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萌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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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李舒萌,201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5年赴美康奈尔大学深造。利用间隔年参加小鹰计划。2013年夏,作为青年社会领袖田野营第四届营员在云南进行田野调查,开始关注农村和城市化问题。2014年在毕业项目中,用三个月时间对城市中的农村移民进行走访,继续深化对农民和农村经济的了解。2014年8月-2015年6月,参与友成小鹰计划,期间服务于河南信阳乡村建设协作者中心郝堂项目点。

故事:田野深处是生活
去年这个时候我从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了,很幸运的来到了小鹰计划,并且到了我所服务的项目点郝堂。在小鹰的一年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出国留学深造前的一个预热,我希望这一年可以提供一个长时间的在农村调研的机会。我对于它的设想就是这一年应该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农村,但是它大概应该不会改变我对于整个人生的规划跟设计。但是,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它引发的思想振动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并且不得不把我为什么要过这样一种生活的问题重新仔仔细细,里里外外的给想了一遍。.
对话,这是我这一年的收获里面的第一个关键词。这个要从我在郝堂村所做的项目开始讲起,我们的机构当时想为郝堂村做一部村志。但是,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标准的村庄志。因为一般标准的村庄志是按照官方的视角和宏大的视角去叙述一个地方的历史,由于我们是一个驻扎在社区的机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区参与在这个项目当中。于是,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口述历史的项目,我们希望村庄的村民可以自己去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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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以前读过一些口述史的书,我也有入户调查的经验所以我当时自告奋勇的去承担了这项工作。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收集到了非常多令我困惑的信息。首先,我无法把我收集到的访谈资料和我以前学习的知识对应起来。
一个典型的例子,我采访了村里很多老年女性,尤其是出生在上个世纪40到50年代的这个阶段的女性,我问她们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看法,我最初的想象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受到了很多批评。一方面从农民的角度来体会,她们会认为没有尊重到他们对于家庭劳动力的需求。另外就是,很多官员也承认他们在执行这项政策的时候实行了一些不是很人道的手法。
所以,我当时在问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满心期待着他们会如何控诉计划生育政策是多么的残忍不人道。但是其中一位大妈告诉我,我真是巴不得计划生育政策早点执行,如果我不生这么多孩子的话就不会遭受这么多罪了。具体来讲,生很多孩子首先对女性的身体是一种摧残,尤其是在物质条件很恶劣的情况下。
第二,在集体生产时期一个家庭过的舒适的程度取决于劳动力和消费人口的比例,如果他们生育了很多的孩子但是只有两个成年劳动力在劳作就会打破他们的家庭经济平衡,他们既要兼顾生产队里面的工作同时还要在家里照顾孩子,对于女性来说,尤其是对于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的女性来说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我遇到了非常多这样的时刻,我对他们的想象和他们实际想说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脱离了我的框架。这让我反思,学术到底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日常生活产生连接。我觉得正确的方式应该是采取一种对话的态度。所谓对话的态度,就是给对方充分的自由让他以他擅长的方式表达他自己,而不是把你习惯的那套话语强加在对方身上,那就不是对话了,那是你一个人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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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打算换一种方式去接近他们,我想从日常生活中做起,从每天和他们吃早餐做起,围观他们打牌,和他们一起种菜,和他们一起带孩子。在年底的时候,我还跟村民一起去排练了2015年春节联欢会。我陪他们一起舞狮子,跳花车,记录一切的过程。在第二年春节放假回来以后又跟着那些叔叔阿姨走了很多的村民组,挨家挨户的跟他们一起去拜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话他们没有直接对我说,但是我从他们日常的谈话当中,从他们唱的歌当中,从他们跳舞的形式当中,从他们一起协商做一件事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描述生活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的是自己心态的一种变化,因为学者总是很强调要提出自己的一个概念,你要为这个世界去命令。在我实际体会到的过程中,我去看到别人为他们的世界命令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学术应该是带着这样一种谦卑,带着低下来理解别人的态度,为这个社会呈现出更多人类的经验,呈现出人类生活的更多的可能性,这才是学术的价值,而不是把你现在所有的那些知识推广到所有人身上。
接下来我想说说我自己。我刚才说到我来到郝堂村的一个原因,是我想把它当成我出国前的预热,而我刚到那的时候恰好是一个非常焦虑的阶段,因为我的很多本科同学已经到名校去读书了,那个时候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信息,比如有同学告诉我,他要去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了,有人告诉我他要去哥伦比亚大学了,还有人去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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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非常羡慕他们,那个时候能不能去名校成了我生活当中最为焦虑的一件事。而我实际所处的环境是,我成为了村里的小脏孩,每天早上蹲在门外的石板上和村民一起吃热干面,它和我想象中的环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焦虑的时期,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一年和我学术生涯的关系。
直到有一天我跟我在国外读人类学的同学去交流我在村子里面做田野调查的经验,我告诉他我遇到了很多困惑,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说:“舒萌我真的很羡慕你,你可以在田野当中,我觉得一个人类学家在田野中是他最自由的时刻。”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因为我真的羡慕他可以每天坐在图书馆里看干干净净的书,不用像我一样每天做这些铲地皮的工作。所以,他的这个反应让我重新开始审视我为什么要来郝堂村,以及我为什么要出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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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生产的体制尽管追求的是我们看起来最不功利的知识,但实际上它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非常功利的体系。大家越来越愿意选择一种以直线的高效率的方式去逼近他们生活中的目标。我们会被要求在多少岁之前,完成多少篇文章的发表,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称号,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消失了,那就是做学术的初心。
本科期间,我会读到非常多的论文,他们讨论的那些问题和我们生活中真正发生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对我们理解日常生活没有帮助,也不增加人类的智慧,却可以帮他们拿到一个教授或者是副教授的头衔。
我就问自己你是不是要做这样的人,我的回答是我不想做这样的人,因为我所有的学术经验告诉我在学术当中收获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尽管人和人之间有那么多的误解、矛盾、争论、隔阂,但是我在研究当中,我通过倾听别人的故事我收获了和其他人之间的联系,我收获了对他的部分理解和他的感同身受,这才是我在学术当中收获的最正向的价值。所以我接受了我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也接受了我学术生涯当中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一直留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你就不会受到批判,不会受到质疑,也不会知道要打开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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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没有想到我来到农村会遭遇自我认同的问题,但是它确实是对我冲击最大,也是我调整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我的家庭也给了我很舒适的生活,但是也给我养成了一些非常不好的毛病。比如我和我周围的很多同龄人都习惯了用消费的方式表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牌子的衣服,用什么样的电子产品,然后用的这些东西说明了他是一个有怎样品位的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是一个外貌协会,我喜欢好看的东西。
但是,到了村子里面以后这套价值观首先在我身上发生了崩溃,因为我在村子里面遭遇了两个问题。第一,我的自我形象变成了我原来完全不能接受的样子。在学校,周围人觉得你是一个精英范的话,你会更加注意这方面的形象。但是,在村子里面因为工作的要求,可能每天都是蓬头垢面,穿着冲锋衣跟工装裤就出门了,更别说化妆了。所以,有一段时间在想,如果我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不是我心目当中的那个可以让我觉得很骄傲的自己了?
渐渐的当我习惯了这种生活以后,我发现没有外面的装饰也没有觉得很不舒适,反而是因为我生活在村子里面,我们的环境非常健康自然,我们的饮食也非常好,所以我整个人的内在状态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逐渐改变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体察我内心真实的需求。这形成了一个对比,现在外界对于女性外貌提出了一些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些标准你甚至要通过整容的方式去改变你自己。但是,在村子里面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学会了接受自己真实的需求,我也接受了自己真实的状况,如果我觉得我现在需求得到了满足,我就会接纳现在的自己,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爱自己的体现,而不是去迎合外界对于你的那些,或者你并不需要去满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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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郝堂村待完整整一年的时候,当我彻底完成了生活习惯的本土化之后,当我彻底在认识上重新定义了我对于学术的理解之后,我领悟到其实文化上真正的自信应该来自于对于差异的理解和包容,尤其是把它们放在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情景当中去理解它们,去看待它们。我觉得这种心态才是产生文化上自信的根源。当你把所有人放在一个平等基础上对话和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把自己看低,也不把别人看低。
我以前觉得田野调查应该是独立于我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应该只是我为了完成学术当中某一个目标去抽出的一年时间。现在我认为其实田野就是生活本身,一个学者能够从田野当中看到什么,取决于他如何理解生活的意义,如何理解学术作为他生活对于他的意义,我觉得我其实是在田野深处找到了生活的答案。
【本文来自李舒萌的小鹰毕业演讲201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