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品牌的捍卫者（董秀玉）
文：（许王丽）
「我一生的愿望就是出好书、出漂亮书，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裳。」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的职务退下来的董秀玉对自己的工作做了这样的总结。
一位在商业大潮中孤独而倔强地坚守着文化品格的女性。
「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也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女性来区别对待。」谈到自己所做的贡献时，董秀玉淡定而谦逊。然而，她在学术文化出版领域上坚守文化品格的足迹却镌刻了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为这份淡定和谦逊的人生态度做了一个别致的注脚。
董秀玉从事出版和编辑工作40余年，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在她所喜欢的图书出版事业当中，她从基层工作开始，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直至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总编辑的职务。出一本好书容易，坚持一辈子出好书很难，然而，董秀玉在她的图书事业中，却从一而终地捍卫着文化品牌。
文化品牌：生活·读书·新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书店）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出版社。它的前身是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先辈邹韬奋先生等人在上海创立的三家书店，即成立于1932年的生活书店、1935年的新知识书店和1936年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有人说，一部三联的历史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三联在中国不仅意味着一家出版社，而且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公共的知识精神。 董秀玉继承了三联书店的优良传统，十分珍惜这个老字号的品牌，在学术文化出版领域，一向坚守品质，领风气之先，其积极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深受推祟，在出版界享负盛名。
三联创业至今，记载着董秀玉每个奋斗的脚印，执着而真诚。她说过：我不喜欢坐享其成，我喜欢做开创性工作。这个人称「开荒牛」的女性以其坚毅的个性3次在三联陷入危机时力挽狂澜，扭亏为盈。对于她而言，每次创业的终点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1956年7月至1979年初，董秀玉在人民出版社做过校对、出版部副主任、党史编辑室编辑。这个来自上海的女性用她的踏实和勤勤恳恳书写着编辑生涯的每一笔，也为接下来和三联书店结下不解之缘埋下了伏笔。于1979年，她开始参与创办《读书》杂志，任编辑部副主任。在《读书》杂志创办之初，负责具体工作的只有二个人。董秀玉一个人承担起了文史哲经等全部的组稿和采访任务，为杂志的发展做了很多重要的开创性工作。1986年1月，董秀玉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30万元，5、6间房，十几个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董秀玉和大家一起开始了她的第一次创业历程。短短两年，出版了《西方学术文库》，《文化生活译丛》，《研究者丛书》，《新知文库》等丛书，开始得红红火火，在当时极具影响。她编的《巴金随想录》还得了国家图书奖。
1987年，董秀玉被派往香港三联，面对着10年的亏损和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董秀玉也曾犹豫过，然而倔强和喜欢接受挑战的性格不允许她退缩，于是她毅然选择了留下，并着手开始市场调查和研究。了解到香港三联的问题在于经营管理模式的落后，她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口气换下8个经理，也因此遭到质疑，认为她对三联，对老同志没有感情，她顶住了压力，组织了对新老经理的审核，经过审核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人都接受了她的改革方案，同时也加深了对她的认同感。在她的带领下，香港三联第二年就开始盈利，利润年年翻番。原来垂头丧气的员工都变得意气风发。谈起这个，董秀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仿佛还在品味着当时的喜悦。她说：「其实也不是钱赚多了就好，只是每个人都有荣誉感，如果老是亏本大家也会失去信心。」对员工心理的把握可见一斑。
生活似乎在考验着董秀玉迎接挑战的热情与魄力。1993年，怀着对三联特殊的感情，她放弃了去一个外贸机构的「肥差」，回到了北京三联，面临着又一次的生存危机。而摆在面前的第一个课题是卖书号救穷还是在发展中求突破。她选择了「清高」，面对一些老干部的抱怨：「老总，你从香港回来，有钱，就不管我们了。」她坚持着对三联品牌的维护，因为她知道，三联剩下的就只有品牌了，最富有的也就是品牌了，如果连品牌都卖了，她不知道三联还有什么，更因为她坚信，依靠着这个品牌，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没有什么困难不可以渡过。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下，坐在地下室里勾画出的理想蓝图记录了董秀玉的第三次创业历程。
出好书让她赚钱
「我反对卖书号不仅仅是道德感的要求，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认定卖书号是无法解决三联的发展问题的。」作为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和总编辑，董秀玉最早认识到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又极善于运用无形资产。她又说，「我不仅要出好书，好书我还要让她赚钱。」作为一个经营者，她深知利润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她如数家珍似地讲述着三联杂志的架构，创办的3种杂志和其店名一样，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要，比较高端的学术杂志为《读书》，中间层次的为《新知》，大众层次的为《生活》。「3个层次的读者和作者都有了，我就不相信不能做好。」董秀玉的嘴角露出自信的微笑。在经营上她积极发展「一主两翼」的战略思想，以出版社为主体，努力发展期刊群和连锁书店，在香港创业的经验告诉她，要做好出版，通道很重要，期刊是盈利的一个重要渠道。把经营权和广告给公司，但是内容和编辑要自己把关，她认为自己编的东西才是三联的，她要办的是完全三联性格的东西。三联没有投资一份钱，但却在坚持三联特色，把握编辑权的前提下办成了生活周刊。当然，这其中的波折与艰辛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董秀玉本人才体会得最深刻。当时还没有国外现代意义上的周刊，选择办周刊就需要很大的魄力，创办的过程中换了4、5任的投资者和主编，然而她总是告诉自己，再坚持，再坚持，坚持一下就好了。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生活周刊开始盈利，并持续增长，极大地扩大了三联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董秀玉还是一个很有长远眼光的经营者。在三联的发展中，办刊、办店、投资，都有一个成长期，好几年帐面上不好看。但只要对三联的长期发展有利，她就会做。盖大楼，她要打10层地基，为以后方便增高。办《生活》刚盈利，她就决定正式转周刊，又接着亏损，要到她退休后才能大盈利。光盘生产线投入，借了一千万，她承担下来，但以后的利益却是长期的。她说，企业发展一定要长期着眼，最怕的是短期效益。道理都懂，但能做到的人却不多，董秀玉是确实做到了的。
在创业和盈利的过程中，坚持文化品牌是一个持久战。在董秀玉的经营理念中，读者的利益和需要是第一位的。面对无房无钱，处于亏损边缘的三联，她选择的是品牌和品位，是文化尊严。在1994年《新闻出版报》的一篇文章中，她说：「人以品为重。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结晶的图书，品和格则更至关重要。这在当今出版界，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认识问题，面对市场，它已演变为一场实实在在的人格搏斗和实力较量。市场诱惑是巨大的。抵不住诱惑，一味的屈就，被剥夺的只能是文化的尊严。市场又是冷酷的，你不积极面对，不了解和掌握它，没有巨大的实力带领它，它一定对你翻脸无情。作为良心事业的出版工作，我们的选择只能是『留住尊严，增强实力』，这也是三联书店的基本方针。」
当时有员工拿来一本气功书稿，作者答应书号到手后，可以付给三联两万美金。以当时三联的经济状况，两万美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但是当董秀玉看完这本书的内容，讲述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气功术，作者往那一坐，告诉你一万年前世界怎么样，一万年后怎么样等等。出版这样的书籍，是不负责任的，是无法向读者交代的。奉守「读者是衣食父母」的董秀玉抵住了诱惑，在金钱面前选择了文化的尊严。
两条腿走路：学术与文化普及并重
学术书是三联的根本。三联出专业的书，学术的书，也出文化普及的书，如金庸的书，黄仁宇的书，但是三联书店即使做大众的书也要做一流的。金庸作品集是由董秀玉第一个正式引进版权、成套推出的。董秀玉说当时可以选择的著名武侠小说还有不少，不过实在不敢多选，金庸小说的文学性和历史感最强，就只选了这一套，它应该最符合国内读者的口味，也符合三联书店大众读物的定位。董秀玉很会选书，尤其是选书的理念十分清晰。她说，光是好书还不行，还太多，出不过来，还必须牢记自己的出版特色、品位和选题结构，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书，这样精选，逐年积累，才能一以贯之，凸显自身的品牌。
1989年，当时还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董秀玉，第一个将蔡志忠古籍经典漫画引进大陆，她说，刚一看到就觉得非常有新意，蔡志忠用漫画的形式诠释了中国古代经典名著，这是一件极有文化意义的学术普及工作；而且用漫画的形式更利于吸引青少年，对当时处于非常低迷状态的国内漫画来说找到了一种表现的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大大解放了漫画的生产力。两者结合，董秀玉觉得这将会带来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价值。事实上也证明董秀玉的判断是对的。董秀玉说那时候港台的漫画有很多种，不仅仅是蔡志忠，但像他把文化品位和轻松阅读结合起来的却绝对少有。
问起畅销书，董秀玉笑说她实在并不善于做畅销书。那为什么黄仁宇、二十讲、蔡志忠、金庸，尤其是《我们仨》等书都那样风靡一时，就是学术著作也比别的社销得多？董秀玉说，她选书的着眼点首先是好书、有创见和新意的书，还必须符合三联文化特色的书，然后把它们认真做好，很少到处去找畅销书。她认为既是好书，就应该有畅销的潜质：「因此这些书畅销是应该的，销得不理想却是我们工作的问题了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编辑和营销工作。」当然，畅销的量也跟定位有关，有的100万是畅销，有的2、3万也是畅销，每种不同的书都做足最重要。遗憾的是太多的书没做足，太匆忙太浮躁，浪费了太多的资源。
抓好原创图书是董秀玉更为关注的工作，近年来出版的二十讲系列、乡土中国、考古人手记以及三联哈佛、经济学家手札、大众经济学丛书等等都是她着力推出的。她认为出版作为创意产业，最为重要的还是原创书，这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积累和版权积累。
市场社会是一个高度分众化的社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亿读者的大国来说，每一层次的读者哪怕是知识精英，其绝对人数也相当庞大。一个出版社如果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拥有自己固定的读者和市场份额，就需要有独特的出版风格和文化品牌。风格和品牌不是文化产品，并非一夜之间可以获得，它们是一种文化传统或文化精神，需要一代乃至几代出版人的努力方能形成。
读书人相知相惜
但是，在如今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不少出版社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纷纷放弃了原来的出版风格和文化品牌，也曾有人问董秀玉，在这样的物质利益当前的环境下坚持文化品位是否觉得孤独。董秀玉说，孤独，当然会觉得孤独，但是社会责任感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允许她背弃文化良知，而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她不懈工作的精神动力。文化人之间相知相惜的情感和没有任何等级观念的氛围促使她不断努力。她想做的是给读书人创设一个交流与学习的环境。在建设三联图书大楼时，有人建议用直升电梯，而董秀玉认为过于商业化的设备会使文化品位大打折扣，于是选择了环形楼梯，并在每级台阶上都摆放了书籍供人阅读，溢满了文化气息。她谈起了两件知识分子对她促动最大的事，当时人民日报社的图书杂志每个月都有图书服务日，端上一杯清茶，新书拿给作者看。吕叔湘每个月都会来参加，年届80的老人了，每次来都冲上四楼，坚持来看书。董秀玉被深深感动了，她暗下决心，但凡有楼，一定要开书店，让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个喝茶喝咖啡聊天碰面的地方。还有一次，董秀玉去上海看施蛰存，两人上楼聊天，后来她才知道施蛰存坐在装着马桶的木箱上，在一个很窄的房间里，施蛰存就是这样利用空间的。知识分子的清贫又一次促动了董秀玉。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艰苦环境和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刺激和鼓励着董秀玉为知识分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在她的整个图书事业中都渗透着浓厚的文化关怀。
董秀玉长期在图书行业默默工作，但到处都留下她工作的足迹及弥足珍贵的良好口碑。她身体不好，但社会需要她，因而她总是欲罢不能。她一贯的敬业和尊重知识的精神，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和大家的信任，像启功、季羡林、钱钟书、冯亦代、杨绛、黄宗英、金庸、龙应台、杜维明等等，都和她有着亲密的书谊。像王世襄老先生的传世之作，就是交给她出版的，三联书店以最精美的装帧印了该书几万册，刚一出来就被读者作为收藏品销售一空。在她的出版理念里，追求质量第一，因此延续了三联品牌在世界的美誉度。她执着又实实在在地以中国传统高层文化为内容，出版了几千种图书。如《陈寅恪集》《钱钟书集》《二十讲系列》《乡土中国系列》等，在社会上具有极大的影响。
不仅知识分子和她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她的三联情结中，一直贯穿还有对同事和员工的真情。她说过，平等待人是《读书》的一条家规，可以说，也是她的人生守则。她和在三联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和员工有着血浓于水的感情。回忆起离开香港三联时，全体员工都来送行的情景，董秀玉充满了深情，她一直强调，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是什么也做不好的。在艰难的创业过程中有无数的人在做着努力和牺牲。北京三联创业时，连办公楼都没有，60多人在5个地方上班，通知开会3天都很难将人叫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三联员工以大局为重，艰苦创业，董秀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答应业务一好马上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而员工也让董秀玉倍加感动，他们选择了在地段比较便宜的天通苑购买宿舍楼，也因此可以在现有资金的情况下多买一些房，全部解决了员工的宿舍问题。
投之以李，报之以桃，董秀玉也用自己的平等态度和努力工作回报着员工的支持与尊重。董秀玉平易近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有优良的民主作风。三联员工与她无话不谈，可以直接到她办公室提意见，没有森严的等级观念，工作气氛融洽而自由。她经常询问员工：你们开心吗？时时关注着员工的感受。因为她知道不开心的单位很难出好书。在她的影响和领导下，三联员工有着极强的认同感，焕发出高度的工作热情。
编辑情结
董秀玉谈起自己在香港三联时面对的压力，历历在目。当时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掉了不少，不在任总经理6年后，积劳成疾，当检查得知自己患乳腺癌，11天后必须做手术时，她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而是紧赶慢赶地安排着工作上的事情。要动手术的那天，医生打电话提醒她，她才想起来。在和客户见完面后她才回家拿东西，告诉母亲要出差十来天，母亲要洗澡，她帮母亲洗完后赶去医院。住了院办完手续她才告诉爱人说自己住院。她不想让任何人为自己担心。手术后，渡过最基本的休养期，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一边化疗，一边每天上班，仍然最晚离开办公室。10年来，唯一不变的是她的车和最后一个离社下班的习惯。可以说，她把全副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了三联书店的发展上。
董秀玉有着浓厚的三联情结，她做过编辑，又当了20几年的总编辑，但她最想做的还是编辑。两者之间有共通的地方，但终究还是有相当的差别。总编辑要定发展战略，规划选题定位、方向和结构，每年新系列的开发策划等，虽然还有审大纲、审样稿及终审，定开本、定价、封面等一些较具体的工作，但终究不像编辑那样从发现、捉摸每一个选题开始，可以细细地跟作者讨论，一字一句地看稿子查资料，可以跟美编一起研究最符合内容的装帧形式，更要了解市场做出统盘的营销方案，出书后更可以从容地读书评、听反馈，对比自己的审稿过程，总结得失，实在是一个最佳的学习和享受知识的过程。因此董秀玉一直在说，编辑实在是一个太好的职业，永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完全是创意的行业，一辈子都做不腻。做一个好编辑并不容易，董秀玉说关键是编辑要不断地学习，了解并敏感于时代的变化。她是一个很敏感又很善于学习的人，而且似乎更重要的，她还是一个很挑剔的人，熟悉她的人都说，她的选题都是皇冠上的那颗最亮的明珠。
当然，现已退休的董秀玉觉得自己的工作也有一些遗憾，比如新知没有办成，任内本来想把通道进行公司化改造，但没有完成，还有虽然编辑队伍很好但编辑的专业知识覆盖面还不够宽。但回顾整个编辑生涯，她更多的是一种无悔和自豪。退休后的她觉得压力少了，轻松多了，然而她还是放不下她所热爱的编辑事业，精心编辑的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成为2003年最感人也是最畅销的图书之一。
一个自信而执着的女性，留给我们一个淡定而从容的背影。
63岁了，花甲之年，她还在努力……还在进步……。
引文
人以品为重。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结晶的图书，品和格则更至关重要。
市场诱惑是巨大的。抵不住诱惑，一味的屈就，被剥夺的只能是文化的尊严。市场又是冷酷的，你不积极面对，不了解和掌握它，没有巨大的实力带领它，它一定对你翻脸无情。作为良心事业的出版工作，我们的选择「留住尊严，增强实力」。
文化人之间相知相惜的情感和没有任何等级观念的氛围促使她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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