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工合作社 (中国香港)


社区共融  资源再用(香港女工合作社)

文:(蔡毓毓)

 

深水埗,香港最贫穷的社区之一。这里到处是香港社会低下层生活的写照,40年以上的旧楼,卖廉价货的店铺,年纪偏大、衣着朴素的行人,甚至是交融在空气中的嘈杂声、陈旧味。邻里、街坊、工友或小老板组成了这里大多数人日常的生活网络。区内35万人口中接近3成住户属贫穷户,收入不及全港住户月入中位数的一半。

 

在深水埗及其相邻的长沙湾传统老社区,小黑、阿孔、秀群等一群40岁以上的妇女组成了女工合作社,管理着她们的社区二手店和互惠市场。这群主要来自制衣行业的女工和家庭主妇的合作社成员,一起经历了13个春夏秋冬,共同见证着自身、女工群体以至香港社会多年来的发展变化。

 

时势造英雌

追溯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北移中国大陆,社会出现经济转型,工业萎缩。以往风光的香港制衣女工开始面对开工不足的问题,为了自保,她们开始调动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的技能,为转业作准备。这促使一些女工们开始走进劳工组织。女工合作社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香港劳资关系协进会(劳协)推动产生。

 

合作社成立初期以「蓝钻互助社」为名,一方面重点关注蓝领背景女工的转业问题,另一方面借肯定女工的过去来激发大家重视共同的未来,成立之时,成员共有14人。

 

1993年蓝钻工友成立中文打字社,以一位全职成员为主,承接中文打字的工作,1995年尾,10名女工以中文打字排版工作室为名,重组打字工作。女工们要凝聚在工作室内,建立一个事业,当中有不少非常实际的问题要面对。工作室由一开始发给成员的工资每月至少近万元,这样的一盘生意如何开拓与维持,如何满足顾客的要求,如何使生产更有效率,如何管理和如何分配利益等,花去了大家不少时间和精力。除了学习技术、生产和关心业务发展,女工们还不时检讨成员之间的各种关系;也会一起讨论转业工人的社会处境,思考改善的途径。

 

1997年中,工作室在乐施会的资助下,投入更多资源在培训和组织工作上。随着业务和组织发展的深化,成员在各种互动之中面对了大家的相同和分歧。1998年,多位成员因各种原因离开,经过了重重考验之后仍然留下来的成员,拥有更稳固的参与基础,也对女工这个身份有较强的认同,为了表达女工组织起来的目标和性质,工作室改名为女工合作社,共有8位成员。合作社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期间不同的时段也有新人陆续加入,有人离开。

 

她们和它:小黑

小黑,本名不叫小黑,合作社的核心人物,45岁。1974年,当年的她读完小学就出来做事,那时是车衣,加班钱多又可以吃夜宵,所以满心欢喜,工作一直很穏定。到上世纪80年代末,就业危机开始出现,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都开工不足,吊了几年盐水[1],要靠兼职来帮补赚不够的钱。

 

小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以制衣女工的身份参与劳协各种活动,到了1993年,她由与一群转型女工一起,学计算机,学中文打字,到劳协鼓励她们接外间的打字工作来做,把大家凝聚一起,开始了合作社的路。其间小黑有时是成员,有时是职员,也曾经离开过另找工作维持收入,之后又回来留下至今。

 

合作社当初的计划是希望从打字发展到排版,通过逐步提高成员的技术水平,逐渐扩大市场,增加生意额。但是,有的成员掌握科技快,有的成员慢,技术高低形成了小圈子,互相比较,却交流不足,为了赶货、质素问题,她们由感情深厚,到不断吵架,整体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你为什么要求我这么高?」小黑质疑,这份以追求高技术来达到提高生产额目标的作法,在她看来,这种做法在合作社成员之间到底在促进什么?

 

小黑人瘦削,做起事来浑身带劲,说话时一脸坚定:「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和学习过程中,合作社是一个新的阶段,它让我们知道,不是父母说的那种,她们长大了,会赚钱,接着就结婚生子那样,有些部份并没有依着父母说的走,有些空间,比我想象中,譬如工作、集体,开阔了,机会也大了,少了个人的无力感。」现在在合作社的各种事情上,她说自己不擅长整理和包装二手物品,却可以负责搬搬抬抬、讲话、社区表演、唱歌跳舞。

 

问卷调查看社会

当历史悄悄展开新一页的时候,往往不为人所知,甚至连当事人也难以预料其后果。

 

1999年中 至 2001 年初,女工合作社承接了香港城市大学的大型贫穷家庭问卷调查计划,其中不乏经济的考虑,因为这份调查直接养起了合作社4个全职女工,期间成员锻炼了自己的调查工作能力,接触了大量贫困的劳工和他们的家庭。

 

一做超过一年,1万份问卷,3,000份成功问卷结果为她们带来了什么收获?

 

透过问卷,合作社女工看到社会上劳工被边缘化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清楚看到整个社会基层的困境,本地的、外来的、男的、女的,大部分劳工都难以幸免,当然也包括了她们自己,因为所有合作社女工都来自基层,深切明白被边缘化的处境和结果。她们做完问卷带回合作社的,不只是自我维生的部份,在访问过程中给有需要的受访家庭提供社会援助等信息,访问回来一起讨论,还把自己的意见集合起来,给政府反映。

 

透过这项目工作,合作社女工开始一步步跨出去,把合作社的问题和社会变化结合起来,她们亦开始明白,帮别人也是在帮自己,合作社不能只顾做自己的事情,合作社运动是整体劳工以至基层进步运动的一部分,不同的努力和奋斗需要凝聚,才能改变现状。

 

她们和它:阿孔

阿孔带眼镜,细腻白晳,外表看来没有劳工那种粗糙,不过48岁人的经历一样随着社会变化起起落落。年青时的阿孔也在制衣工厂工作,到结婚时,香港制造业还很光辉,阿孔有了小孩后才辞去工作。

 

阿孔结婚后住长沙湾的公共屋村,就刚好在劳协的楼上,本来安逸的家庭主妇和劳工组织老死不相往来,当时阿孔和很多香港家庭主妇一样,经济上有丈夫支撑,自己在家相夫教子,感觉良好,至后来在劳协听说工厂北移,也还不知情况严重。1992、93年的时候,阿孔小孩长大上学了,她到劳协做清洁工,开始接触女工合作社。做了几年清洁,加入合作社,在合作社当打字的时候,她自言并不投入,一直要到做问卷调查时才来劲了,因为调查中所看到的基层生活状况刺激了她。而早年北移大陆做玩具工作的丈夫近年退回香港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更令她感受愈来愈清晰。

 

「这样的(低)收入去养一家几口,看到的事情,让我慢慢开窍,之前对社会事务是很迷糊的,不知道原来外面的环境,如此恶劣。」在劳协做清洁时,阿孔的子女还小,丈夫工作稳定,家庭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做问卷调查时才知道,很多家庭,「有些住板间房,有些有病,求助无门,连很小的事,都掌握不了,也不懂。」

 

「我们去拍门,很多家庭都会跟我们谈,很容易入手,我们一介绍自己的身份,一和他们接触,他们都会很开放去讲自己,……或不知如何获得支持,我们知的,就会告诉他们,或介绍到什么部门。有些不敢对外讲(拿综援[2]),也会敢讲给我们知道。我觉得在过程中,除了向他们提供数据,我们拿了他们的数据,就会一起分享社会上的问题。我觉得不只是合作社的妇女需要这些发展支持。」

 

合作社女工的视野在扩大,力量在积蓄。

 

英雌造时势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地产资本借着香港政府的新市镇城市规划政策及市区重建政策,进入像深水埗、油麻地、长沙湾这些旧区土地建造楼房,大大改变了旧区的空间,原来旧区的经济活动也随之变迁。而在政府大力整顿市容去体现全球大都会的发展的同时,超级市场、连锁店等大型零售企业也一步步侵蚀这些旧区原有的经济,大资本的垄断发展亦打击了不同类型的散工或小贩等生存方式,破坏了街坊熟客对小商贩的支持,居民过去在原区建立多年的生活及工作网络也被瓦解,不仅低下层的生活日益失去保障,整个地区的生活空间不断受到打压而变得越来越小。在香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下,一个人没有就业,就失去了经济活动,也意味着失去日常聚集的工作间,网络逐渐瓦解,大大弱化透过集体解决个别成员问题的能力。

 

女工合作社所在的长沙湾原本是个工业区,和几个旧区相连,一天天看着社区弱化,更甚的是,来自资本、政府互相结合在一起时所隐含的暴力,让女工合作社无法回避、难以视而无睹,不过,出路在哪里?

 

世纪交替之际,香港经济不断滑落,社会问题交错丛生,边缘劳工的去向引起各方的关注。在垄断式经济发展引起各种剥削问题的现况下,社区经济被视为劳工重建自主经济、和谐社区的一个重要出路。女工合作社有了合作社的经验,结合问卷调查的冲击,她们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将劳工结合社会资本,参与社区经济,投身这场和自己息息相关的边缘劳工运动大潮中。

 

踏入千禧年,女工合作社和劳协在长沙湾社区进行了一连串的二手物嘉年华活动,这个嘉年华活动和一般的慈善义卖不同的是,它根植于女工们对自身社区的理解和投身。合作社女工透过参与问卷调查,了解到地区上有很多基层街坊、新移民、老人及失业者,他们无法受惠于综援,即使有的人需要综援,却因为社会丑化综援者而备受压力,所有这些人的经济以至其它生活需求往往得不要满足。小黑很感激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师做的那个问卷调查,一方面给了她们一段期间稳定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让她们明白社区里面的人和自己的关系。另一方面,小黑说:「原来很多街坊有的东西会丢掉,因为多出来呀,屋子又小,经济好的那时,哗,买买买好像储仓般,然后又有人送,多余的不可以变成现金再用,这样地方不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东西丢掉。」

 

二手物嘉年华活动的尝试在地区上换来相当不错的成绩和口碑。其时香港社会已掀起了社区经济实验之风,一些基层社区如湾仔、屯门等在不同机构、各大学讲师的推动下,都开展起各种形式的经济实体,如时分券[3]、合作社等,以响应香港边缘劳工问题。2002年女工合作社配合劳协在深水埗青山道创设了社区二手店,鼓励市民捐赠弃用旧物,整理后以低价卖给有需要者,实践惜物环保、资源共享的理念,这个做法,得到了区内区外的支持,有的人买,有的人捐,有的人当义工修理二手物,一时间火火红红。

 

青山道的二手店很快就显得过小,没有仓储的地方,可以展销的空间亦非常不足。后来合作社在深水埗元洲街一家工厂大厦的二楼租下了现址,面积比之前的大了几倍,小半用来做仓储。因为成本高,二手店不像其它商店在店外挂上大字霓虹招牌,只是在工厂大厦的门口立了个小小的指示架,沿着旁边的楼梯走上二楼,走过长长的走廊,才来到二手店,门口是各种二手物推介,墙上贴着二手物捐赠者卖出金额资料。走进二手店,头上地下,几行金属架陈列得满满的,小配饰、玩具、衣物、家用电器,连家俬也有。另一边是更满的仓储,堆放着待整理的二手物。

 

就像是新生小孩一旦有了力量走第一步,便无法停止下来一样,合作社女工走向社区的步伐迈开了就没有停下来,寻求更广泛的基层互助与团结的心更为迫切。历史曾使她们走在一起,经过多年的孕育,现在有如水到渠成,合作社的女工反过来带动着香港社会的社区经济向前发展,创造着历史。

 

2003年底,结合二手店的成功经验,合作社女工拿出7、8年来合作社成员和支持者共同积蓄与及友好同志慷慨借贷的几十万元,在二手店附近开设互惠市场,以低价为区内街坊提供日常生活食品及用品,目标是推动社区成员「自主消费、共同购买」。至2005年,社员已逾1万人。互惠市场现在仍在亏损中,能支撑多久也说不定,但胜在发展出了开拓本土社区经济的信心。女工合作社共3名全职,四名兼职负责店务,她们参与管理,并协助组织劳协「生活消费合作社区」的社员,重建较为理想的生产和消费关系,重建对劳工基层女性身份的认同。

 

 

她们和它:秀群

 

秀群人如其名,个子小小,秀气带点羞涩,和大家配合无间,是合作社新成员。秀群结婚前做文职,已很多年没有工作,当初因为家里小孩在劳协学计算机,自己也到劳协学计算机,加上自己的小孩和阿孔的小孩同校同年级,就认识了女工合作社。后来当劳协搞起一连串的二手物运动时,她给拉了去当义工,到二手店开张时,她加入了女工合作社,为合作社注入新血。

 

二手店的店务对秀群来说充满了新鲜感,原来二手物也有人用,她觉得整件事情很有意思。不止如此,「现在做久了,我走在街上,这里很多街坊会和我打招呼,才知道原来真的这么多人家庭环境真的不太好,到这里买东西可以帮他们减轻经济负担。」

 

「以前躲在家里,不太了解外面的环境,现在不同了,也会参与一下社会,整个人就丰富、见识多了。」二手店扎根在贫困的深水埗社区,有许多生活经验丰富的义工协助修理二手物,秀群也在义工身上学到生活上的东西,原来二手物可以这样用!

 

作为合作社的一份子,秀群少不了跟着大家去游行、参加讲座、看女工表演,「哗,啲女人咁叻既!」秀群说的时候笑咪咪,好像让人看到当初每一个女工加入合作社时的模样。

 

合作社让人迈出第一步,然后从参与,获得能量。

 

困难与动力

 

女工合作社在这13年间,也少不了外间的支持者,除了一些个人外,一些资助机构如乐施会便资助过她们。寻求基金会资助,是民间组织长年生存方法之一。但是合作社女工清楚明白,资助不长远,因为不是想要就有,而且如果心态上觉得要靠资助才能生存,便很难鼓起勇气开发自己的路。

 

现在,合作社虽然也获得一些资助,但互惠市场和二手店全由合作社自己交铺租,发薪水,加上水电杂费,经济负担不可谓不小。3、4年时间下来,目前是二手店赚钱,补贴着还在亏损的互惠市场,为了继续这个集体事业,一直以来女工一起减薪的情况没有少过。

 

小黑、阿孔都表示人力严重缺乏,工作量大,虽然有义工,基本上工作还是完全压在合作社的成员和职员身上,特别是全职职员。这些困难在遇上女工外出参加社会活动时,更加突显,比如小黑为了社区表演及排演,要被迫放下店务,其它人便更忙了,这在各人之间都产生了压力。合作社各成员虽情如姐妹,但是她们不讳言,一起合作有一定的难度,要合作,欣赏、容忍是一定的,有眼泪,也有面红的时候。

 

开店做生意,除了内部的种种合作问题,面对社区里的一些反应,也难免令女工们气结不已,像有的人不知二手店和互惠市场是自负盈亏,以为这样的非牟利组织一定有外间大笔钱的资助,质问女工把不用钱收回来的东西卖得那么贵。有些人即使是支持合作社的社员,看完二手店的货品后,胡乱摆放,令女工的工作量百上加斤,其纯粹消费的心态更伤了女工们的心。女工们希望大家能对这样的二手店放点感情,多点配合。

 

女工们都坦言,以一份工来说,打理二手店及互惠市场比在外面打工还辛苦,但她们不只是为了一份自我满足,而是参与了合作社,认识面宽了。阿孔说,动力来自越做越学懂更多。二手物店对女工来说是以前完全不懂的事,现在累积了经验,可以传给拍档、社员,有时客人来买东西有什么不知道,她们可以告诉人家,这样便增加了自己的信心。

 

小黑指出,「把合作社的精神放在地区上,给予低收入家庭一点经济支持,他们得益时我们也得益,我们能就业,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在地区内需要我们的货品,如果他们不需要我们的货品,我们也很难做这些工作,所以彼此有着互相联系的关系。」

 

合作社与社区

 

显然,这群女工现在的发展路向已不单单是聚焦在合作社的内在力量,而是面向整个社区,以卷入更多社区里的居民,建立互动互助的社区关系。

 

对这群妇女来说,二手物有些很新奇,有些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接触,至于和居民交往做日常买卖,也正正是在女工的能力掌握范围内,处理起来和呼吸一样自然,她们融入社区,发挥本能贡献社区,过往作为弱势群体的被动状态因此得以扭转,这一转变无疑是女工合作社发展的分水岭。

 

从合作社自助到在社区助人,被社区需要,能够响应社区需要,肯定了自己,女工身上流露着无尽的喜悦和自信自豪。小黑对此转变细细道来,「以前我们接生意多是跟学院联系,很少会是街坊,一般街坊不会需要打字,现在的接触面完全不同,这里卖东西的对象是街坊,捐物品的是中产,日常来买物品的,一般来讲不是很多钱,他们要精打细算,譬如自己收入不多,老公没有稳定工作,又要帮子女买教科书,而我们有一定的知名度,中产觉得某物品在家是多余的,与其送到堆填区,不如捐给我们,我觉得我们做到这个接驳关系。而接触街坊和我们本身搞合作社原意也很有关系,也是和打字最不同之处。并且跳越出来,当我们考虑一个基层地区里面,老人问题、失业问题,又或是综援家庭问题,这几样在这里都有所接触,有时在买卖过程中,知道原来是领综援的,感觉上就很想帮到他们,接着就会再了解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再提供,当然我们不是提供所有的社工服务,我们会让他们知道,我们会提供日常需要的东西,或他们还需要些什么。」

 

「社区经济这个概念,其实不只是在社区里自己做自己的事……我们用劳动换到经济收入、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社区发展多些,令我们的社员和我们本身的资源,还有一些中产的资源流入社区,希望这些资源能和社区、社员分享。」

 

扎根在深水埗,面向基层街坊,团结有识人士。从2004年开始,劳协「生活消费合作社区」社区经济计划的全面铺开,同年发行社区货币──社区生活券,社区成员凭券可向「生活消费合作社区」成员及伙伴,包括二手店和互惠市场,换取公平协议的劳务和物资。作为「生活消费合作社区」的组成部份,女工合作社配合劳协积极把住得较近的社员整合在一起,发展共同购买的班组,令社区居民能走在一起,进一步探索劳动与消费的问题,建立另类社区关系的可能性。

 

暴力.和平.和谐社区

 

13年不是一段短的日子,合作社女工在资源短缺、社会歧视中挣扎走过,她们改变了自己,而且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她们藉此发展出自己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也正在改变社会,推动社区走向互助、和谐。

 

在香港社会的背景下,要理解和平的多重意义并不容易,对女工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被提名千禧诺贝尔和平妇女竞选,「原先我并不察觉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是和平的,在这里和社员、街坊接触,买卖交易都会擦出火花……说真的,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这样的劳动,都可以称为和平。」阿孔说。

 

但是,虽然没有硝烟四起,炮声隆隆,和平并不一定存在。说穿了并不难明白,推动社区和谐﹑共融﹑互助的工作也就是对和平的追求。阿孔因而认为,公平的资源分配,是一种和平;合作社里及其网络不那么冷漠,也是一种和平。

 

反过来说,在没有战争的香港社会里,暴力依然存在,歧视、压制随处可见,社会种种人为分隔有碍社区关系长期和谐发展。近年,香港政府对待领取综援者和争取居港权人士的做法,引来了社会分化,女工也对其中的危机有所意识。这个集体也曾火热地讨论过,从反感到接纳,直到最后的支持。

 

小黑认为,「我觉得讲到新移民问题,我们初初都认为他们来抢饭碗,但我们觉得就算他们来抢饭碗,香港已经北移了好多任务种,我们失业,是因为他们来,还是资本家不断耗掉香港工人的青春,跟着去第三国家,如中国呢?」

 

阿孔的丈夫本身在大陆做事,她说香港人也北上,拿大陆的资源,将心比心,有自己家庭的她支持争取居港权人士来港团圆。

 

她们和它:

 

阿念是劳协的负责人,12年来推动女工合作社发展,她是组织者,也是女工合作社不可分割的一份子,和女工经历了每一个重要发展时刻,她提名了女工合作社参加千禧诺贝尔和平妇女竞选。

 

说到女工合作社面对的暴力,她认为表面的,深层的都有:

 

「组织者与被组织者之间,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的社会位置或阶层,如果无法打破,这里面都有一种暴力。」

 

「香港经济转型底下女工的经历……所有人在短时间里不需要你,其实是一种无形的暴力,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暴力。」

 

「其中一种暴力,就是分隔,社会的分隔……」阿念多年来带动合作社女工参与社会行动,强调过程中重视团队合作、重视平等互助、重视共同参与和决策。前几年的香港大陆子女争取居港权运动是其中之一。她们透过讨论,去理解香港、大陆两地人的关系,去发现基层民众面对的社会分隔等困境,而女工作为基层的一份子,其实也就在共同的困境中,面对社会的分隔。

 

走出和谐社区文化

 

女工合作社近年不断参与社会文化行动,唱歌、跳舞,释放自己,用不同的方法来参与社会。最近,小黑更参与了名为「社区共融」的话剧演出,讲自己的故事,讲小时候做制衣,香港工业刚开始发展,一班妇女「好使好用」,故事一步步开始……。她们发现是可以用不同形式去讲社会问题。小黑说自己排剧过程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一步步开放出来,变成香港历史的部分。

 

她们这样唱自己的歌:

 

从前是制衣厂的工人   勤劳为老板赶工

如何料到今天境况       为着两餐通街跑

频频地搵工奔波生活   人人面对经济劣境

从前学会的好本领       但愿有天可再用

不灰心   不怨命    工友互守望

团结社区争取保障       合力去创出我未来

原来是社区中的资源   遗留在四方角落中

全球乱扩展的经济       未惠及草根社群

人民是社会中的主人   齐来为社区建幸福

权利意识心中记   在地看远景有策略

不贪新   不弃旧    多爱二手物

齐投入社区新经济       运动里社区有力量

(词:劳协/女工合作社/噪音合作社;曲改编自:南韩工运歌曲)

 

女工不再是以前的女工,合作社不再是以前的合作社。社区在改变,和平的文化也随之深化。

 

 

 

 

 

 

 

 

 

 

 

 

引文

在没有战争的香港社会里,暴力依然存在,歧视、压制随处可见,社会种种人为分隔有碍社区关系长期和谐发展。

 

香港经济转型底下女工经历……所有人在短时间里不需要你,其实是一种无形的暴力,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暴力。

[1]「吊盐水」,本指医生注射盐液,补充病者的水分,延续他的生命,但不是疾病的解药。这里以「吊盐水」比喻开工日少,不够维持基本生活开支。

 

[2] 综援,即香港社会福利署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经济上无法自给人士提供安全网,使他们可以应付生活的基本需要。

[3] 时分券是香港圣雅各布福群会「社区经济互助计划」的其中一个项目,参与成员利用时分券交换技能,互相帮助,各取所需。成员可提供服务或购买物品赚取时分券,亦可以时分券兑换物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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