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16岁！」（廖银凤）
文：（陈顺馨）
额上的一道疤痕
认识银凤差不多10年了，但奇怪的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她额上那道疤痕，只是因为这次做访问，有机会长时间近距离地面对着她，才发现这个「历史遗迹」。她说，这是她前夫留给她最好的「礼物」。我说，用什么打的？她说，用皮鞋锉的，当时鲜血猛喷。
之前真的很难找到机会或时间听银凤详细讲她的「被虐」故事。每次见到她，不是在讲座、研讨会、游行等场合，就是在她所属的团体「群福妇女权益会」的会址里，她总是忙着不同的事情，例如主持会议、跟她的「姐妹」倾谈等。她总是那么忙。提名她参与「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李伟仪在介绍她时作过这样的描述：「她的电话是长开的，跟她吃饭时，她总会接很多姐妹打来的电话，有求助的，包括问现在想逃走，应该怎样做；被社会保障部的社工拒绝申请综援 [1] ，该怎么回应，等等。吃一顿饭，一个半小时，其中一个小时是在讲电话的，她身边的人都习惯了。」[2]
究竟隐藏在那道还清清楚楚地横在银凤额前的疤痕背后那份伤痛，是怎样转化为每天努力为仍然活在丈夫的暴力和政府政策的暴力下的妇女奔波的能量？换句话说，银凤的受害者身份，是如何转化为致力于消除直接威胁妇女日常生活和人身安全的家庭暴力的和平使者的？
反叛性格与传统思想的矛盾
银凤1949年生于香港。她说她真的是本地人，小时候住在一个叫樟木头的围村里。这个在香港的樟木头位于西贡，村民的思想与规矩都相当传统和守旧。银凤忆述说，小时候，她性格外向，爱蹦蹦跳跳和玩球类活动，但由于她是女孩，大人不让她玩，何况这类活动是要跟男孩子一齐玩的。另外，一些村里的传统仪式，如中秋节扎和放孔明灯，女孩子都不能沾指。面对这些不平等待遇，小小的银凤已经懂得在心里嘀咕：「为什么女孩子不能跳？」但不敢大声说出来。她的反叛性格除了让她意识到女人低人一等外，也让她觉察到村里歧视大陆人的问题。50、60年代中国政治动荡，不少人从大陆移民或偷渡到香港，银凤家附近就有一家来自东筦的客家人，在荒地搭了一间茅屋住下来。她家的小女孩没有人跟她玩，银凤在读书时认识了她以后，便很义气地说：「人家不跟她玩，我跟她玩。」
银凤10岁才开始读书，所就读的村校离她家有3条村那么远。升上中学后，英文和数学都追不上，因此中二便停了学。她想出外找工作，父亲却不允许，因为她是女儿，这也是父亲疼爱她的方法。同样，这个以为只有自己才能保护女儿的父亲，不喜欢银凤跟男人接触。那时已经18岁的银凤，刚认识了她的前夫，加上他是大陆移民而不是围村内的人，银凤的父亲就更加反对。今天，银凤回想说，正是因为父亲保守，不懂得处理她的需要，让性格反叛的她，很快就跟认识不深的前夫结婚，离开了父母亲。那是1967年。
然而，婚姻虽然让银凤脱离了父亲的控制，却把她带入另一个更严峻的父权环境。在台山农村长大的丈夫，原来是来自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和村子。台山人重男轻女，男人不把女人放在眼里，村里女人被打是平常事。银凤的丈夫不仅经常看到祖父打他的祖母，自己也从小受到不情愿供养他的祖母（因父母早逝，而祖母不是他父亲的亲妈妈）的暴力对待，包括毒打和经常不让他吃饭。婚后不久，他就露出他暴力的一面，开始打银凤。最初，银凤选择哑忍，一方面是传统观念作祟，另方面是她不能找娘家出面，因为她是违抗父命而跟这个男人结婚的。婚后银凤曾经做过车衣，但后来因丈夫不允许她出外工作而呆在家里，她也没有孩子寄托自己的精神，因为丈夫不喜欢孩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暴力婚姻不经意地强化了一直存在于银凤思想内的是非观念。前夫在国内受教育，少年时期戴过「红领巾」[3]，具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当年「左派」在香港发起的「六七风暴」，他也有参加。1967年银凤跟他结婚后，经常跟他去看<<白毛女>>等样板戏，听他讲周恩来、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事情，也听他的话参加了工联会属下的一个工会的家属组，「三八」妇女节的时候登台演出。意想不到的是，银凤被动地接受的政治熏陶，却增进了她对中国政治的认识，以致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念，那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爱子民。不过，这样现代的思想，仍然不足以让银凤冲破根深蒂固的传统妇道，冲出夫权的樊篱，忍辱负重地过了21年的婚姻生活。或许，我们没法想象性格反叛和具有清晰是非观念的银凤如何渡过那21年，她心里明白丈夫是不对的，而自己也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却要压抑自己，不敢反抗。就算婚姻可以不要，也无处可走。
「女人原来可以这样生活」：从「逃命」到重生
一直到了1988年，39岁的银凤才下决心离开丈夫。她用「逃命」来形容这个改变了她的命运的行动，因为最后的几年，丈夫觉得自己身体不好而放弃工作，家庭经济不仅出现问题，他的暴力行为更变本加厉，危害到银凤的健康与安全。银凤忆述说：
「我真的不是很有部署地逃离的，或是想反抗，只是为了逃命，不想等死。自己精神真的撑不住，压力太大。这一刻他对你很好，下一刻你不知道他会如何对你，吃饭时候也可以打你，例如这一刻他给你夹菜，转眼他就会翻脸打你。那次他用皮鞋打我，锉我的额头，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那时他也有工作……可能我明白他的暴力行为是源于他的成长经验，因此，我对他没有怨恨，没有爱，也无悔，只是死心。……本来想等我父母去世后才离婚，因为他们接受不了女儿离婚的事实，但后来真的顶不住了，就决定离婚，我走了这一步他们也不知道。」
银凤能够鼓起勇气，踏出夫家之门，也因为得到她曾经入住的庇护中心「和谐之家」的妇女的鼓励。离开前夫后，她没有再回中心，而是找了一份工作，在北角租了一个天台屋住下来，同时办离婚手续。生活好像是重新安排了，但她仍然感到前路茫茫，情绪低落。真正让她认识到女人的生活原来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的，是1989年她所目睹的一个震憾性民主游行场景：
「我住在春秧街，窗对着英皇道，我听见很多人在喊口号，喊了一段长时间。我没有想过要下去，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我想，发生什么事情﹖由于我只能听到声音，看不见街道的情况，我便决定下去看看。哗，马路上很多人，很多标语。知道是为了支持北京民运后，我就加入人群中去，一路走上东区走廊。我身边的人原来很安静，没有喊口号，突然间，我前面有个女人，挺高大的，开始指手划脚，喊口号，带唱歌。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女人可以这样，但我跟着她喊，跟着她唱。当时脑海中出现很多问题：为何过去几十年，自己会那样生活，而为什么这个女人可以这样生活？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女人可以这样，而自己一直被人打，几乎没命，才走开？自己将来的路又会怎么样？」
女人不仅不应该被男人打，还可以大声说话，做一些原来以为只是男人可以做的事情，例如做带头人。那次游行带来的反思可以说为银凤日后的生活和参与打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1990年，住在「和谐之家」的一群被虐妇女组织了一个自助小组（即日后的「群福妇女权益会」， 下称群福）。 由于银凤经常回去看望她们，便加入了做义工。自此，银凤便与群福结下不解之缘，群福也成为了银凤新生活的起点。
在2005年12月和平妇女的昆明交流会上，银凤介绍自己时说，「我今年16岁」 。从前夫手中逃命出来后「重生」的信息，深深地留在我们每一个参加者心中。
组织参与与性别启蒙
群福的工作目标是凝聚如银凤这些过来人的力量，「为受虐妇女争取有关改善生活的政策，以保障其应有的权益；透过集体的参与和力量，使妇女觉醒其问题的社会成因，加强其解决困难的能力和信心，并协助妇女重建家园和新生活」[4]。作为香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被虐妇女的自助组织，要长远地、独立地推动上述的工作目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首先要吸引曾经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参加，解决她们要独自面对新生活后所遇上的经济、居所、抚养权、法律、孩子上学、关系重整等实际问题，进而通告不同的活动或行动恢复被摧残的自信、自尊和自我形象，建立走上同一条路的妇女之间的姐妹情谊、生活的信念、互助的精神，以至培养她们的领导才能和一份承担，才能发挥组织的集体力量，服务无数仍然在暴力环境中生活而不敢出走的妇女。其次，作为妇女运动的一员，群福需要针对导致家庭暴力出现的各个环节而工作，以防止更多妇女受害，这包括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关条例时出现的问题、社会工作人员处理个案时的态度、社会观念的改变等等。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后，群福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得到不少社会认识支持的、和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妇女团体。2005年8月我出席群福的15周年研讨会和会庆时，看见不少姐妹不怕讲述自己的故事、懂得质疑政府的政策，并且承担着不同的工作，心里很是感动，因为我知道为每一位在场的妇女来说，能走到这一步，都是不容易的，包括在台上主持会议的主席银凤。
群福建立组织之初，有人找银凤做干事，她拒绝了。她说，那个阶段的她，一方面没有信心，怕自己做不来，另方面是受够了前夫的限制和压力，怕再次受压和失去自由。后来，才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她被动地上了马，一做便是3年。没想到，这段时间成为她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她抓紧机会出席不同的讲座、论坛，吸收知识，打开眼界，用她的话说，自己好像「一块很干的海绵，到处吸收养份」 ，让自己「开窍」。她认为自己真正在性别和公民意识上得到「启蒙」的，是参加了新妇女协进会举办的一个培训班和利用空闲时间看书，1993－94年间，代表群福参加香港妇女团体为争取新界妇女平等土地继承权[5]和引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6]而组成的「联席」的工作，也让她感觉到社会运动的力量和认识到国际视野的重要性。当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了的时候，她变得越来越投入。由于自己的经验，银凤经常鼓励姐妹多出来看看，去参加游行：
「我觉得，我们身处一些活动、一些论坛、一些公共场合，每一个人亲身感受，亲身反思自己的路该怎样走，因为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质、潜能，关键在于有没有机会让她开辟天地、开阔眼界，认识什么是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当她能自己定位，才能去推动世界和平，推动和谐生活……。其实一个社会，一个世界，你的事是和我相关的，我的事也影响大家。」[7]
此外，银凤自觉自己能够把握学习的机会、有多些时间接触姐妹和投入工作，是因为自己没有孩子。除了时间安排上的优势外，心理上，银凤也不像一些离不开被虐的阴影或者怨天尤人的妇女，她知道「自己失去了太多，社工又帮不了自己，就得靠自己，改变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银凤意识到要改变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需得大家一起出声、行动。后来，银凤有机会成为群福的受薪工作人员，她注意安排一些较为资深的会员，带一些新入会的姐妹参与工作，好能积累经验，培养自信和使命感，他日可以像她那样独当一面。但她知道姐妹能够参与工作或行动的前提是经济、孩子、心理等问题得到照顾，因此，很细碎的内部工作，如交通费津贴、托儿服务等，都得考虑到。
对外工作方面，最能说明银凤和群福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策略的，是「天水围事件」。
姐妹为本：对抗家庭暴力的工作策略
2004年4月11日，天水围发生了一宗轰动香港的家庭暴力事件：男人用刀砍死妻子金淑英和两个年幼女儿后，也用刀刺肚，然后报警，说被妻子砍伤，最终自己也不治身亡。惨案发生之前，结婚后从湖南来到香港的金淑英，原来受到丈夫虐待多年，曾3次入住庇护中心，之后一直有社工跟进个案。案发前一日，她也正住在庇护中心，并且接受同住在中心的妇女的劝告，准备过了复活节之后提出离婚，并且答应第二天跟银凤和其它群福姐妹见面，一起参加游行和商讨离婚的事情。怎料在11日上午，丈夫致电给她说，如果她今天不回家，就永远见不到两个女儿。她便决定回去把两个孩子接出来。在接受姐妹的劝告下，她离开庇护中心时，通知中心同事，同事并通知主任，主任叫她报警，他先报了警，警方叫她找社工。在遇害之前，也曾致电姐妹，说不能出来游行，但最终还是逃离不了自己和孩子同时死在丈夫刀下的命运。事件揭露了政府和社工在处理家庭暴力问题时的不敏感，例如妻子报案说丈夫会对她们不利，警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她独自回家，终于出事。正如一位女性主义学者指出的，由于事主是新来港妇女，警察一般对这类妇女存在偏见，因此更加忽略她们的需要。[8]
当晚，噩耗传来，一班姐妹悲痛不已。作为主席的银凤，知道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先支持这班姐妹，让她们情绪稳定下来后，才能一起商量做些什么。事件的一个关键是警方想推卸责任，指女事主没有报警，姐妹们都很气愤，因为好几个人完全掌握金淑英死前的行踪和报警的事情。这样，「为死去的姐妹争回一个公道，不要给人冤枉」 成为一个共同愿望。传媒和其它妇女团体也希望群福出来说话，但这些姐妹有犹豫，害怕出来向公众讲出真相。作为过来人及组织者，银凤知道不能够心急。她说：
「老实说，我是以这些姐妹为重的，而不是以行动为重。我不可以逼这些姐妹哭哭啼啼地去讲，这对事情也没有好处。因此，我只是安抚姐妹，让她们真正平静下来，可以说话，我们才召开记者招待会、到警署报案、找律师等。其实当时很辛苦，很担心姐妹的情绪，因为她们都有自己的困扰，现在又发生这件事情，不仅大人受影响，小孩也是，因为他们跟被杀害的孩子玩过。」
银凤的策略果然奏效。已经储足力量的几位熟悉死者的姐妹，在记者招待会上反击警方的言论，让警方后来不得不承认事主曾经报警，只是当值人员没有纪录报案内容，这完全扭转了事件的发展方向。舆论不仅批评警方和社会福利署的前线人员疏忽处理家庭暴力个案，还谈论香港家庭暴力整体上的问题，大大地引起了社会对问题的关注，政府还得成立专责小组，调查事件和建议如何改善处理家庭暴力问题的程序和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这样的发展，不仅为金淑英讨回了一个公道，还推动政府和社会团体走前了一步，这当然为群福的姐妹打了强心针，为下一个行动作准备：在金淑英丧礼那天一起游行，让社会继续关注问题。
银凤和群福姐妹商量用辣椒来突出金淑英来自的地方──湖南。她们一起去买辣椒，回来后一起把辣椒串起来，并分工合作地准备游行的各种事情。银凤说，过程中姐妹们都很开心，大家关系也变得和谐，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能够化作力量。另外，由于大家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有关，便主动想出很多主意来，增强了参与性。事件一周年时，银凤也征询大家的意见，是否愿意一起做些纪念活动，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很积极的要做这做那，而姐妹跟不上的话，那不是很好的事情，而姐妹是需要时间和学习的机会，才能够把自己的处境放在一个更多的社会环境下加以理解，才会行动起来。可以说，银凤这种着重过程的工作方式，不仅是为了搞好一个活动，而是长远地转化姐妹的受害人身份，成为防止家庭暴力的推动者。
「天水围事件」其实只是变得越来越严重的家庭暴力问题的一次恶性爆发，不少妇女就算没有被丈夫砍死，也受到身体、精神以至性方面的虐待。根据社会福利署的资料，2001年虐偶个案数字是2,433 ，之后一直上升至2002年的3,034 、2003年的3,298和2004年的3,371[9]。相信这些数字只是说明了懂得求助的妇女越来越多，仍然还活在不同程度的暴力环境中而不敢或不懂求助的妇女是无法统计的，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嫁到香港来的妇女。银凤和群福姐妹知道，除了记者招待会、游行等容易引起社会关注的行动方式外，更重要的是妇女中间的教育和支持工作。例如她们出版<<远离暴力──妇女求生手册>>派发给妇女、设立「风雨同路」妇女热线、组织支持网络、提供信息等等。另外，银凤知道群福跟其它处理家庭暴力的社会服务机构不同，要让求助的妇女感觉到被信任、被谅解和得到平等对待，群福姐妹从自身经验出发的支持工作，是非一般社工式的辅导技巧可以取代的。
和平工作：大声但温柔
银凤说，当被提名她评选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她觉得很好笑，因为自觉是个恶狠狠的人，很「暴力」，经常要大声骂人，特别是骂香港政府。我跟她做访谈时，她清楚地说：「政府很暴力」，当时，她骂的是政府提出的新方案：强迫孩子到了12岁的家庭照顾者找工作，不然就削减她们综援。这提议不仅直接影响群福的会员，还跟银凤的政治信念相反。之前提到，银凤一直相信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爱子民，其中的一条是保障她们的安全和过人性化的生活。一直以来，政府不但没有尽力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使妇女和孩子安全受到威胁，现在，还让感情上更需要互相依赖的单亲妇女和她们的子女得不到应有的相聚时间，妇女还有承受找工作的压力，唯一的理由是政府想削减福利开支。针对这样的「暴力」，银凤说只好发动姐妹「大声地在街上闹、在社会福利署楼下闹和利用传媒闹。」其实，她清楚知道，这是和平工作：
「有人说群福不和平，这是社会给我们的标签。我们正在做的是一件伟大的工程，是想让整个社会和平，而这个和平是从家庭开始的。……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这是我们走出来，不停地的跟人家讲，不停地工作的原因。是，我们很大声，但我们是在做温柔的工作，做和平的工作，我们也只不过是想过我们希望过的生活，用我们的文化，倡导我们想要的东西。大声不等于暴力，我大声不代表不和平，我们是在做和平的事业。」
或许，没有人比银凤她们，更能体会这样的和平工作对于自己、身边的妇女和社会的意义。如果要家庭暴力「零度容忍」[10]不至沦为一句空话，银凤的「暴力」是那么可贵，那么迫切，而她「温柔」的和平政治，又是那么有力量地，跟她额上那道疤痕对话。
大声说话吧，银凤！16岁的你，还怕谁？
引文
女人不仅不应该被男人打，还可以大声说话，做一些原来以为只是男人可以做的事情，例如做带头人。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质、潜能，关键在于有没有机会让她开辟天地、开阔眼界，认识什么是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当她能自己定位，才能去推动世界和平，推动和谐生活
[1] 香港社会福利署发出的「综合援助金」的简称。
[2] 「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工作坊系列之一「家庭暴力、性权与和平」（香港城市大学﹐2005年1月23日)中的发言。
[3] 即参加过国内的青少年组织少先队。
[4] 见「群福妇女权益会」单张内容。
[5]由于香港新界一直保留清朝的法例﹐妇女没有土地继承权。1994年3-6月间﹐为争取立法通告<<新界土地(豁免) 条例>> ﹐保障新界妇女的平等继承权﹐13个妇女团体组成了「妇女团体争取平等继承权联席」﹐发动一连串行动。在立法局的争持和民间力量的角力下﹐条例终在6月通过。详情可参看本书有关「新界妇女原居民委员会」的故事〈废除文明社会下的无理传统〉。
[6] 1994年6月﹐政府发表<<男女平等机会绿皮书>>的咨询结果﹐公布将引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到香港﹐拟定性别歧视法案及设立「平等机会委员会」。妇女团体积极就这些法案作出响应及行动﹐因为这能够在国际和本地法例上保障妇女免受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条例>>和「平等机会委员会」在1996年5月和9月先后生效及成立。
[7] 银凤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工作坊系列之一「家庭暴力、性权与和平」（香港城市大学﹐2005年1月23日）中的发言内容。
[8]梁丽清：「天水围伦常案报告的缺漏」，<<明报>>论坛版，2004年12月4日。
[9]见<<明报>>2005年4月10日报导。
[10] 「天水围事件」后﹐社会似乎达到一个共识﹐那就是「零度容忍」家庭暴力﹐即在各个环节上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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