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对生命慎重（顾玉珍）
文：（陈惠芳）
「能够选择人权工作是一种幸运与福气，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如愿选择想要的人生方式，或做与自己脑袋一致的事。我珍惜这福份，在纷乱不仁的社会里，得以与有志一同的朋友，共同前进。」1965年在台湾出生的顾玉珍这样形容自己过去十多年来走着的人生路。确是，能够把工作与理想结合，活着随心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是人生的天大幸运与福气。而幸运的顾玉珍，这些年来就义无反顾地一步一步去丰富去成就她不一般的选择。
错误的信息比无知更可怕
传播科系出身的顾玉珍最先选择的是媒体，她深信「错误的信息，比无知更可怕」。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大众传媒深入生活每一个环节，主导着个人与社会的价值观念，传媒中散播的错误信息，只会形成并强化偏颇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做成人与人、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分隔、排斥、敌对、仇恨和歧视……以至出现剥削、不公义和不平等的行为态度。
观察细敏、下笔明晰、论说情理兼备的顾玉珍，多年来一直坚守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台媒观基会）执行长这个岗位，并没有因为自己在媒体工作,而对媒体手下留情：早在1991 年发表的论文〈解读电视广告中的女性意涵〉里，她就批判这种大众传媒中的商品，如何在其美轮美奂的包装下，朔造一个个被动的、次等的、性欲化的、物化的女性形象。她认为媒体应有社会责任，观众接受了错误的观念后，想再修正过来就很困难。
收在顾玉珍眼里、印刻在她心里、现身在她笔下的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偷渡者、精神病患者﹑原住民、被虐妇女等。她不只是一个记录者，还积极地针对社会的盲点，为改写社会加诸在这些群体身上的污名、偏见与不公，为他们的权利而奔走；冲着威权的政府机关、企业与不同的势力团体，她组织街头抗议活动、做公众宣传教育工作、建立支持网络……。
在实现理想中的传媒责任的同时，顾玉珍一笔一划用心书写她的人权工作。上世紀90年代中期，顾玉珍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编辑，并同时出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以下简称台权会）新闻联络人。当时她参与的一项维权行动，救援被判死刑的苏建和[1]等3人。对于这个疑点重重的案件，台湾人权促进会、人本教育基金会和民间司法改革会一直为他们的平反出狱请命。顾玉珍当时因工作之便，与一些出名的作家有较密切的接触，她将有关苏建和案件的资料寄给多位作家，得到相当积极的回响，有些作家亲自到监狱探望苏建和等人。案件拖延十多年，磨蚀人的身体与意志，对在社会上奔走的支持者如是，对狱中的当事人更甚。2004年，顾玉珍当上了台权会的秘书长，她并没有搁下苏建和一案，在苏案第5次调查庭上，她是法庭观察团成员，写下一篇发人深省、尖刻猛锐的法庭笔记：〈遗忘与记忆的角力〉。
在被认为主持正义讲求实证的法庭上，控方证人与法医官都以「不记得」回应反复的询问。「在缺乏证据的情形下，法庭成为遗忘与记忆进行角力的空间，语言论述的纠缠仿佛一场超现实的荒谬剧。10年的时间，证人的记忆被冲淡，苏建和3人的记忆却在一次次的回忆中强化，更清晰。在一个不重视科学办案以至缺乏证据、轻忽生命与人权以至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社会中，记忆成为冤案受害者唯一可以自救之途。」顾玉珍这样结束她的笔记。「苏建和三人给台湾司法审判一次反省的机会。」她在另一篇文章中说。
顾玉珍背上苏建和案，不但是因为个别案子出现缺失，说到底是对生命权利，对于国家是否可以操掌人民生死大权这个更大的议题，表示质疑。「国家杀人并不比自杀或人民相残更符合正义。」「『治乱世，用重典』的说法根本是一种治安的迷思，它只是统治者声东击西的便宜法门，不仅无助于了解犯罪背后的社会成因及改善社会治安，更在一次次『不教而杀』的枪声中使人民更漠视生命的价值。」顾玉珍在她那篇〈一样生命两样情？请停止国家杀人〉中这样辩说。
生死，是生命的终极表述。在生死两极的光谱中，生命的价值和权利以不同的面相展示；因为对人权的关顾，于是也得要投入到不同的压力点上去抗争。顾玉珍站在传媒观察这个平台上，关心和争取不同弱势社群的权利：
台湾原住民──2004年台媒观基会对原住民电视节目进行评鉴，发现节目中的原住民普遍无法掌握主体的发言权、主持人不够尊重原住民文化、原住民形象负面刻板、而节目深度亦不够，呼吁将摄影机与麦克风交回原住民手中，还他们主体发言权。
精神病患者──顾玉珍在2003年参与推动一个叫「不要叫我疯子」，为精神病患者「去污名化」的运动，要还他们基本人权。她研究半年来报纸新闻报道，发现媒体经常将犯罪事件归咎于精神病，甚至「未医先判」……让病友背上污名。
偷渡者──两个从中国大陆偷渡到台湾的民运人士遭台湾当局无限期拘留，顾玉珍以「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形容他们的处境，认为政府不能以「偷渡」属非法行为为理由拘留他们。
家庭暴力的幸存者──顾玉珍应民间司改会的邀请，撰写了一本有关家庭暴力的书《伤害我的是最亲密的人──家庭暴力危机与因应》，书中主角包括外籍新娘、中国新娘、原住民妇女……「她们痛，但无声。」顾玉珍在后记「女人复语术」中这样写来。「外籍新娘有口难言，只好装聋作哑，中国新娘说得越多，越被猜疑的社会否定；菁英妇女碍于面子，强颜欢笑。暴力在歧视与沉默之中肆虐蔓延……透过说与写，家暴妇女重新面对过去所不敢吐露的恐惧，使他们长期被漠视的痛苦与经验得以被看见。看见与了解，是受苦者获得安慰。看见与了解，也是她们对其它同病者的相怜。」
通过她诚挚的笔触，那些无声的重新掌握述说的主动权，让看见，让听到，让知晓，从而产生力量……就如接受顾玉珍访问的中国新娘叶香说:「希望藉由我的故事，能唤起社会大众到家庭暴力的重视，也鼓励其它受暴妇女勇敢走出来。」
一路走来，顾玉珍积极参与的两个非政府组织都是在人力财力资源困乏的情况下艰苦经营。台媒观基会在1999年成立，经费主要来自成立第1年募捐所得，往后就一直没有在募款。至于成立于1984年的台权会，为了坚持独立与政府，从未向政府申请过任何经费。早期主要是救援政治犯，近期是人权的倡导，并处理个案。增强台湾人的人权意识是台权会的一项主要工作。「我们往往在人权受侵犯时，才了解自己拥有什么权利，而原因就在于台湾缺乏完整且健全的人权教育。」顾玉珍认为人权工作是社会的集体工程，人民要彼此承认和学习，人权教育尤其重要。
人权工程的串连
人权这个工程既是集体的，也并无疆界。2003年顾玉珍自费参加一个在日内瓦举办的国际人权法与相关机制培训班。「在经济、文化与人口的全球化趋势之下，人权问题涉及的范畴亦跨越国界，成为全球化的问题。许多人权侵犯的来源、受害者、保障机制都已经超越单一国界，例如移民劳工或婚姻。人权不只是普世性价值，更亟需国际社会合作打造一个跨国性的世界公民社会(world civil society)，藉此来保障与促进人权。联合国成立至今50余年，在强国环伺各怀鬼胎下，犹如它广场上的「跛脚椅」(Broken chair)一样，站不稳，但是至少是目前举世公认的国际人权中心。况且，还有许多NGO[2]努力着让它在人权的脚跟上站稳。我们如何能自外于此？」顾玉珍在培训班后写的《当远方的枪声在耳际响起》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反思。
她批评台湾政府以人权换取政治经济利益，而相对政府间「虚伪」的交往，以及「教条式国族主义者的排他性」，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串联、合作、相互的鼓励、信任与支持，切底发挥人权工作那体现平等、自由、人性与道义的精萃，「人权工作，说到底，也就是『做人的道理』。人权串联，其实就是真诚结交朋友，人溺己溺，如此才能论及『道义上的支持』。」
顾玉珍长年浸染在前线运动的斗争中，练就一身强烈的人权意识以及坚实的草根组织能力，凭着这份扎实而诚挚的心怀，她把这份关怀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地平线去打造铸炼， 看到听到更多对不公不义的控诉：「伊拉克妇女团体举出死伤亲人的数据控诉美英联军、西藏的老政治犯控诉中共、香港民主人士举办人权基本法23条的说明会、尼泊尔的朋友批判歧视性的种姓制度……」也更加强她对争取人权的信念与力量。
「人权，就是对生命的诚恳，就是对生命慎重。」这是顾玉珍的选择，是她的福分。
引文
大众传媒深入生活每一个环节，主导着个人与社会的价值观念，传媒中散播的错误信息，只会形成并强化偏颇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做成人与人、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分隔、排斥、敌对、仇恨和歧视……以至出现剥削、不公义和不平等的行为态度。
人权，就是对生命的诚恳，就是对生命慎重。
[1] 苏建和是在1990年代台湾的三死囚案中，与刘秉郎及庄林勋先被以「结伙强盗、强奸、杀人」等罪名宣判死刑，后又被判无罪的人。
[2]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即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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