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在这本书里，马小朵一章采用了第一人称口述，因为她的经历本身就是最好的表达。
在谈到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时，马小朵说：“说实话，我对媒体很害怕。媒体都是主流的媒体，不仅有栏目和读者定位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用主流的眼光看我、看我们，用主流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我们，所以我一直比较害怕面对媒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接受你的采访，也许是因为那次见面时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关于你的上一本书和对这本书的设想，也许是因为你和我爱人一样都姓寇，让我觉得亲切。”
她这么说，让我温暖，心里也沉甸甸的，唯恐辜负了这份信任。
路遥知马力
有人说，八十年代初进京的小保姆是中国民工潮、中国流动人口潮的铺路人，我是八二年进京做保姆的；还有人说，中国的NGO是九十年代中期以世妇会为契机萌芽发展起来的，我是九七年开始接触到“打工妹之家”的，都懵懵懂懂地成了最早接触的那一批人。
作为一个打工妹，二十几年来，我一直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经历、见证着我们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而且还会继续经历下去，我一辈子都不会脱离这个群体、不会中断这种体验；作为一个女工NGO，我经历了从志愿者、工作人员到成为草根组织的创办人这样一个过程，这还会成为我一生的事业。不管是打工妹还是NGO，也许我不是最优秀、最突出的，也许我不能做得最好，但我会是做得最久、在这条路上走得最长的人。
1982：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北京当保姆
我1966年出生在江苏农村，1982年高中毕业。长大的过程中还一直都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等到毕业那年隐隐约约地感到农村正在发生变化，当地的农民都在悄悄传说安徽已经开始分地了，还说如果分地，我们家就要饿死了，因为我们家没有儿子。三个女孩中，我是老大，总觉自己应该为家里做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做。
听人说可以到北京去当保姆挣钱，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北京当保姆。可是，保姆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那时候出门吃饭要粮票，走到哪里都要办暂住证，想去北京当保姆，也必须有人接受才行。我打听到邻村有个女孩，她的表姐在北京当保姆，就去找她，托她跟表姐联系，可她不愿意。
虽然她拒绝了，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因为她是我唯一的线索。我们家世世代代连一个城里的亲戚都没有，县城是我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根本就不知道北京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怎么才能去到那里。
我每天收工以后都去她家帮她干活，我们那里产芦苇，家家都编芦席，我编席子编得特别好，每天都去她家帮她，就这样一直干了两个多月，她终于被感动了。
我做保姆的时候只有16岁，许多人都问我：小姑娘，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做保姆吧。
我当然不想一辈子做保姆，我有一个梦想，想到北京来学英语，然后回家去当英语老师。我们那里缺英语老师，因为没有老师，我们上中学时都没有开英语课。我一边做保姆一边上英语夜校。1985年，民族大学刚开始创办自费大学，可是那里没有我想学的英语专业，我就报了中文，当个语文老师也不错啊。
上大学就不能工作了，我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我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许多同龄的保姆在北京挣到了嫁妆都回去成家了。但上大学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我用上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借了许多钱，一意孤行，要把大学读完。
一开始，我在学校里没有一个朋友，我的同学全都是城市人，有的还是单位出资代培的，他们住校，我交不起住宿费，住在一位外国语大学的老师家里，每天做些家务，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齐，他们给我提供住处和早晚两顿饭。我每天匆匆而来，上完课匆匆而去，不跟班里任何人说话。到了最后一年，学习最紧张的一年，一位东北的女同学去找了校长，让我和她住一个床，不收我的住宿费。
1988年拿到文凭后回到家乡，才发现正式大学生都用不完，我不是正式的文凭，又没有城市户口，人家根本不用我。我的梦破灭了。六年了，我一直在为这样一个梦努力，可是如今这个梦没有了。
我只好又回到北京去做保姆。生活好象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所不同的是我比六年前少了梦想，多了债务。我的将来怎么办？这一辈子怎么办？我心里苦得很，慌得很，慌到心痛的地步。那时候同龄的保姆也都离开了，我在这里连个能说话的人也没有，我想找个人聊聊想到快发疯了，可是周围全都是北京人，想跟人搭话都搭不上。
我在总理的秘书李琦家工作过，他知道我爱学习，一直夸我有志气，实在闷得不行我就去找他。现在想想自己挺失礼的，从来也不知道提前打电话约时间，都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去他家，敲开门就进去了。他们老两口实在太好了，不管多忙都会陪我聊一会儿。他问我以后准备干什么，我说在内地恐怕不行了，准备到新疆或者宁夏比较偏远的地方，看能不能当个老师。他说那太远了，你还小，又是一个女孩子，走那么远让人不放心，我们新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不如到那里去做个临时工吧。
虽然只是临时工、只是打杂，但是能在出版社工作，我太高兴了。
我在那里遇到了我的爱人。
说起来也是缘份，恰恰把我分到了他的办公室。和他在一起，我们很快就有了一种感觉，那段时间真的很复杂的，一方面很想见到他，喜欢见到他，一方面又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是正式工，又是北京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我们之间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是不喜欢我。
这种矛盾让我承受不了，趁他出差悄悄跑掉了，只做了三个多月就跑掉了，离开了我喜爱的工作，还有我这一生第一次爱上的人。
失掉了那份工作，我又做了保姆。
1989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初三回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说初二有个小伙子来找过我，“他好象很喜欢你，找不到你，挺失落的样子。”我知道了，他也是喜欢我的，但喜欢又能怎样，隔在我们中间的东西还是那么多呀。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清明节，出版社一位女同事给我打电话，她说有个书市很好，挑了很多我喜欢的书，让我快去。
我去了，在那里又见到了他。原来，是他让女同事打电话找我的。
我们恋爱了。他的情感、他的真诚给了我动力：我可以去努力，一点点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
爱情虽然美好，但无法战胜生活中的问题。他的父母曾经有过一段苦不堪言的生活，两地分居十七年才调到一起，至今把那段日子称作“噩梦”。他们不愿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噩梦重演，直言相告，不支持我们：“我们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主要是生活不可能。你没有城市户口，也就没有粮票油票，你们是要有孩子的，将来一个人的供应三个人吃怎么能够？而且孩子的户口还必须跟着你落到江苏农村！”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生活比噩梦还要恐怖。
他们都是很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会恶语相加，也不硬拆散我们，只是相对无言，望着我们发愁。那一阵，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去面对他们。一到周未，走到他家的楼梯上就怕得要命，一想到他们因我而生的恐惧和忧愁，就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
所有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我的身份，就是户口，我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城市户口。那时候唯一有机会转城市户口的就是深圳，我对他说：假如我没有城市户口，假如我一辈子做保姆的话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你可不可以等我几年，我到深圳去闯一闯。
他安慰我：闯得出来当然好，闯不出来也没关系，我可以跟你一起到你老家去，我们还可以不要孩子。
他的话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感动，但是，我不要这样的生活、噩梦般的生活。
1990-1997：在梦想和现实之间
去深圳需要边防证，我们农村户口办边防证太难了，历尽千辛万苦。一拿到边防证立即动身，1990年1月1日，别人都在家里过新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坐上了冰冷的列车，身上带着仅有的600块钱，来到举目无亲的深圳。深圳十块钱一晚的小旅店里住满了找工作的人，所有的工作都要熟练工，而我除了做保姆什么都不会，被辞过无数次之后，身上的钱花光了。我至今感激那位总经理，在我只剩最后两毛钱的时候给了我办公室文员的工作。
当时深圳有个说法，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挣钱，两个基本点是房子和户口。户口，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比我优秀的人那么多，比我有门路的人那么多，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
为了能进深圳，为了能有一个城市户口，我们想尽千方百计，先花一万二在广东农村买了一个户口，叫空挂户。一万二，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公公婆婆倾家荡产拿出了他们毕生的积蓄，换成一张纸片拿在我的手里。我拿着这张纸愁得要命，知道这张得来不易的纸是违法的，万一哪天人家不承认，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到1992年夏天，我觉得自己已经撑不住了，快要疯掉了，情急之下就给深圳劳动局打了一个电话。人家问我找谁，我说找管户口指标的人。就这样，我打通了崔科长的电话，我说我需要一个户口指标，又告诉他我为什么需要这个指标，然后他让我星期六中午十一点半去一趟。
那天我因为去发货迟到了，崔科长开口就说：“你怎么才来呢。” 我只是打了一个电话，他还记得我，他还在等着我，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感动。
1992年中秋节前，我得到了深圳户口。拿到户口指标后我蹲在地上就哭了，哭了半天。就是这么薄薄的一张纸，它关系到我的身份、地位、未来、爱情，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在这上面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激，就买了一盒月饼去看崔科长。他告诉我：“我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做了十四年，平时都是老板、经理和政府有关部门来要户口指标，只有你一个人，是一个素昧平生、孤苦伶仃的打工妹直接把电话打过来跟我要户口的，我不帮你谁帮你啊。”他不仅没有收我的月饼，还又送给我一盒，我提着两盒月饼一路走回去，心里充满了感激。
现在回忆起来，我记住的都是那些帮助了我，在我的人生之中给了我阳光和温暖的人，二十多年之后，在听我这样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中国千千万万的打工妹里，我确确实实是一个幸运的人，但是，即使这样，在我的人生之中，还是充满了呵斥、屈辱、打击、歧视，一个农村的打工妹进入到城市里，你永远是被拒绝的、被排斥的，这已经是常态了，我之所以记住了那些温暖过我、帮助过我的人和事，也许就是因为这太少，太“不正常”了。
我曾经以为，得到了城市户口、结了婚，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我还是太一厢情愿了，我所遇到的问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1993年，我经历了特别痛心的一件事，我的第一个孩子死在肚子里。结婚、怀孕以后，因为长期透支身体情况特别不好，一直住在北京保胎，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楼下的老太太问我有没有准生证，我没有。深圳的政策是怀孕六个月之后才给准生证，但北京不行，北京必须先有准生证才能怀孕。我住在北京，但是户口在深圳，北京不给我开证明，我找到妇联，妇联让我找深圳办事处，我人不在深圳，深圳也不给我开。最后深圳那边终于说，拿到了怀孕六个月胎儿正常的医院证明就可以开。我们还不到月份，于是我爱人托了关系，定好了时间让我去找医生。那天正好赶上北京下大雪，大得吓人，公交车都停开了，一路颠簸终于拿到了需要的证明，孩子却死在我的肚子里，我也因此得了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医生说这种病非常难治，很可能终身不育。
我为什么要这个深圳户口？就是为了能要孩子，但我又恰恰因为深圳户口失掉了孩子，甚至还可能没有孩子。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失掉了孩子，怕深圳的户口出问题我又回去上班，整整三年每天下班后蹲在屋里用电饭煲熬中药，觉得活着的目标就是有自己的孩子，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都快要崩溃了。
等到1997年生下女儿，我觉得自己人生的任务终于完成了。这十几年来，我为了自己的老师梦活着，为了户口活着，为了要孩子活着，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了。
1997：我有一个“家”
有了孩子以后一直住在北京，那时候我爱人已经分了房子，没有生存的问题了，但我寂寞得要命。因为我和属于我的群体隔绝了，一点归属感都没有。我周围都是北京人，跟他们没有话说，对他们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升官了发财了，我既不羡慕也不嫉妒，没有一点感觉。相反，若是看报纸上有个打工妹的官司，电视上说到打工妹怎么，我一下子就被抓住了，就想知道，就想去了解。我知道北京就有一个打工妹的群体，一个属于我的群体，但又不知道她们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她们。
直到那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个消息，《中国妇女报》搞了一个打工妹的集体婚礼，我立即抓起电话问地址，接着就奔了过去。到了报社，人家说是楼下《农家女》杂志，我就去杂志社，杂志社告诉我是在灯市口的“打工妹之家”，接着又赶到那里。正好那天有活动，还有几个打工妹没有走，我就和她们聊啊聊啊，一直一直地聊，兴奋得要命。
我参加“打工妹之家”的活动，成了这里的会员和志愿者，1999年，成为“打工妹”的工作人员。
当时我推销办公用品已经做得不错了，每月接近两千块钱收入，到了节日还有礼品生意可做，在“打工妹之家”的工资是600元，而且那时候我每周在北大听一个社会学的课，又主动跟负责人说每月可以扣我100块钱。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收入的事，只是觉得我们有一个家，有很多打工妹来聊天，她们遇到什么烦恼会打电话找我，我们做有关于打工妹的培训，请做得好的打工妹演讲，过年过节打工妹还会来联欢，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很开心，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工资，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NGO。
我在“打工妹”做了两年，非常投入、没日没夜地做了两年，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当时只有我一个全职工作人员，即使没有活动也每天守在电话机旁，我要让每个打工妹在需要的时候都能找到我。我一直记得在我最苦闷的时候给了我安慰的李琦，那时候不过就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听我讲一讲，然后安慰我一句，就能觉得痛快一点，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够为姐妹提供一点这样的支持和安慰。
做这个工作一开始很高兴，后来，遇到了太多负面的事情，太多打工妹的不幸，经历了很多失败的努力，觉得自己无法帮她们解决实际问题，很苦闷；再一个，觉得我们的NGO大多采用了一种主流思维，不能给打工妹真正需要的东西。我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处在极度矛盾之中，后来发展到植物神经紊乱、整夜失眠，两年之后只能离开了那里。
2004：同伴的召唤
原来在外国语大学工作时认识的老师介绍了一个工作机会，我就又去外国语大学做班主任，直到2004年。
在“打工妹”工作时，我曾经得到一次机会去美国，跟当地的NGO接触交流了一个月。同去的都是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官员，只有我一个是打工妹。当时看美国的NGO，文化类的和犹太社区的都很主流、很阔气，我看着他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唯独到了一个唐人街工会，在一个很穷的低收入区，办公的房子也破破烂烂的，跟我想的那种劳工组织很像。第一天是大家集体行动去的那里，第二天别人去其它地方活动，我自己又去了一次，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
2004年春天，唐人街的这个组织到北京来，到处找我，说他们有一个项目，先到美国学习三个月，还可以提供一点点启动经费，回来之后创办一个面向女性劳工的草根NGO。
那时候我的父母正在北京，他们拼命反对，说外国语大学收入不错，还买了保险；我爱人也比较担心，他知道我一干这事是很不顾家的。我当时犹豫不决的真正原因还不是这些，去美国一次当然有吸引力，但这不是去旅游，我已经奔四十的人了，一旦做了这件事就会是我一生的方向。做，怕我自己做不好，怕我不能真正为我们这个群体做些什么，对自己从事社会工作的能力、方法和成效怀有疑问。不做，心里又一百个不情愿，这到底是我情之所牵、心之所系的事情呀。
我一直翻来覆去地想，从春天想到秋天，经常想得魂不守舍。那天，电视里正在放女儿爱看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面有一只鸭子，被猎人打得遍体鳞伤，老鼠把它救到了自己洞里，但是那个猎人特别聪明，就在洞外学鸭子叫，它听到同伴的叫声就冲了出去，猎人乓乓乓乓开枪，又把它打得遍体鳞伤，老鼠再一次把它救进洞里，结果，猎人又学鸭子叫，它就不顾死活再一次冲出去。我爱人对我说：“你就是那只鸭子，只要一听到同伴的呼唤，就什么也不顾了。只要你愿意就去做吧，我不会硬拉着你。”就这样，我在十月份去了美国。
在美国学习的三个月给了我许多启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看得很低，觉得我们打工妹是弱势群体、是边缘人。作为打工妹个体，想的就是怎么脱离边缘进入主流，改变命运，其他人也把她们的故事作为典范传播；作为面向打工妹的机构，想的就是怎么给她们提供帮助甚至是提供救助。通过这次学习让我觉得自己不再是“弱势”，我们这个群体有两亿多人，是一个有着多么巨大力量的群体啊！那次美国之行让我认识到这份力量，激发出了我内心的力量，我要做的也是这样，激发其他人内心的力量。
在一个很小的草根NGO，我见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一位非常安详的老人，听她讲32年前，怎么卖掉了别人捐献的一辆旧车，70美元起家创办这个华人互助会，组织起来帮助不懂英语的华工找工作。看到她的神情，我觉得她真的很幸福，很让我向往，也解开了自己心里的结。我要做的不是一件可以立竿见影的事，它需要我用自己的一生去努力，可能只做一点很小的事，甚至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都看不到成效。但我不会再急于求成，我会带着一种安详平静的心态去做，就像眼前的这位老人。我想，我也可以像她一样，从一点一点的事情做起，和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生活在一起，一直也不分开，等到许多年以后，当我老了，也会像她一样，向别人讲述我们的经历。那会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2005：从现在直到永远
2005年1月从美国回来就开始着手创办我们的“同心希望家园”，3月8日正式成立，在打工妹聚集区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周围环境也说不上好，但我一到那里就觉得高兴，平时都说我不爱说话，可当我在村子里一家一户做入户调查的时候，和每一个打工妹都有的说，都有说不完的话。
5月1日，举办了我们的第一期女性社会工作者培训班，参加者都是各类打工妹。为什么我们打工妹不能做社会工作？我们的目标就是经过培训，激发她们参与社会工作的积极性，通过互助合作实现自己潜在的力量。第一期参加培训的25人，她们当中有的在学法律，将来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律师；有的爱好文学，将来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作家，写我们的故事，记录我们的历史；有的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将来还可以办我们自己的学校。我们没有必要挤到主流社会里去，我们不可能追上他们的，为什么非要挤到主流社会里去呢？有句老话说得好：马不飞，鸟不跑，不相能，何相讥。我们不如定位在我们自己这个群体，我们就要当我们的马，我们就是要当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工作者。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这是我喜爱的事业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我二十几年的打工经历中，遇到过许多给了我阳光和温暖的人，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的今天，那么我愿尽我的能力，也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已经去世的作家路遥的热爱。在我上自费大学的时候，正好中午广播小说就是他的《平凡的世界》，写的就是那个时代最早离开了土地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在我最艰难孤独的日子里，天天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真好。后来我有一次去西安出差的机会，我想，到了西安我一定要去看路遥，他是我心中最伟大的作家，最可亲的朋友。但是我还没有动身，就听到了路遥去世的消息。我一直在想，路遥是写我们的故事累死的，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把我们的故事继续写下去的，如果路遥还活着多好，如果路遥多一些多好。
我们有两亿多人，怎么就成了弱势群体、成了边缘人群了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留下了记录，有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土改文学、知青文学，都是亲历者在写自己的历史，但是没有我们的“打工文学”。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多年进城务工的经历，打工群体有两亿人之多，却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巷道里走出来的路遥，但他死了。我们的历史由谁来写？我们的历史，其实就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由谁来记录这段历史，怎样向后人述说？现在都是由主流的人来表达这一切，前一段时间我听一位著名的学者说一亿多打工妹就像潮水，城市需要她们，就把阀门打开，城市不需要她们，就要将阀门关闭。我们是一亿多有血有肉的生命，他却把我们当成了水，由谁来记录我们的历史，这样的人行吗？
我们的脚步明明行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我们的身影明明忙碌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世界上为什么就听不见我们的声音？我们通过女性社会工作者培训班培养了一位骨干一起创办了《姐妹花通讯》，我们打工妹自己编、自己写，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不是路遥，但我们可以像路遥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让我们微弱的声音一点一点变大，让这份小报记录下我们的足迹，多少年后她将告诉世人我们曾经的生活。
作为一个初创的草根组织，我们的“同心希望家园”可能也算不上正规的、规范的NGO，我们除了面临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如何筹款和生存也是我们的问题，我几乎不懂得怎么样筹款，怎么样跟基金会打交道。我们正在村里筹建一个打工子女幼儿园，既满足打工妈妈的实际需要，又能让我们维持下去，还可以在这里开展工作。
前几天，《农家女》杂志主编谢丽华老师在向人介绍我时是这样说的：“她叫马小朵，八二年就出来打工了，她还活着。”这句话说得非常有意思，作为头一批离开了土地和家乡的打工妹，绝大多数回到了家乡，少而又少的人进入了主流，能够在城市里生存下来、并以打工妹的姿态站着简直太难了。我很喜欢目前自己的活法，我要的就是跟我的同伴生活在一起，和我们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一起向前走，不管多么艰难漫长都不中断，一直走下去，不管做的事情多么微小，我会一直做下去。我可能不是做得最好的，但我会是做得最长久的。
作者后记： 就像小朵自己说过的一样，她要一直跟自己的同伴在一起，进入２０１２年，她跟自己的同伴已经一起走了３０年。这些年来，她一直跟自己的姐妹们在一起，我先后去过她的五个工作地点，都是各种各样的城中村，眼看着她做餐馆、一个一个地开二手店、在打工社区办幼儿园，也见证她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人员流失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