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新蘭(中國)


我的西部回族姐妹(馬新蘭)

文:(臧健)

 

初識馬新蘭

 

我第一次見到馬新蘭是在1993年的秋天。 9月下旬的寧夏南部山區已經略有寒意,我們參加「西部農村女童教育行動研究現場交流會」的一行人,從銀川出發,坐著吉普車在蜿蜒崎嶇的山路上顛簸了近6、7個小時後,終於來到作為項目實驗學校的同心縣韋州鎮回民女子小學。

 

同心縣臨近寧南山區的西海固,同屬於國家級貧困縣。這所在韋州最好的女子小學,被環繞在一片黃土坯蓋起的土屋當中,城市來的人很難想像,就是這幾排破舊的房子,7、8位老師,在校長馬新蘭的帶領下,支撐著韋州女子教育的希望。

 

如果不是馬新蘭代表學校致歡迎詞,在人群中你很難看出馬新蘭就是回民女子小學的校長。她的穿著絲毫沒有特別之處,和當地婦女一樣戴著白帽子,中等身材,不胖但是很結實,有著在高原久住人們的黑紅的面孔。從她的笑容當中,你能看出她年輕時是一個漂亮的女子。因為參觀只有半天,我和馬新蘭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匆忙之中結束的,我們沒有機會講太多話,但她的熱情、精幹、樸實,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於對西部女童教育的關注,也或許是寧夏南部山區不同的歷史、民俗、文化對我有著太大的吸引力,1994年夏天,我和北大歷史系的另一位老師帶領4位研究生,再一次來到韋州,這次是以回族女子教育為題目做口述史的訪談。與上次的匆忙不同,我們一住就是3天,這期間與馬新蘭長談了3次,算起來總共有9個多小時。我開始了解了馬新蘭的身世和她從事女子教育的經歷。

 

身世與經歷

 

馬新蘭1952年出生在韋州的一個穆斯林家庭,在韋州,90%以上的居民是回族,信仰伊斯蘭教。由於地理環境的偏僻閉塞和教育資源的匱乏,加上當地流行的習俗,女娃到了9歲就不能拋頭露面與陌生人接觸,更不能到男女混雜的學校,所以當地到學校讀書的女孩子少而又少。然而就在馬新蘭6歲那年,鎮裡來了一位年輕的女老師,當中醫的父親欣然同意把馬新蘭送到有女老師任教的學校。這位女老師從此成為馬新蘭幼小心靈中的人生楷模,「等我長大了,也要當一名老師。」這是馬新蘭在小學時就立下的志願。

 

1965年,馬新蘭小學畢業,那一年算她在內,全鎮只有4個女孩子讀完了小學。馬新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同心縣的中學,儘管到縣城要翻山越嶺走80多公里的崎嶇山路,可她卻一點也不覺得苦和累。然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貧困的山區農村,學校停課的現實無情地打碎了馬新蘭的求學夢,她不得不離開學校,回到家鄉那貧瘠的黃土地。也許是馬新蘭心中太想當老師的願望幫了她的忙,在1971年的一次縣里招工中,她幸運地被錄取為鄉村教師,每月工資5塊錢,那一年她19歲。

 

改革開放以後的1985年,在教育部門的關注和當地宗教界人士的呼籲下,停辦了30年的韋州回民女子小學恢復成立了。已經有了14年教書經驗的馬新蘭,被調來擔任女小的校長。走馬上任之初的馬新蘭,面對的是這樣的現實:新選的校址只是兩棟低矮的土房,周圍雜草叢書,垃圾成堆;教室的窗戶上沒有玻璃,裡面空空洞洞,連一張桌椅也沒有;40幾個女學生,都是從鎮裡其他學校「借來」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韋州,由於歷史、社會、傳統習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當地回族女童入學率還不到20%,而小學三、四年級以後的輟學率更高達80%以上。

 

從馬新蘭來到女小的第一天起,她就沒有被困難嚇倒過,因為她從自身求學的經歷中,早已深深體會到了回族女童就學的艱難。她的眼前常常晃動的都是那些渴望讀書,卻不得不每天呆在家裡,幹農活、忙家務、帶弟妹,因期盼無望、哀求無用而變得沉重的一張張稚嫩的小臉。每當看到由於不能入學讀書,而不得不早婚早育的十幾歲的女孩子,馬新蘭的心都在顫。她發誓要用自己的全部心血,來努力辦好這所來之不易的女子小學。當一個人決定用生命來完成自己的事業的時候,還有什麼是不可以克服的呢!

 

馬新蘭帶領5 位老師,親手剷除雜草,運走垃圾,修建破舊的教室。沒有錢買桌椅,就先從別的學校借;沒有錢買教學用具,就請鎮上的人用廢舊材料自己做。 1985年9月1日,韋州回民女子小學終於如期開學了。這無論在韋州的歷史上,還是對於中國西部貧困山區極度貧乏的女子教育來說,都是一件有意義和值得人們記住的事情。

 

為了和平與安寧

 

馬新蘭常常引用一位外國學者的話:「教育一個男童,就是教育了一個人;教育一個女童,就是教育了一個民族。」因為女童會成為母親,好的母親才會使家庭幸福,這是馬新蘭的理解,也使她牢牢記住這句話,並不斷地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民族,要有和諧安寧的生活,要實現安居樂業,不能沒有文化,不能沒有教育。她多次痛心地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故事:1992年,在緊靠同心縣的西吉縣沙溝,發生了穆斯林教派之間的相互殘殺,僅僅是因為教派之間有了矛盾,意見分歧不一致,就產生了流血衝突。參加屠殺的都是些沒有文化的人,見不到外面的世面,就在村里橫行霸道,沒有文化就要產生暴力,親戚之間也要打。這樣一個事件在當地人們的心中成為難以忘記的記憶,也深深震撼著馬新蘭。只有安定團結才能有和平,只有有文化、受教育才能安居樂業。為了和平與安寧,一定要搞好女童教育,以女童教育帶動婦女素質的提高,成為馬新蘭的堅定信念。

 

從此以後,馬新蘭更是一心撲在女童教育事業上,她期盼自己的努力能夠為韋州多培養些有文化的人才,能夠帶給韋州人更加和平和富裕的生活。為馬新蘭帶來支持和希望的,還是韋州女子小學作為寧夏、甘肅、青海、貴州四省區「西部農村女童教育行動研究項目」課題實驗學校之後所發生的變化。課題組從1992年3月至7月,對四省區16個貧困縣的28所農村小學所在社區的女童教育現狀進行了系統調查,韋州女子小學被選為實驗學校之一。馬新蘭協助課題組,從多個方面尋找影響女童就學的主要障礙和原因。在對調查結果進行認真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生產力水平低下、群眾尚未解決溫飽,對教育需求不高;地方財力拮据,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家長文化水平低,對教育缺乏認識;宗教戒律的束縛和早婚早育風俗的影響;山區、牧區不利的地理條件及教學點不足;辦學形式單一,師資缺乏,特別是缺乏女教師;課程內容脫離當地生產、生活實際等等影響回族女童入學讀書的主要原因。

 

外力的介入和科研的成果,無疑會推動貧困地區女童教育的發展。將調查研究與辦學的實踐結合起來,韋州女小變了,馬新蘭也變了,她不再只是一個苦幹的人,而是對於女童失輟學的原因,有了新的思考。她的經驗告訴我們,貧困地區女童之所以比較男童更少獲得受教育的機會,其原因不僅僅由於貧困,更來自於歷史影響,傳統習俗,社會觀念,宗教習慣,地理環境,家庭狀況等多方面因素的製約。性別與貧困,是扶貧的一個重要問題。但扶貧並不能完全解決女童問題。貧困地區的失學女童,也不僅僅局限於學齡期兒童,12-18歲的大齡女童失學問題往往更為嚴重。因此,解決女童入學問題,要靠改變社會環境,學校環境,家庭環境,更要靠政府與全社會多方面的支持與努力。要建立適合本地區需要的,經濟、實用、有效的女童教育模式,其中,為使教育與生存的關係更加緊密,貧困地區小學教育中滲透職業技能培訓已成為大勢所趨。

 

視女童教育事業如生命

 

1994年和1995年,由於準備、以及親身參與在北京召開的第4次世界婦女大會NGO「女童」論壇,我和馬新蘭在青海和北京又見了兩次面,這時我們已經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並保持著經常的聯繫。如果說我初識馬新蘭時她的熱情和對女童教育事業的執著感動了我,那麼1995年以後,當轟轟烈烈的世界婦女大會結束了,人們不再蜂擁而來地關注貧困地區女童教育;當女童教育研究的項目告一段落,經費沒有了,研究人員撤走了;當剛剛有些變化的韋州女小由於失去所有的支持,重又回到發展的困境之中時,我才更加深刻地了解了馬新蘭的人格。她沒有氣餒,更沒有退縮,仍然艱難地、一步一步地實踐著她從小就立下的人生志向,「做一個好的老師,讓韋州的女娃們有學上」,以及不屈不撓地來實現她心中永難忘懷的和平安寧理念,「讓韋州的人們永遠遠離暴力和流血,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

 

多年來,她一家一家地說服動員,使韋州回族適齡女童入學率達到了98%以上,在校鞏固率達到95%以上。由於2005年以前,國家在貧困地區只是普及5年義務教育,小學畢業後只有11、12歲的大部分女孩子仍然無法繼續升學,馬新蘭為這些重新失學的大齡女童辦起了職業技術與文化知識相結合的培訓班,用韋州女小原本就很緊張的辦學經費,請同心縣的老師來授課。她通過結識的朋友四處聯繫,為韋州女小的圖書室爭取來更多的捐贈圖書。馬新蘭不是用錢,而是用心在支撐著韋州女童教育的發展。

 

當我把馬新蘭的艱難和努力一併講給《農家女》雜誌的主編、北京「農家女實用技能培訓學校」負責人謝麗華時,她立即決定給馬新蘭以行動的支持,讓20個韋州失學的回族大齡女童免費來北京培訓2個月。 2000年3月,馬新蘭親自把20個(其中1人臨上車時不敢去了)驚恐不定、忐忑不安,一直到了北京仍然疑惑是不是被拐賣了的女孩子,從偏僻的韋州一路送到了位於北京小湯山大東流村的農家女學校。因為在韋州,馬新蘭說破了嘴也無法使人相信,免費到北京去培訓的事能是真的。在出發來北京的前一天晚上,10幾個女孩子的家長久久地圍坐在馬校長家,不放心地反复地問這問那,這些從未走出過大山的母親們,更怕沒有走出過大山的女娃們被人騙。她們不是不相信在當地人心目中極聚威望的馬校長,而是懷疑馬校長一定也是被什麼人矇騙了。長長的夜晚,馬新蘭苦口婆心地、一遍一遍地訴說辦培訓班的是北京的好人,是有愛心的人要幫助我們。她向家長們承諾,我親自把娃娃們送去,也會親自把娃娃們接回來。

 

2個月以後,當馬新蘭在銀川又接到這19個返家的女孩子時,她開心地笑了,因為與2個月前的眉頭緊鎖、滿臉驚恐截然不同,19個女孩子像綻開的19朵小花,歡呼、雀躍著撲向她,嘁嘁喳喳、爭先恐後地向她訴說著北京的生活。 19個女孩子長胖了,長高了,而最讓馬新蘭感到不一樣的,是第一次走出大山的女孩子們成熟了,自信了,她們不僅初步掌握了裁剪的技能,更有了努力把握自己人生的信念。

 

2001年7月,我和北大、北航愛心社的21個學生再一次來到韋州。這一次主要是石嘴山中學送給韋州女小11台電腦,馬新蘭和韋州女小的老師第一次見到這麼現代化的設備,高興壞了也愁坏了,因為全韋州也找不到一個人會使用電腦,他們更拿不出錢從銀川請老師來教。北大愛心社的同學們了解到這個信息,聯合北航愛心社,決定將韋州女小列入暑期到貧困地區義務支教的項目點。而同學們到了韋州才發現,韋州女小的11台電腦全部是已經淘汰的286型號,而且有多一半都不能正常運行。北大的同學克服電腦設備上的困難,將在北京找到的一些D0S環境下應用的打字練習軟件裝進幾台尚能運行的電腦,教韋州女小的老師上機練習熟悉鍵盤,並使用DOS [1]下的WPS[2]軟件進行文字處理。同時利用從北大帶去的1台筆記本電腦,講授WINDOWS[3]系統以及基本的應用軟件。此外在專門舉辦的大齡失學女童班上,同學們除了講授英語、數學、語文、生物、化學、物理等常規課程,還特別開設了一系列的專題講座。

 

面對蜂擁而來的遠近村子的孩子們,面對馬新蘭校長和女小老師們在生活上頗費心思的照顧與關心,同學們感動於韋州人的熱情和對知識的渴望,又忐忑於深怕辜負了這份真誠與期盼。在授課之餘,同學們分成小組入戶訪談,以女童教育為主,了解了西部的惡劣環境和教育的艱難,更深切體會到像馬新蘭一樣的西部人的奮鬥與奉獻。

 

奋斗与希望

 

马新兰的努力没有白费,10多年过去了,尽管韦州还是那个偏远、贫瘠的韦州,但韦州上过小学的女娃们越来越多了,小学毕业以后能上到高一级学校的女娃们越来越多了,学校里的女老师越来越多了。即使不能再继续求学的大龄女童,由于在回民女校受到了自信、自立、自强的人生理念教育,也都纷纷寻找就业、经商的门路,和家人一起承担起家庭致富的责任。马新兰还告诉我,年轻的妇女有了文化,就知道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好处,她们再也不像老一辈的母亲们,一生中要生育10几个孩子,而是有两个孩子就行了(国家政策允许少数民族妇女生育3个孩子),甚至有两个女娃的家庭,妇女也自动结扎而不再生了。妇女们有了文化,在家庭中孝敬父母,教育子女,妯娌之间、婆媳之间、邻里之间能够和睦相处,打架的少了,闹矛盾的少了,社会就和谐了。有了和谐,这个社会才会有和平和安定,家庭才能安居乐业。

 

韦州自然资源的缺乏与贫困,是马新兰所不能改变的。而她的努力和奋斗,却又确确实实在改变着韦州人们的生活。或许这种改变是一种更深意义上的改变,是一种文化与心灵上的升华,它使得韦州的女人们活得更像个人了。

 

2003年8月,在我与马新兰认识已有10年的时候,我得知冰心的女儿吴青教授为韦州女小争取到全球妇女基金会支持穆斯林女童教育的一笔资助,钱不多,但对于马新兰和韦州女小无异于雪中送炭。马新兰已经在计划,要用这笔钱修修学校快要倒塌的围墙,要为大龄女童培训班购买几台缝纫机,要为从未上过幼儿园的女娃们办起学前班,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马新兰相信,发展西部女童教育的路还很长,她要做的决不是等待,而是一直走下去。

 

引文

只有安定团结才能有和平,只有有文化、受教育才能安居乐业。为了和平与安宁,一定要搞好女童教育,以女童教育带动妇女素质的提高,成为马新兰的坚定信念。

 

让韦州的人们永远远离暴力和流血,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马新兰相信,发展西部女童教育的路还很长,她要做的决不是等待,而是一直走下去。

 

 

[1] DOS,即Disk Operating System的简称,在1985-1995年间曾是世上最广泛使用的磁碟作业系统。

[2] WPS,即Word Processing System的简称,即文字编辑系统。

[3] WINDOWS,Microsoft Windows的简称,是美国微软公司开发的电脑作业系统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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