这角度去看,自己会释怀,不再觉得孤军作战。我接触到出面的老师和学生,我就好像播种般,就算他们没帮到大澳甚么,也能将讯息带返自己的社区,形成社区文化的观念,社区精神和归属感,这样会比较开心。豁开去,开心一点去看,其实好多人认同自己,支持自己,爱大澳这地方,看看签名册就是一个鼓励,久不久看看签名册我就会有动力。」

 

大澳文化工作室

 

「大澳文化工作室」资源紧拙,每月必须筹得5,000多元维持基本运作。愿意帮忙的是谁?黄惠琼描述得很生动:

 

「有些市区来的小朋友会捐钱呢!小朋友很可爱,叫我琼姨,很有亲切感。我向小朋友讲解工作室不是政府开的,是民间组织,小朋友拿了些零钱来捐钱,他们不是为了拿到沙白贝壳而捐钱,小朋友觉得工作室很美,想支持琼姨。」

 

「又有一些游客,不要看他们穿得很尊贵或受过高等教育,进到工作室未必表现得很欣赏。进来捐钱、买纪念品、买书的,较多是草根阶层,婆婆公公捐钱使我很感动。有一位婆婆,她不识字,却叫女儿用100元买本书回家。女儿说书很贵,又说婆婆不识字。婆婆却说要支持我。小朋友也是这样,他们从小钱袋中拿1元出来捐献,我亦感动。当然,亦有游客会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看见捐助箱便说:『又是要收钱。』接着走了。有中上人家带着工人来,主人吩咐工人站在工作室门外不准进来,我不断叫工人进来,主人却说工人要站在外面。我心想:『工作室没收你入场费,你可以进来,怎么工人不可以呢?』我叫工人进来,她不敢,过一会主人才准她进去。我真不明白那主人的心态!主人和工人同是游客,身份一样吧!」

 

「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士,他逛完工作室,说希望将来我可以再写一本书,说毕便放下钱,支持我出版下一本书。最初不知道有多少钱,后来发觉有2,000元。这使我十分感动,我在新书的感谢篇中,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了。这是很大的鼓励,我做的得到认同。」

 

细水长流的社区工作

 

黄惠琼认为,民间行动爆发出来能带来瞩目的效果,与此同时,细水长流的教育往往更能带来长远的成效。所以黄惠琼自20世紀80年代开始从事社区工作,至今未停。

 

「即使做到我死那天,我也会在大澳做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工作。像我早年探访老人和弱智人士,为他们举办活动;现在他们都得到不错的照顾,弱智人士有圣雅各福群会社工来给他们上课,带他们出香港学东西;老人独居服务和家居照顾现在也做得很好。廿多年前社区资源匮乏,我便担当起照顾弱势群体的角色。近年我办工作室和写书,如有朝一日工作室结束,而政府又肯兴建盐业文化资料馆,我希望他们会邀请黄惠琼当导赏员教育市民吧!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我会再写第三本书,我喜欢与人倾偈,街坊还是妇女,我都喜欢。社区工作细水长流,行动是单一事件,能让更多人去关心,但两者对于建立社区归属感,皆很重要。大澳常有议题,新渡轮停航要行动;政府要在大澳兴建十号货柜码头,我们又到申诉部请愿或开记者会。我很希望政府考虑发展一个地区时,较多协调教育署、地政署、路政署和运输署等大大小小的部门,并与居民商讨。十号货柜又去请愿,新渡轮停航又去请愿,中学缩班杀校又去请愿,大澳居民会筋疲力尽,很吃力。社区工作是很长远的工作,除非我离开大澳,要不然也应该亲力亲为为社区做事。」

我是师奶

 With her husband

常常有人看扁家庭主妇的能力,说师奶不懂事,黄惠琼却常常自称大澳师奶。她有爱护她的丈夫、两位孝顺的儿子。黄惠琼对师奶这身份,以及家庭主妇参与社区有何独特看法?

 

「人们觉得家庭主妇与时代脱节,但香港的家庭主妇,情况并不是这样。她们一般也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程度,是为了小朋友才辞工。照顾家人起居饮食是不简单的,当然除了照顾小朋友,我觉得已婚女性可以在家庭以外做些事情。当年我参与社会工作,从家里无水无电开始,我丈夫很支持。但当我说要参与社区发展,他初时是反对的!他觉得我会少了时间照顾家人,他觉得女人属于家庭。我的想法是,当年透过争取家人居住的盐田壆村有水有电,令我明白到不去反对不合理的事情,就像我爸爸,10多20年来我们也是无水无电,无论是天晴、下雨还是刮台风,我们也要到水井推水。以前我们就是过着这种生活,晚上点着大火水灯,30多度炎热天气也照着大光灯;供应全大澳的水在我家地下流过,发电缆在我们村子上空越过,若不幸电缆压下来电死我们便讽刺极了。我当时据理力争,爸爸也反对,说乡事会不支持。但争取后,我们于3年后有电,3个月后有水,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不能因事情看来不可为而放弃,也许有些事情需时较长,有些事情短时间便见效果。在1984年参与『大澳经济发展计划』 ,我丈夫也不赞成,说我又花时间,又做义工,又带团,又不是有钱收。我去请愿时,他宁愿请假两天照顾儿子,喂奶,他不放心别人看管两个儿子,所以要放假。我的儿子1984年出世,1988年时他不过是3岁,丈夫不放心。对于社区工作,他觉得若地方人士不认同,继续去做会很吃力,我会受伤害,事事强出头也不好。当我参与『大澳经济发展计划』时,他亦面对不少阻力。我认为女性结婚后,该有自己的生活和理想。总而言之,我会让孩子上了学才出去工作,他们回来后我便不会外出,我会预备好两餐饭,有糖水,有汤水,不会走出去不负责,我有适当的节制。」

 

丈夫的支持与认同

 

「丈夫的看法渐渐转变。1988年,我一次又一次去请愿,短时间内4次往立法局请愿,又开记者会,我丈夫也有请假。他知道我不善坐车坐船,常常作呕,有次在梅窝码头呕吐得厉害,回到家已经筋疲力竭,但他认同这是值得去做的。太平街浴室公厕事件,其实与我没有关系,我又不是没有厕所用,但街坊说蛇无头不行,我丈夫还主动劝我帮助别人。丈夫明白了一些观念,反过来说服我去帮助街坊,这也是一次很成功的经验,公厕到最后被清拆了,但有重建一个新的。还记得当时我带了十多个大澳居民到香港港督府递痰罐请愿,能够动员十多个大澳居民,是大澳社区历史上最厉害的一次,这是1989年的事。原本那个浴室公厕于上世紀70年代初建在太平街附近,即现在龙田村入口,地方团体和区议员没有谘询居民的情况下拆掉,兴建第二期公屋。但从前太平街和永安街很多旧式的住屋都没有厕所,没有化粪池;棚屋和沙田村也没有厕所,大部分人都是去那个浴室公厕的。拆的过程根本没有谘询居民,怎样解决临时需要?将来会否重建?根本没有理会。我先到乡事会找主席商讨,他居然说以前大澳居民都没有厕所用,都是用痰罐的,于是我便拿痰罐到港督府请愿,那时而言是很厉害的了。记得那名警长说:『痰罐就不可以收了,那封信就收吧!痰罐你自己拿回去呢!你不要难为我啊!』其实那痰罐是簇新的!」

 

对抗父权文化

 

黄惠琼对女性自主有她的看法。她认为女性不论教育水平高低,都应能自由选择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我没有遗憾,我不介怀曾经失去机会追求书本里的学问,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学问乃源于真正的生活。我自豪于作为女性、家庭主妇、生态保育者的身分,我觉得女人的最高智慧是她们懂得欣赏大自然。」

 

黄惠琼身处的离岛区域,男女性别角色悬殊,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浓厚,不少乡事派的男性因历史遗留原因以及传统父权脉络而获得政府拢络,互相交换利益条件,无视生态与保育的重要性。黄惠琼曾因争取保育,而遭到乡事派的留难,她的大儿子亦受到袭击。该次事件中,黄惠琼因反对政府的大澳渔船停泊区计划,而遭到数名男性村民闯入其新成立的「大澳文化工作室」会址,用粗言秽语肆意侮辱,其子亦被人打伤。

 

「我经常都会与他们商讨,每件事也先会跟他们商讨,但他们常常不接受。这里乡事势力很大,离岛区议会和乡议局有决定权,他们常批评我甚么事也反对,好像曾有建议把污水从昂平排来大澳,他们竟然赞成,但我反对。他们认为那些污水是净化了,但我却认为污水排到大澳河中对我们没有好处,对岸边的居民也没有好处。他们说我凡事都反对,事实上我经思考和研究后,觉得应该反对便反对,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逍遥豁达的女性力量

 

「我的动力和信念,是因为我喜欢大澳,爱这个地方,越做便越想认识这成长的地方。用了1年时间写《澳水灵山》,就这样认识很多红树品种,带团时懂得告诉大家大澳红树的生态价值,红树在哪时开始成长,经过多少时间孕育出来,使我在带团时多了不同话题。参与者会说:『黄姑娘,你很棒,很厉害啊!』赞我认识红树,甚么也都认识,我告诉他们,我本来不知道红树是甚么,从前只从欣赏角度看,不知道它们的品种和名字,只知道我喜欢这些绿色植物,后期多留意环保知识,便可与大家分享了。」

 

「撰写《澳水灵山》我还学拍录像,这是大突破,以前我常逃避说不懂摄影,说自己技术不够好。我拍摄录像,没有人教我技巧,我也没有用脚架,只把相机放在石头和栏杆上拍摄船景。渐渐,我由完全不懂拍录像,直至现在懂得如何剪接,连录像工作者也说我做得不错。从来没有人教我树木反射出来的光是美丽的,怎样拍摄映照湿地上的光线,山景似水墨画般,这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这是很宝贵的经验,所以我鼓励年青人,我是师奶甚么也不懂,不懂英文、普通话和电脑,但在较少人的时候,我会尝试说英文和普通话,下一代要对自己有多点信心,不懂也不打紧,不要自卑。不懂电脑便算吧,不懂这些或那些也没有甚么大不了,你一定有个人长处,你会有自己做得好的地方。我常说:『其实不用这般不开心,失恋便失恋,失业便失业,休息一下,没甚么大不了,你能渡过的。』做人不要不断想着那麻烦的事,令自己不知所措,我们应给自己时间和空间。我把个人经验拿来与青年人分享。在大澳做这些事一点也不易,但只要得到朋友支持,自己便会继续做得好。现在我订下两年短期目标,至少做到2007年,以后再作打算。若然盐业馆址真的落实,或政府真的需要我帮忙,我愿意做。若找到年长的晒盐工人,我们可以做录音访问,做资料搜集,在大澳建立一个特别的馆址,这是可以做到的。」

 

生态和平 社区和平

 

「一般人觉得没有战争就是和平,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像这小社区,邻里关系很重要。若与邻居合不来,各不瞅睬,这不太好受。大澳则不同,邻里关系和睦,彼此间相识,使我很开心。在社区走动时,大家碰面会打招呼。此外,我觉得每个人也应该爱人,爱社区,这便是和平。还有,我们要珍惜大自然,我们也要和大自然和平共处,大自然与我们息息相关,无论雀鸟也好,红树也好,其它生态也好,甚至天上的蓝天白云也好,这些东西出现并非必然。若我们不欣赏,它们可能会消失,不能在它们消失后才感到后悔,我们不能这样。无论人或大自然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欣赏和尊重的态度。大澳正正给我这个条件,在这儿生活,我常对别人说,大澳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别人也回应这儿确是个好地方。有游客签名时说26年前来过大澳,现在又再来一次,他们会写下对大澳的感觉。其它人也问大澳越来越少人,得2,000几人口,这地方会否逐渐衰落?我说,若我们的下一代能继续延续大澳的活动,有一间屋,他们便会回来。 像我的两个儿子般,他们会带同事回来,儿子对大澳有感觉,甚至同事们也喜欢大澳。他们上星期来过,这星期又再来玩,不论甚么心情也好,始终喜欢这地方。这样,大澳便能持续发展。大澳的流动人口也不少,平时有2,000多人。假期回来的大澳街坊,为数不少,特别是暑假、新年和端午节。龙船会的人在露天帐篷下吃饭,令人完全感受地区文化,整个地方的居民也去参与活动,即使我不是水上人,不会划船,但也会去跳舞,去吃饭。社区参与非常重要。我鼓励居民的儿女和孙儿,好像楼上伯娘有3个女儿,几个孙儿,于迁出后多回来,一起烧烤、游泳,孙儿也很喜欢放假回来探望婆婆,这种情怀是需要培养和延续的。若有一天,我和丈夫去世,公屋要交还政府,我的儿子可能会留在香港,减少回大澳了,一家人便要成为大澳的过客。未来的日子,我始终会在大澳生活,儿子放假回来饮糖水,与朋友来玩乐,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若大澳发展成为另一个新市镇像东涌时,儿子便没有机会带朋友来大自然游览,这不是很可惜吗?」

 

因着黄惠琼的努力,十多年来社会大众、市民及下一代渐渐明白大澳保育的意义。环保议题不是个人化的责任,黄惠琼关注到资本社会和政府对生态所带来的破坏。黄惠琼经常强调,香港政府对于大澳以至整个大屿山的发展构思,都是从商业角度考虑,引入财团进行环境破坏,根本没有关心过本地居民的需要,没有尊重大自然及生态的宝贵,渔村特色变成消费的绰头,迪士尼乐园于大屿山兴建所带来的破坏更令黄惠琼担忧。

 

女性主义强调和平,包括人和生态的和平相处,这一点经常备受社会忽视。黄惠琼以女性角度,揭示出都市化过程经常伴随官商勾结,这是不公义,且是一种父权式的破坏。

 

20多年来,黄惠琼怀着一股和平使命感,关怀社区内备受忽视与冷落的弱势群体,努力为生态保育和社区保存作出贡献。笔者很欣赏黄惠琼对于社区文化及保育的观点,她说:「要保存文化,人是最重要的元素。若政府不能把人们留在村内,到时人去楼空,发展便要失去它的意义。」

 

黄惠琼一直参与大澳的保育和文化保存工作,她身体力行争取保护大自然,这是女性主义强调保育社区环境理念的一种实践,带出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她是一位生态和平倡议者,很多都市人受到她的启蒙,并与她成为好朋友。黄惠琼超越了个人生活范畴,为社区出力,心中有着无比的平权和公义意识,是一位具毅力去保护自己家园的女性。

 

 

 

 

 

 

 

 

 

引文

 

生态不只是一棵红树,它还宣扬了女性对于自然的尊重和爱。

 

我做的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有人陆续接力去关注,这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我没有遗憾,我不介怀曾经失去机会追求书本里的学问,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学问乃源于真正的生活。我自豪于作为女性、家庭主妇、生态保育者的身分,我觉得女人的最高智慧是她们懂得欣赏大自然。

这篇文章同时有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