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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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妇女的同行人(王行娟)  

文:(王平)

 

1998年5月的一个周末俱乐部庆典会上,因为要见老朋友,王行娟先睡足一个午觉,之后穿了一件新做的旗袍,还淡淡地化了妆,自我感觉很不错,不像平日那么疲惫,看上去应该精神焕发的。可是见到一位老相识后,老相识是一脸的难过与惊愕,脱口喊道:「王老师,您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

 

每一个女性都是爱美的,何况像王行娟这样的有着良好修养的职业女性。这几年王行娟每次见到老朋友几乎都会看到这样的表情和听到类似的评价,她每次都会泰然处之,因为她知道自己衰老得这样快是因为太操心、太劳累。操心和劳累不是因为工作,因为她在1988年就离休了;也不是为了家庭,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老伴和她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她是为她在离休后所开拓的事业——一个草根的民办妇女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呕心沥血。

 

王行娟的履历足以令很多女性感到羡慕,早年,她就读于金陵大学中文系。1949年到《南京新华日报》做记者,1951年到北京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后来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在北京出版社工作,绝对是一名知识女性。

 

最初的王行娟根本没有很强的性别意识,她觉得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比男人差,虽然在她身上也有女人常具备的弱点:自卑、依赖,但她从来没有因满足于家庭的小日子而影响过工作。她认为自己的确是个实现了个性解放的妇女。所以,王行娟那时关心的是国内外的大事,惟独不关心妇女,认为妇女工作就是街道小脚老太太们的事,与她无关。

 

在文革动乱的10年中,王行娟强烈地感受到做女人的苦涩。那时她是一名普通干部,无官无职,没有招来革命的烈火。但她的丈夫在「文革」初期就被当作叛徒看管起来,她就成了叛徒家属,并受到了连累,被抄家、被审问、被歧视。—双双充满轻蔑、仇恨的目光,像一支支利箭刺伤了她的心。她第一次感到传统观念对女性的不公。

 

女性意识的萌芽

 

吸引王行娟关注妇女问题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组织一本叫《少女必读》的书稿。这位编辑找到了当时在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工作的王行娟的老朋友楼静波,于是,楼静波就邀王行娟一起合作写这部书稿。在写书的过程中,她们搜集了很多关于青春期少女的资料,有正面的典型,也有她们自杀、犯罪的反面材料,翻阅着这些材料,王行娟的青春时代又浮现在脑海里。

 

王行娟生长在一个有着两个母亲,九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她排行老四,又是个女孩,所以她是在不受关注的状态下悄悄长大的。王行娟的母亲是个「妾」,家庭地位很低,再加上家里的孩子多,生活不富裕,她的心情长年极度压抑,无处渲泄,就拿年幼的王行娟出气,所以,儿时的王行娟挨打挨骂是常有的事。到了青春期,少女的自尊心使王行娟不愿再忍受这样的生活,甚至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带着这些回忆,王行娟把自己作为一个比照物,倾注了满腔的真情写这本《少女必读》,她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王行娟对少女们的爱护和同情。

 

这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以后,王行娟就开始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从关注青春期少女转变到关注妇女的命运,契机是1985 年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要创办一个刊物《婚姻与家庭》,王行娟应邀参与了创刊的工作,并担任这个杂志的副主编。在此期间她亲手编发了许多女性为了婚姻自由(包括结婚、离婚的自由)而苦苦挣扎的稿件,接待了许多因婚姻问题而来访的女性。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修改过的第二部《婚姻法》公布实施。一时间中国家庭的离婚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第三者插足」成了婚姻研究领域的热点。一些由于丈夫升官发财、移情别恋提出离婚而上访求助的妇女,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前相互结识,组成了「秦香莲」上访团,她们上书当时的党中央最高领导,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惩罚变心的「陈世美」们。她们甚至还打算到天安门游行,制造声势。在社会上,人们对新公布的《婚姻法》也议论颇多,有不少人认为,新《婚姻法》的有些条文过于超前了,以感情作为婚姻的基础,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正是导致离婚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现象使王行娟感到很困惑,难道没有感情作基础可以维持婚姻吗?今日的女性难道还要走「秦香莲」的老路吗?她忍不住写了一篇小文章登在《新观察》杂志上,题目是:《「秦香莲」们要自强》,奉劝妇女朋友们要做个现代的女性,不要依附于婚姻,不要依附于男人。

 

社会经济变革下 职工被剥离 女性首当其冲

 

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女性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从共和国建立之时就获得层层保护和与男性平等待遇的女性,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出现了许多处于劣势的妇女群体。当时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了两件轰动妇女界的大事:第一件事是国务院在13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工作。所谓优化劳动组合,就是实行经济制度转轨中厂矿企业改革用工制度,剥离剩余人员。在试点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被剥离的首当其冲者是女职工。

 

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中国妇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热点,在刊物上开展了一个长达一年之久的题为「1988:妇女的出路」 的大讨论。一些被优化下来的女职工也在这个讨论中谈了自己的苦恼:失去工作之后,有的受到婆婆的歧视,挨丈夫的打骂,有的甚至想跳河自杀。而社会上「妇女回家」的老调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有人估计,全国将剥离3,000万职工,其中60%- 70%会是妇女。王行娟忧虑地看到,妇女就业的权利将受到损害,她们的前景将会很艰难。今后,不仅在农村有7,000、8,000万贫困人口,其中大部分将是女性;在城市中,也将会出现一大批穷困的失业女性,成为城市的新贫民阶层。她们将会失去原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甚至由此失去原有的家庭地位。这些妇女都将面临着如何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何跟上形势,重新寻找到自己位置的问题。

 

 

另外一个深深触动了王行娟的事件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各级党政机关从政的女性数量出现大幅度滑坡的局面。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1988年国家采取了领导干部任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于是大批的女领导干部就被「差」下去了。在这个时候,《中国妇女报》在第一版开辟专栏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些男权中心的卫道土甚至在讨论中发表了很多谬论,诸如攻击妇女从政是「母鸡司鸣」等等,重弹「女人是祸水」的老调。王行娟深深地感到,女性如果自己不出来呼吁、呐喊,解放后中国女性获得的政治参与权利可能会得而复失。同时,在妇女参政的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要在社会上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需要很多人做很多努力。

 

1988年初,王行娟离休了,经过一番考虑和选择,她决定把自己离休后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办一个民间妇女研究所,研究新时期的妇女问题。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伴,得到了老伴的大力支持。他说:「你一生都听党的话,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离休了,你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以后,他就把大部分的家务都挑起来了,没让王行娟因为家务事分过心费过神。

 

于是,1988年2月7日,王行娟邀请了十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她家里开了一个座谈会,探讨成立一个民办妇女组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家情绪高昂,积极支持创办一个民间妇女研究所,并出了很多好主意。那天之后,民间妇女研究所筹建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经过8个月的筹备,1988年10月7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宣告成立了。这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机构。

 

民间妇女研究所

 

在热热闹闹的庆祝成立大会开过以后,就开始了妇女所创业的日子,王行娟艰难的创业史也就正式开始了。既然是一个研究所,就该有个办公的场所。大的漂亮的办公室她们租不起,北池子小学传达室旁边的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就成了妇女所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屋里摆了从旧货市场买来的两张桌子,3把椅子,到了冬天还得再生一个炉子,屋子里满满当当的,来一个人都进不了屋,只能站在门外说话。这间屋子,冬天透风,夏天漏雨,一场大雨过后,脸盆都会漂起来,得用脸盆往外泼水。就是这样简陋的办公条件也难以为继,因为妇女所是非营利性质,它搞课题搞活动,都需要支出。王行娟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经费问题。她们先后设计生产过一些新式毛衣、女式套装、儿童记高牌、折叠脸盆等妇女用品,但都没有挣到钱。

 

1989年三八妇女节,北京市妇联在北京展览馆组织了一个妇女用品展销会,为了给妇女所挣些经费,王行娟也去租了一个柜台,通过熟人找来一些台布、围裙、毛衣等进行代销,想挣一些批零差价。展销会的时间是半个月,在这段时间,妇女所只好锁了门,王行娟和副所长梁正宇带着两个临时工天天起早贪黑地去站柜台。人手不够,王行娟就把休假的女儿也动员来了。每天的工作不仅要站10个小时的柜台,还要不断地联系货源,收摊后还要进货、取货。她舍不得花钱雇汽车运货,就自己用自行车推,用手提。为了挣到一点钱,王行娟不仅把北京的亲人都动员起来了,连她的远在广州的姐姐和弟弟,都为她跑批发市场购买新潮的儿童衣物,并用快件把货运到北京。展销会结束后,把租柜台的钱付掉,代销商品的成本费返还厂家以后,只剩下了300元,这点钱连支付两个临时工半个月的工资都不够。疲惫不堪的王行娟捏着这300元钱,真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

 

这条路走不通,王行娟就分析自己的优势,她想既然一些单位请她给妇女讲课很受欢迎,为什么不能办培训班扬长避短呢?

 

妇女所是以研究当代妇女问题为宗旨的,开展研究就要有课题费,由于没有经费的支持,她们就在开展的活动中搞调查、去搞研究。于是从 1990年到1992年,王行娟和她的同事们连续办了很多妇女干部培训班,她们办培训班既是为提高妇女干部的素质服务,也为妇女所筹集经费。她们的培训班收费不高,花销也是精打细算。

 

1988年以后的几年时间,各级党政机关出现参政女干部大幅度落选的现象。这种现象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女领导干部素质低,不能适应现代化的管理水平的问题。于是妇女所与中国妇女杂志社合作,在全国首先创办了女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而且把培训班与研究妇女参政问题结合起来。王行娟和她的同事们在培训班中发了1,000多份调查问卷,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在培训的同时完成了大型社会调查以及「局以下女领导的工作和生活调查」这些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但是好景不长,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办培训班可以成为盈利的手段以后,全国各地的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良莠不齐。而且有的单位以行政命令下达培训指标,王行娟她们这个民办单位招生就困难了。这意味着她们又没有了收入的来源。王行娟重新陷入了迷茫和困惑中。

 

这时,妇女所的外国朋友帮助王行娟把筹款的眼光引向了国外的基金会。1990年,奎克国际事务计划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Quak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ogram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的两位社会工作者Barbara B.Bird和Donna K.Anderton女士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王行娟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青教授接待了她们。这两位外国朋友也是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大家在一起谈得很投机,当她们得知王行娟的困难时,深表同情。她们第二年再来时,带来了1,100美元的捐款,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民间的草根妇女研究所收到的第一笔来自国际的捐款。

 

之后,王行娟在一位有向国外基金会申请资助经验的美国姑娘的帮助下,向美国全球基金会提交了要开办一条妇女热线的申请报告,这个申请获得了成功。有了美国全球基金会的资助,中国大陆的第一条妇女热线在1992年9月1日得以开通。以后,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又陆续开通了妇女专家热线、第二条妇女热线和老年妇女热线。

 

研究与决策 二为一的结合

 

那段时间,王行娟为妇女所筹款而不停地奔波,身体的劳累和心理的压力之外,她内心里还有更深刻的痛苦:她原来认为,妇女所选择的关于当时妇女问题的调查报告都是她和同事们花了巨大的时间、精力和物力完成的,她觉得自己做的调查结论看来是正确的,所提出的建议是有价值的,有现实意义的,并且调查报告还在全国妇联主办的《妇女工作》杂志上发表了,她本来认为这个研究课题就已经结束了。可是有一天,一位美国朋友和她聊天,听完王行娟介绍了她们做的研究课题后,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认为做这样的调查研究有用吗?对中国的妇女有用吗?」王行娟一时被问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是呀,这些调查报告虽然发表了,但它究竟对今日的女性有多少实际的用途呢?要使自己的研究对改善妇女的状况有所帮助,只有影响决策,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意见、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以便制订出有利于妇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那么,这些对策性的研究能被决策者认同和接纳吗?它对改善妇女的处境有用吗?它能否起到服务于妇女的作用?

 

带着这些思考,王行娟决定,一是要把研究与服务结合起来,更直接地服务于妇女,促进她们的提高与发展;第二是要想尽办法影响决策,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以推动政策的制定。正是这两个决定,促进了这个草根的民间组织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妇女热线的开通是妇女所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说,开通了妇女热线,王行娟找到了直接为妇女服务的渠道,同时热线也为王行娟和同事们打开了一扇了解社会、了解妇女的窗口,给她们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一手线索与素材。妇女热线的开通也为王行娟的第二个决定——影响决策——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妇女专家热线法律专线上,经常有妇女来电话咨询维护权益的问题。王行娟觉得有必要对这方面的电话进行专题研究:妇女咨询的都是哪些法律问题?在她们咨询的法律问题中,有哪些是有法可依的,有哪些是法律的盲点?哪些属于执行上的问题?执行难的关键又在哪里?于是王行娟和她的同事们把法律专家热线的律师、法官们组织成课题组,把自开通以来有关法律方面的电话挑出来,重新进行处理,最后写出一个研究报告:〈妇女热线法律咨询电话研究〉。报告完成后,她们把这个研究报告送交全国妇联书记处,并直接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小组。该小组负责人王立威女士收到报告后,还给妇女所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妇女热线的调查给予了肯定。

 

1997年,中国政府决定修改《婚姻法》,王行娟和她的同事们又根据热线咨询中了解到的情况,撰写了〈让「新婚姻法」成为受虐妇女的保护伞〉的报告,送交有关部门参考。

 

这个草根的妇女组织的道路上充满着让她的每一个成员骄傲的成绩,也满是她们费尽艰辛的困难和挫折。

 

困难接二连三

 

按照中国的惯例,民间组织都要有一个挂靠单位。妇女所在1988年筹建的时候,就申请挂靠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下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是个民办科研机构,成立于1987年。它是经国家科委批准成立的,挂靠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下面,它的下属有地方分院及100多个研究所,王行娟的妇女所是其中的一个。

 

为了同时能得到全国妇联的支持,王行娟以妇女所所长的名义,上书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提出妇女所作为全国妇联团体会员的申请。她的要求得到了当时全国妇联几个领导的支持。

 

有了挂靠的上级单位和全国妇联的支持,妇女所开始时期的工作开展很顺利。可是好景不长,中管院的领导与挂靠的上级单位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关系不知何故竟处于破裂的状态,国务院发展中心一个文件单方面宣布终止了与中管院的挂靠关系。这样,中管院就成了一个没有上级的单位,它的所有下属单位,也跟着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了。妇女所的日子也开始难过起来。

 

从此妇女所不仅再也听不到任何中央精神的传达,耳目闭塞,难以把握很多热点问题的政治敏感度,导致了后来的政治性的误会,而且碰到了外事活动上的困难。因为妇女热线的开通,使得妇女所与国外一些学者、妇女组织的合作和交往多了起来。这就涉及到一些诸如由于没有外事权和挂靠单位而发不出邀请函,给妇女所的正常国际交流合作带来很多困难和极大的不便。

 

一个民间组织的生长除了挂靠问题以外,还需要一个适合于它生长的社会环境问题,也就是说,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理解。由于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妇女所被政府和社会误解了。

 

事情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引起的。本届联合国妇女大会要在中国召开,而且在政府会议的同时,在怀柔还有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活动,这对中国的妇女界来说是天大的喜事。王行娟她们的妇女所是一个民间组织,当然希望参与这个千载难逢的盛会,她们向中国非政府论坛组织委员会提出要组织「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工作坊的申请。这个申请得到了中国组委会的批准,于是妇女所的工作人员就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

 

这时,为了配合世界妇女大会的宣传,国外的新闻记者、电视台、电台记者络绎不绝地来到北京。他们来访的对象当然是中国的妇女组织,像妇女所这样纯民间的草根组织,更是他们访问的主要对象。王行娟是记者出身,知道宣传媒介的作用。她希望妇女所能够被世界更多国家的妇女组织所知晓,扩大交流范围。因此,王行娟对蜂拥而至的境外记者基本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

 

在世妇会召开前后的一个时期,宣传媒介比较集中地报道了王行娟她们的妇女所和妇女热线,引起了安全部门的关注,并被反映到了高层。他们需要了解这个民间妇女研究所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活动内容是什么?结果查到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头上,这才发现这个有着庞大下属机构的民间组织居然没有上级挂靠单位,于是在责怪他们对妇女所管教不力之余,对这个组织的状况也颇有微词了。

 

一时间,妇女所面临着沉重的社会压力,尤其它又是接受外国基金会的资助才得以开展活动的,这些钱来得是否正当,有没有政治的目的,都会引起人们的疑虑。社会上一时间流传着各种关于妇女所的谣言,甚至有传言说,王行娟已经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了。

 

与妇女所一起感受到沉重压力的当然还有妇女所的上级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了。原来他们无主管上级的现象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还可以悄悄地、心安理得地搞自己的活动,现在由于妇女所的事被张扬了出来,面临着整顿社团,由于是无上级主管的单位面临被清退的危险。迁怒之余,中管院在1996年的7月16日,用平信给妇女所发来了一个单方面解除挂靠关系的通知,理由是「妇女所的活动与研究院的宗旨不符,以及超越院规定的工作范围之处,并在涉外活动中,违反外事纪律,造成不良影响」。

 

与中管院不得不解除了挂靠关系以后,妇女所就成了一个无上级、无挂靠的单位了。问题远不止于此,这预示着妇女所不能再使用中管院的名称了。妇女所要继续开展活动,就必须改名。王行娟到北京市社团办咨询,得知要重新注册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上级主管单位。刚刚因为这些问题被上级单位单方面解除了挂靠关系,哪里再去找另一个挂靠单位呢?

 

在社团之路走不通的情况下,王行娟决定到工商局去为妇女所注册一个社会服务性质的企业, 要重新注册就要为妇女所起一个新的名字。当时正是深秋的11月,百花凋零,只有红枫在吐艳,大家就为妇女所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红枫。就这样,这个没有「婆婆」、没有任何政府背景的纯民间的草根妇女组织又一次获得了新生。

 

「红枫」再生

 

通过这次风波,王行娟想:要让这样一个民间的草根妇女组织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光有组织者良好的愿望和献身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得到社会的理解,包括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才可能办好。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来都是强调条条块块,一切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本来就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中国的环境对它的生长还是非常艰难的。王行娟开始觉得有必要向政府和社会主动宣传自己,说明自己,以取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理解。于是王行娟直接给国家安全部当时的部长贾春旺写了一封申诉信,希望消除对自己本人和她所领导的妇女中心政治上的误解。她还把信寄给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要求会见并当面陈诉自己的意见。

 

王行娟的这两封信很快得到了答复,北京市委政法委的一位负责人会见了她,在详细听了王行娟对妇女所的介绍后,对她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一次会见,改变了妇女中心「风雨飘摇」的局面,妇女中心从此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王行娟感觉自己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就是加强沟通来消除分歧。而这种沟通对于消除误解、增进了解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现在,红枫的妇女热线开通十几年了,只要能排开时间,王行娟仍然会坚持上线值班,她愿意直接听到妇女们的倾诉,了解她们的困难和烦恼。每当来话者满意地挂上电话时,她都会产生出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十几年来,王行娟参与的妇女所的课题研究始终没有停止过,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卖淫嫖娼现象,妇女权益的维护,女科技人员成才的特点及规律性的探索,婚姻与家庭问题,家庭暴力,性骚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的热点问题。

 

十几年来,这个以「妇女研究妇女,妇女教育妇女,妇女帮助妇女」为己任的民间的草根组织,帮助了无数名不知姓名、未曾谋面的妇女,她努力唤起她们的主体意识,给她们心灵和精神的安慰和鼓励,引导她们走出困境,走向自立自强。同时,王行娟在这十几年来,不知疲倦地为女性服务,做妇女的同行人,知心人。

 

 

 

 

 

 

 

 

 

 

 

 

 

 

 

引文

女性如果自己不出来呼吁、呐喊,解放后中国女性获得的政治参与权利可能会得而复失。同时,在妇女参政的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要在社会上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需要很多人做很多努力。

 

妇女热线的开通是妇女所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打开了一扇了解社会、了解妇女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