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不扁的玫瑰花（杨祖珺）
文：锺秀梅
杨祖珺，现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传学系助理教授。廿世纪70 年代中期，杨祖珺投入「唱自己的歌」的文化运动和社会工作，到工厂、校园、乡村里传唱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的歌谣，但不幸被国民党政府看为揭发社会黑暗，结合学运、工运的阴谋。80 年代，她投入政治工作，通过出版 (《前进周刊》) 、翻译（《绿色的抗议》、 M. Pareenti/ 少数人的民主》）、街头运动、建党（民主进步党）、选举（参选及助选）等途径，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90 年代，杨祖珺在美国麻州大学传播研究所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以学者身份继续致力于社会运动。
民族主义与超越
上海商人背景出生的杨祖珺，从小成长的社会氛围是国民党党国体制所塑造的民族主义，爱国加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形塑着杨祖珺的国族认同，她回忆起：「当蒋介石去世的时候，我还戴孝一整个月，白天戴晚上戴。」但是上大学之前，她对现实政治一无所知，也几乎没有接触，她喜欢唱歌，更喜欢独自在自己房间唱。
1976年是祖珺生命中的大转折，她在淡江大学英文系修美国当代文学，放弃美国攻读博士回台奉献的王津平在课堂教黑人文学，让祖珺所受的冲击相大。王津平介绍标举着中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夏潮》杂志给祖珺，虽然祖珺看不懂，但是祖珺喜欢王津平日对学生的照顾，也认同了他所介绍的思想。
祖珺在大学时期，活跃于民歌界，读书之外，忙碌于西餐厅驻唱，当时她在最高级的Idea House驻唱，驻台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还前去捧场。有一天，王津平打电话给她，要她为李双泽出纪念专辑。[1]李双泽为了救一个溺水者不幸自己也丧生了，她与同是民歌手胡德夫选了〈少年中国〉和〈美丽岛〉，在整理编排的过程中，祖珺仿佛同民族主义接上线，她说:「我跟胡德夫两人就唱出来了，因为录音要录好几次，那时候是非常简陋的录音，结果我们在录的过程里头，忽然觉得好像跟我的民族主义接到了，接到什么是不知道，可是那是一种非常感性真实的东西，后来我一直在形容那是我的少年中国美丽岛经验，事实上那些民族主义落实，其实是在美丽岛。」唱李双泽的歌让祖珺活了起来。
祖珺爱唱歌，大声唱自己的歌，但是忤逆于国民党当权派的意识形态[2]，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仍有人被关，或是雏妓被抓，当时在电视主持「跳跃音符」热门节目的祖珺觉得不能唱自己的歌，就辞掉节目主持人。苏庆黎[3]同祖珺提到台北市广慈博爱医院有许多被关起来的雏妓，因为祖珺已经是社会知名人士，所以院方就同意让她进去院区拜访她们。
「我那时想的也非常简单，居然有这么不公正的事情，本来想去的时候是要为她们做事，可是事实上透过聊天，我觉得她们比我成熟和了解世事多了，那我反而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懂。……我发现她们职业训练没有经费，然后也没有其它人愿意帮忙，除了政府的一般行政安排，教她们洗洗头或是缝布娃娃，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我就在想我会唱歌我来办演唱会。」祖珺回忆说。祖珺想在荣星花园办青草地户外演唱会，为这些雏妓募款。祖珺获得苏庆黎、夏林清[4]等人的协助，成功的将四千票卖出去。演唱会当天，许多买不到票的民众，在演唱会外头嚷着要进去。
青草地演唱会以后，祖珺认为自己稍微建立了社会认识，她认为之前的民族主义是空的，透过跟那些早熟世故的女孩接触，让祖珺反思过去自己的个人主义和反社会化的倾向。
被改造了的祖珺办完演唱会后，还帮这些女孩建中途之家，希望这些女孩脱离私娼寮的先到中途之家来，不是关在广慈博爱医院，但是在过程中，因为黑道介入了这些少女的买卖，所以不断的受到黑道威胁。另一方面，由贵妇组成的崇她社，是国民党当权派的外围妇女团体，她们结合警察系统，「结果没想到一个资产阶级贵妇阶级，一个是政府的白道，联手起来把我吃掉，这事情就没了。」
党外运动及其它
1978年党外运动的集结，打破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参政成为党外运动的主要策略，祖珺与之相关连的，是参与了王拓的基隆选战。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夏潮杂志标举着工农写实主义路线，同国民党的反共文学对打，乡土文学作家王拓也是乡土文学战将之一。因为受王拓精神的感召，祖珺帮为渔民讲话的王拓助选：「一个为渔民讲话的人当然要支持。」当时祖珺的爸说她：「啥个玩意儿！」觉得祖珺是神经病管政治干什么，便不跟祖珺说话。
透过青草地演唱会的过程，祖珺隐隐约约觉开个演唱会并无法改变什么，觉得该有组织化的做事，王拓为渔民做事很有意义，当王括邀她助选时:「虽然我什么都不懂，我哪知道渔民是什么？渔业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要为这些下阶级的人唱歌才叫唱歌，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其实我是不懂政治也不会演讲，那他就说那你就来唱歌就好了啦！好！我就去。」
无惧朋友的警告，祖珺前往台湾最北的基隆助选，对祖珺的政治生命又更跨进一步。因为接触政治，让祖珺知到 228事件、国民党的种种不义，但是这些都不能讲，祖珺想不透为何一个合法的政治选举，连贴海报都会被打，祖珺回忆起：「连很合法的活动里都有各种你想不到的暴力，是真正的身体暴力，包括报纸媒体，报导的跟事实有出入，完全颠倒是非，我当然更义无反顾加入党外啊！」
透过郑泰安、蒋勋的介绍，祖珺阅读了中国廿世纪30年代的小说，当时看这些小说都会坐牢。祖珺也得到大陆的一些歌曲，但她喜欢「一条大河」胜于「东方红」！70年代的美国反战、和平的民歌也影响着祖珺。
思想论述一直困扰着祖珺，但是国民党政权消耗掉社会创造力，激发祖珺反抗。祖珺说:「我不认为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整套东西，指导说我要这么做才能够怎样，我看很多人有一套论述，其实做不了事情，被论述卡死了，而且一辈子都还是那一套论述，我承认我其实没有论述，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马克斯思想，他们以前都还不能讲他们也没讲，所以其实我有点怀疑他们到底懂不懂。」
初生之犊不畏虎，祖珺很早积极介入党外运动，比如 1978年台湾跟美国断交，国民党停办选举，美国驻台大使馆秘书毛奇，在1979年的2月邀党外人士聚会，祖珺就认识后来担任民进党党主席的许信良和党外运动重要成员张俊宏。
祖珺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社会参与的过程，参与杂志编务，畅议对社会改造的看法。1970年代末，党外杂志纷纷出刊，许信良、张俊宏办了《美丽岛杂志》，王拓办《春风》，祖珺参加了《春风》，因为春风的文化底子较强。
1979年2月28林义雄灭门惨案，致使当时政治气氛肃杀，祖珺转而支持说真话的《美丽岛杂志》，虽然美丽岛杂志门口都有情治人员的监视系统，祖珺就是要去帮忙，那一年祖珺被当局禁唱，考虑出国留学。祖珺转而去工厂、乡村唱，为党外选举而唱。
因为外省人身份，祖珺感受到族裔的差异，有些外省籍自以为高级，他们认为所谓的台湾人是比较低下的，但是祖珺在城市，也不是眷村长大，并没有感受到矛盾冲突，有些在情治单位工作的外省人，常找祖珺聊天，祖珺说：「一方面我又比较自以为是的喜欢从纯粹人的角度去看人，我总觉得，我跟这些人其实是蛮好的，只是他的思想跟我不一样而已，你说那些老一代的外省人，做警备总部的人你想他们会有什么思想？就到最后他们还很积极拿他的歌词要我谱曲，我看那歌词我就快昏倒，可是我不好意思说，所以我就在想说透过接触是不是大家可以更彼此了解，因为我从来不需要你死我活的东西。」
祖珺在1980年到美国加州大学就学，不到1年，党外街头小霸王林正杰到美国找祖珺助选，她在1981年年底回台助选，正杰鼓励祖珺把被禁的歌唱出来，祖珺觉得居然有党外人士有这样的认识，于是在回台录制歌曲的过程中认识了林正杰。
在美国的那一年读书，课程训练对祖珺而言很无趣，当时国民党要抓林正杰，已经和林正杰通信一段时间，他跑到美国看祖珺，那年暑假两人在美国边旅行边宣导党外政治，因为怕林正杰被抓，祖珺劝他回去要小心，他说：「你不回去的话我也不回去」，祖珺不忍心，后来一齐回台。
1982年，祖珺同在解严前后引领政治运动风骚的林正杰结婚，一般人把她当做是林正杰的妻子，但她觉得她是主体。祖珺说：「对我来讲有几个东西一直重复出现，成为我人生的功课，别人看待我的角色，第一个就是我是女性，第二个我是唱歌的，唱歌在台湾社会会高一点，我是女性我是唱歌的，然后我自己本身来讲，我比较没有太多从纯粹现实意识形态出发的政治行为，我都是社会意识，我比较不太在乎谁当政，我不太在乎什么政党那些。」
祖珺因为政治系谱和省籍的关系，又卷入党外圈子，常倍感矛盾，夏潮的朋友对她不谅解，林正杰政治圈的朋友也是，她说：「我最记得我要嫁给林正杰的时候，丘义仁跟贺端蕃，还指着我的鼻子跟林正杰说：『你怎么可以跟统派的女人在一起。』我听到吓一跳，我的反应居然是赶快到房间睡觉。我没有辩护，所以我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人，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要跟别人争论什么，我总觉得，有这样子的东西，反正我还是继续做我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说实在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认为，对人家当面把那个论述搞清楚，对整个社会的希望有什么改进。」
组党到选民服务
林正杰在1980年初期投入台北市议员选举当选了，祖珺做的是中下阶层的选民服务，正好也符合她的兴趣，因为祖珺认为自己是社会工作者，但是祖珺反省到，独立一个人不能完成，要靠一群人，或者是一个组织，在过程中的不同生命阶段的合伙关系。
1986年夏天，杨祖珺组织几位朋友翻译《绿色的抗议》，介绍西德绿党的政治主张，倡导「生态平衡」的理念。同一年的9月27日，林正杰入政治牢，当时党外发动送林正杰入狱，因为支持者多，吓得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不敢出来「领犯人」，僵持7、8小时之后，检察长约了康宁祥及林正杰， 当时祖珺在办公室协调，要请林正杰「报到入狱」，她要求检察长派手下到大厅逮捕「犯人」。 当时党外公职人员走光光，祖珺唯恐没有「领导」 在场，会有党外支持者被打或遭集体逮捕。因此带领 抗争民众则高唱「坐牢算什么？我们骨头硬」，「欢送」林正杰「入狱考察」！[5]
祖珺后来经历1987年党外组党、前进周刊、晚晴协会等事情，她认为:「我总觉得越是带头的人越是要低下，社会事务的投入有共同性，在不同的团队里，要设定短期跟长期目标，带头的人姿势要低，不要动不动就把教义拿出来检验，因为基本教义一检验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就不能做事了，也是每一个人都不合格。」祖珺同时强调:「负责人要随时检讨自己，一犯错要立即道歉，立即检讨，至于其他的部份，不要坐在那边开会完以后就没事干，反而是尽量在团结面最大的情况里，完成长设性组织的阶段性任务，如果在一个临时集结里，会有很多社会事务，我们要集结不是我们这个组织，是其他长设性组织合作的，而且目标要很清楚。」
关于组织的思考，祖珺认为过去或当今抬面上男性领导人的不足，包括社会主义领导者。祖珺强调：「在临时集结的运动中，要抱着成之不必在我，不只个人还有团体，当真的去做的时候，最主要的是把目标设定在很短期完成！让不同没有相互接触的人互相理解，我更喜欢重新洗牌，因为我相信做过几年运动的人，会很腐败，或者违背当初的组织精神，我所谓的临时洗牌不是说把原来的组织破坏掉，而是个别的常设性组织会出现新的变数，而且是建设性。」
从介入社会现实的过程中，祖珺反思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问题，祖珺说：「他当然非常有道理，看起来正反合是辩证，可是辩证的结果是你辩证还是我辩证，因为各个不同的个体跟不同的组织里头有权力的人主导论述，那个辩证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是比较能脱离二元对立的的弊端吗？」
参政、求学到社运
1994年祖珺竞选台北市议员失利后，暂时息影江湖，先后在文化大学读传播研究所，美国麻州大学传播研究所哲学博士。
留学回国，祖珺又开始战斗昂扬，在2003年妇女节的一个声明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祖珺说:「我们女人，不分阶级﹑语言﹑种族﹑国籍﹑信仰﹑宗教与地域，在反对暴力与侵略这件事上，有共同的信念。在2003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今天，我们和来自台湾各地﹑各社团的妇女姊妹们，一起在这里，一起大声地喊出，我们反对美英两国政府，准备侵略伊拉克的战争行动；我们抗议，这场用先进武器和人民的鲜血，夺取石油资源的不正义战争。」
已经为人师表的祖珺，是行动研究教育实践者，经常带领学生参与各种运动，2004年319反对阿扁用不当手段当选总统的集会有她的影子，2006年声援杨儒门行动[6]她是灵魂人物。
祖珺的生命有许多的痛，但是她的勇敢，突破了内外在的局限，50岁以后的祖珺活得更自在。
引文
连很合法的活动里都有各种你想不到的暴力，是真正的身体暴力，包括报纸媒体，报导的跟事实有出入，完全颠倒是非，我当然更义无反顾加入党外啊！
我们女人，不分阶级﹑语言﹑种族﹑国籍﹑信仰﹑宗教与地域，在反对暴力与侵略这件事上，有共同的信念。
[1] 李双泽所创作的〈少年中国〉、〈美丽岛〉曾被国民党政府禁唱，前者是「为匪宣传」，后者是「鼓吹台独分离意识」，而当时，「台独」的主张在台湾社会尚未听闻。
[2] 当时国民党推行爱国净化歌曲和校园民歌，让民众对国民党忠诚，学生去政治化。
[3]苏庆黎，台湾民主和社会运动参与者，在《台湾政论》、《夏潮》撰文，1978年后在《美军岛杂志》任编辑。
[4]夏林清，台湾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参与妇女运动。
[5] 參考林正杰網站
[6] 杨儒门行动是2006年民主行动联盟发起声援杨儒门的重要行动，要求政府聆听弱势的声音，注意世贸开放稻米进口台湾之后的农民生计问题。杨儒门在台北放置17次爆裂物，并在爆裂物上放置要求台湾政府重视农民生计问题，被称为「白米炸弹客」或「稻米炸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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