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李玺 (中国)


 

95”一路走来

张李玺

原載於刘伯红主编的《女性的反响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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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李玺简介:女,1953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2年获香港理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妇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婚姻家庭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从事社会学教学和性别研究20多年,先后出版了《角色期望的错位:婚姻冲突与两性权力》、“父权制的复苏和中国妇女的回应”等专著和论文。主持和承担了“中国女性社会学学科建构研究”、“中国城市流动女性人口状况”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亲临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人都不会忘却那段令人难以忘却的日子,不会忘记那一张张来自世界各地的充满激情的脸庞,不会忘记那一场场令人流连忘返的NGO论坛,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新鲜而又充满活力的概念……。在那些日子里,我和许多姐妹们整天在不同的会场“流窜”,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的知识,“NGO”、“家庭暴力”、“社会性别”、“妇女的权利也是人权”、“妇女问题不是妇女的问题”、“我们要从女性的眼光看世界”等等,这些都是那段时间的记忆。大会很快落下帷幕,可那次会议对我们个人带来的思想上的冲击,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无形和深远的。一大批女性主义学者的成长,一大批妇女非政府组织的诞生,社会性别概念的传播和实践,可以说,这些都是“95”一路走来的耕耘和收获。我经常想,世妇会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个有影响的国际会议,这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从妇女的眼睛看世界。20年了,可圈可点的事情太多,在这里我写下一两件事,也是我“95”一路走来的记忆和努力。

记得是在199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那时我们有个自己组织的东西方文化学习小组,一些朋友们经常在一起聊聊一些女性主义的文章,那天散后,我们几个人在朋友的办公室继续聊天,期间有人说起最近有个法学博士打了老婆,动手之后竟然还告诉他老婆说就是告也没人能管,因为伤口的尺寸够不上法律处置,大家义愤填膺,冷静下来后,我们突然想,我们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想到了就行动,我们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一批女性研究者和社会热心人士的热情响应。几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走到了一起,开始筹备反家暴网络组织。一开始我们只有7个人,都是工作在高校、研究机构、外企的职业女性。我们一边筹措资金、组织活动,一边着手准备调查、编写培训教材。所有的事情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的。反家暴行动先后也得到了美国、英国、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发展署和NGO组织的资助,一大批热心人士也纷纷慷慨解囊,鼎力相助。经过两年的讨论和筹备,我们的组织以“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正式启动。虽然当时名字叫做“项目”,但是整体运作机制和管理机制,始终以建立一个参与、分享、问责、协作的NGO联盟为目标,2003年后,又称为“反家暴网络/研究中心” 。反家暴网络组织自成立之始,就不断地推进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活动。倡导和干预,是我们的活动宗旨。我们先后组织了全国家庭暴力状况调查,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深入到试点社区培训110民警、妇联、居委会工作人员、医生,编写和发放反家暴教材,宣讲维权知识,开启了多部门合作干预模式,在反对对家庭暴力的进程中,这个组织有着十分重要和积极的影响。记得有一个家庭主妇因长期受丈夫虐待,找很多组织救助未果,在再次遭遇家暴时杀害了丈夫。以暴制暴,这个妻子本来是要被判死刑的。我们反家暴网络中的律师志愿者积极为其辩护,全国妇联也积极出面帮助。多方协力合作,这个遭遇过无数次家暴的女性最终获得减刑。通过推行一系列维护妇女权力的活动,反家暴网络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国内波及海外。为了进一步捍卫妇女人权、促进性别平等,反家暴网络组织还多次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全国妇联提交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建议稿及论证意见,希望把反家庭暴力提升到立法层面。2014年,反家暴立法终于列入2014年国家立法机关的工作计划,越来越多的地方和机构也开启了反家暴的多部门合作干预模式。“给妇女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即将得到法律保障。

另一件事大约发生在2000年的一个周末,我去参加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妇女问题研讨会,因为下午还要去参加另一个机构主办的环境和妇女的论坛,中午跟会议组织者请了下午的假,就先走了。到了下午开会地点一看,大家都乐了,因为上午参会的主要的发言人都挪到这里了,我当时的感慨就是,这个圈子太小了,如此自拉自唱,性别平等岂不是遥不可及?提倡全社会承担社会责任自然完全正确,可作为一个个体,“我”又应该或怎样作一些事情去推动这个进程呢?作为一个教师,我想我可以做的,就是宣传和教育。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我先后参加编写了以不同人群为对象的社会性别培训教材,主持过农村妇女受教育状况等研究课题,积极参与和承担各种培训、讲座任务,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和义务。我喜欢用“性别平等”取代“男女平等”。也许有人会说,根本没必要拘泥于概念的界定。但我认为,“性别平等”和“男女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当我们有选择地运用时,实质上代表着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男女平等”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是被赋予特殊意义的。但在一段特殊的时间里,它的政治含义被曲解了,人们认为,男女平等,就是女性要和男性一样。男人怎样,女人就得怎样,也可以这样,平等是以男性 为标准的。男人能办的事,女人照样能办到,这种理解,甚至是实践,忽视了差异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平等是同等人平等对待之”。平等一旦延伸到忽视差异,强调一致,反而就不平等了。我经常碰到男同胞问同样的问题:男人可以扛二百斤麻袋,女人能行吗?如果不可以,为什么要平等呢?事实上,这里的“平等”,标准是以男性为准则的,对女性并不公平。而“性别平等”更多的是说一种关系,一种性别关系,它强调在解放女性的同时,男性也会获得解放,传统的两性关系不仅对女性不公平,对男性也是一种束缚,性别平等最终旨在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从关系的角度审视性别平等,就不再束缚于男性的标准。“性别平等”追求的是男人和女人共同拥有的自由。这也就是妇女解放。我在纪念国际妇女节100周年时,曾在一篇题为“当选择成为可能,解放才成为可能”中说,到目前各国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同程度的参与,无不彰显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菲战绩。对世界500强高层管理人员名单上再次出现女性,人们已经失去了当年菲奥莉娜登上惠普首席执行官的位置时的惊奇。在当代中国,妇女们不仅获得了选举权、继承权、教育权、就业权等权力,而且有了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了传统的男性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精英登上政界、商界、学界高层。于是有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妇女解放”在中国已经是完成时。如果有妇女质疑这一结论,许多男性会给出家庭生活中的“妻管严”现象、体育竞技中的“阴盛阳衰”现象等,作为中国妇女解放已经完成的有效证据。当中国政府、妇女组织、女权主义者大声呼吁和推进性别平等时,不少男性感到困惑:中国的妇女还想要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玻璃天花板” (GlassCeiling),从来就没有被打破过。这道“性别之墙”依然横亘在妇女解放的旅途中。很多时候,女人似乎被赋予了选择的权利,但实际上,她们却无法自由选择。她想三过家门而不入,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可被告诫“主内”是女人的天职;她想在家做全职太太,可先生的收入并不足以养起全家。她想素面朝天,可媒体上铺天盖地全是包装美女,告诉人们“女人就该是这个样子”。妇女被双重道德标准束缚和评价,而且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她们又将这些标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实际上充满制约的环境中做出所谓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说,平等才能自由,而只有当自由选择成为可能时,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这就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对讲台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喜欢这个角色,一上讲台,就会亢奋。针对不同的对象,本科生、研究生、领导干部、农村妇女,我尝试着不同的授课方法,我用我的方式,传播着“95”世妇会的精神: 平等、发展、和平。

“95”一路走来,累,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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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家暴网络理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