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词 (中国香港)


深耕牧者(李清词)

文:(罗婉媜)

Lee Ching Chee in her office Sharing in Teachers' Association World day of Prayer in church

面对社会的不满,有人会选择轰轰烈烈地冲击及推翻建制,或推动一波又一波的制度改革,亦有一批人选择在自己的岗位上静静地革命, 默默播种、深耕,寻求人内在生命实体的更新。过去40多年,李清词牧师在教会牧职和学校教育等岗位上,都坚持耕耘、撒播和平希望的种子。

 

李牧师是中华基督教会在香港第一位接受按立的女牧师,当年时1966年。自1968年起,李牧师获选做普世教会协会(WCC,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的中央委员,连续6年出席普世教会协会大会,这工作开阔了她的国际视野。1977年,她接受世界传道会的邀请,任该会宣教教育干事,在4年任期内,走访多个第三世界国家,致力于普世关怀事工,这些难得的国际工作经验也开启了她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李牧师自师范学院毕业后,先后任教于英华女校及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达30多年,她任职英华女校期间,推动课程及考绩制度的改革,先见地为当时的教育系统引入不少新元素。1981年李牧师从英国回港,出任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副总干事,结合过去海外的工作经验及国际视野,服务本地教会团体,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香港女性教会领袖。

 

当生命与上主遇上

 

李牧师出生自香港富裕大家庭,祖家3代都在香港成长。祖父为香港开埠初期的富商,当年有「当铺王」之称,拥有传统的大家庭,家有妻妾4位,其它亲属更是众多。李牧师的父亲性格独立,很早便脱离大家庭,独力创家立业,因经商得宜,一家仍享受富裕舒适的生活。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日军炮轰及侵略香港,为香港和李牧师一家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日军进驻香港之前,李牧师母亲已过身,她与弟妹在家人安排下,在黑夜乘坐机动渔船逃往广州。初到广州,家里仍能维持着富有生活,有家佣伺候。但好景不常,战后因父亲在日治时代服务于汪精卫的伪政府,背负了卖国罪名,被关进监牢,所有财产被充公。此后,家道中落,李牧师和弟妹分别投靠父亲的不同的朋友家,各自生活。

 

与家人分散的日子,她幸运地得到两位小学老师收留,但跟之前的生活相去甚远,心里总有寄人篱下之感。那段艰难岁月,锻炼了她独立自主、乐观坚忍的性格。目睹当时周围生活更不堪的人,她学会乐观自处。然而,战后飘泊离散的生活,令她倍感思家念亲,渐渐她也不自觉地向那当时未识之神祷告。随后进入有教会背景的英华女校就读,使她对信仰加深了认识,开展了与上主相遇交心的岁月。

 

中学毕业后,李牧师信主受洗加入教会,并回到母校英华女校任教。在母校工作的断断续续的20年中,分别在1958及1964年两次前往英国进修神学,第二次进修时,更在英国些利渥学院当导师,与学生一起听课后作研讨,加强学生的普世教会运动[2]意识、及分享第三世界的观点。

 

 

从寰宇之旅看教会的性别不平等

 

1966年,李牧师接受了按立,成为香港第一位女牧者。两年后,李牧师被普世教会协会选任为中央委员,由1968-1977年间,连续6年出席协会在不同地区举办的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地教会领袖、大主教及东正教人士,与其它国家的牧者彼此分享讨论,观摩交流。普世教会协会在1968年举办的第四届大会,讨论应有青年和妇女参与的前所未有的议题;这对李牧师影响很大,使她眼界大开,她在当中知道了青年和妇女一直未有获得公平的参与机会,这无疑是一种不平等。经过了6年参与普世教会协会周年大会的经验,她注意到妇女及青年人在教会面对那么多困难、挣扎。因此,当她1980年代回港工作后,特别关注在教会内妇女及青年人的参与情况。

 

1977年,李牧师获邀到世界传道会(CWM,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3]出任宣教教育干事。该会乃一世界性支持基督教教会宣教工作的机构,自1975年教会会员大会检讨后,认为他们从西方国家到亚洲、非洲、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等发展中国家的宣教工作,倾向于强调已发展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教会之间的施与受关系,忽略了教会的宣教乃建基于各方相互合作同工的精神,应让每位会员教会的恩赐、资源、财力得以适当配合发挥。李牧师负责出访世界各地,尤其前往第三世界国家,向当地教会宣传教导如何藉调动自身的资源,建立独立自治的意识,发展自助或自治的系统,鼓励他们摆脱受惠者的身份,也与世界传道会互相合作,不分贫富强弱,尽本身的力量去分享资源,完成教会的宣教使命。

 

1977-1981年间,她走遍欧洲、中美洲、非洲、南北印度、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区等地的教会,大部份以第三世界地区教会为主。这4年的寰宇之旅,可以说是惊险刺激、险象环生,亦看见很多感人的见证:她探访过贫瘠的孟加拉国国;当年入夜后便实行宵禁的东北印度;游击队枪林弹雨下的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亦看见在印度加尔各答德兰修女创办的「垂死者之家」在缺乏资源下,仍尽心为贫病者服务;到达韦尔斯,匍匐爬行入地底2,600多尺的矿场,为要聆听矿工们的怨屈。令她记忆犹新的有当年探访南太平洋的教会时,她必须乘坐由一名土人掌舵的独木舟,穿插来往当中大大小小的岛屿,随身文件护照等要放进胶袋内,挂在颈项上,准备应付随时会坠海的可能。

 

探访的过程中,李牧师发现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亦有贫富非常悬殊的情况。当中有些教会本身穷困又设在贫穷民众中,像孟加拉国国及印度的贫民窟。也有教会因早年接管了差会撤离时的产业,拥有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同时仍在接受西方相属教会的资助,他们对于世界传道会的新理念并不热衷。然而,她亦遇上一些「四面受敌而不被困,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的忠心无私的教会领袖,在支持教会自力更生,也与其它教会同享资源去发展支持整体宣教工作的发展,这都令她得到不少激励。

 

周游列国,李牧师也对性别问题有更深刻的体会。如在非洲和印度看见女性走路时把一袋袋行李放在头上,男性却什么都不做,甩着两手跟在后头。「这对我来说,真的眼界大开,我察觉到女性在人的心目中没地位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到南太平洋群岛中参与会议。当地领袖得悉世界传道会的高级干事将会来,打算到机场准备了人到机场迎接。但下机后李牧师等到差不多所有人都走了,还不见有关人士来接。最后,机场内只剩她一人,才有位男士前来问她是否来自伦敦的李牧师。经过再三确认后,当地人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因为他们心目中只有男士才能当牧师。到了开会场地,大家席地而坐(当时太平洋岛上没使用桌椅的习惯),她穿了裙子,却没有人注意到她面对的问题,最后她只好扭着双腿坐。会议开始时,走来了十多位女士,每位都紧握着一把大芭蕉叶,站在那十多位与会男士背后,替他们赶走蚊虫。看见这个景象,幽默的李牧师想到:「我忽然明白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意思。」

 

现在听来似乎是趣闻,但当地的妇女当时是天天过着没有地位的生活,彻头彻尾是男性的附属品。各地的切身的经验不断地冲击着李牧师,对于自小未受过别人半点气的她,来了个当头棒喝,开始醒觉到男女的不平等,以及女人在教会没有地位的情况。所以回到香港之后,她便留意妇女在教会的参与问题。

 

潜移默化,逐步慢慢来打开教会保守思想

 

1981年李牧师回港后,投入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作副总干事的工作,正式发现和接触到香港教会存在的问题。她看见一些在教会工作的较初级的女性同工如宣教士及传道,工作多年,再资深或努力,都一直不获提升,不受重视。对于教会内的权力严重失衡的情况,她曾抚心自问,如何改变?但总觉得并没什么可作,因为她相信「教会里面很难起革命的,再说我又不太喜欢集合一群人去打倒什么,而当时潮流也不兴举起这样举起那样来抗议,都是乖乖的……静中进行无声的改革,是比较困难,但慢慢地我们也设法去做。」因此,她选择先观察,静待机会。

 

李牧师看到香港教会的决策也完全缺乏女性与青年的参与。她曾花两年时间,引用了她在西方得到的经验,说服教会的高层作出一些小的变革。「我告诉教会,说我们再这样下去很落伍……每年选一个执委会,但选出的30位代表都是男人。我说没理由这样,这样让人家看见很『羞家』 、『丑怪』 。」就这样慢慢说服了一些掌权者。她当时建议说:「那30人代表,可以10位男的、10位女的、10位青年人,然后在那30位代表里再选出10位……但结果还是不行,未被接纳。……第二次修改的动议终于成功,我说可以仍是10位男的、10位女的及10位青年人,然后每个组别一定要选出3位,这样起码有3位女性,男人最多4位,青年人中也有女性。」

 

1998年她从副总干事的岗位退下时,她高兴看到教会在慢慢的改变。她看重的并非女牧师被按立,而是所有人都得到平等的看待。「若有一天香港有一个女主教,我并不认为是很大的成功,如果有一天香港教会里所有女性都享有平等机会才行,而不是只选一个人当主教或牧师。」李牧师真切盼望,每位教会中的女性,无论是牧师或同工,都能有所贡献、声音能有人听到,这才是最重要的。

 

与宗教团体的合作方式

 

虽然李牧师未曾长驻某个地方教会(堂会),她一直未间断地前往神学院及个别教会分享,也活跃于宗教团体的活动。她曾多年成为「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及「基督徒学会」等机构的顾问。她愿意成为教会和妇女之间的桥梁,推动教会内的性别平等。当她看到一些宗派里有女性遭受歧视的情况,她会如实将自己观察所得,与教会或后辈分享,互相警惕,寻求改善;不过她不会选择正面挑战教会或个人,或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直接与当权者提出批评,反而会在教会可容许的范围内,提携后起女性,鼓励她们发掘潜能,贡献教会。

 

不过,一向坦率直言的她,指出香港大部份教会都过份保守:「最大问题是教会思想太狭窄。只要过于狭窄已经是死路一条,对宗教或者对社会太狭窄……看不见旁边的人,基本上便是错了。」

 

她举例说,去年数个教会宗派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闹得满城风雨,她认为这些教会狭隘无知。「不是说同性恋是对的,但怎么听听对方的说话都不愿,这样不可以,那样也不成。那有那么多不能够的。……若你要看圣经也不能只守旧约里的律法哩,看看耶稣,……他何时曾排斥低下阶层、道德败坏的人?耶稣作什么我们便跟着去作,就这般简单。旧约有的地方可以刺激我们的思想,但只跟着旧约的规条会很糟。时代不同了,耶稣作的事要我们要刻板地跟着做也不可能,因为时代已改变,我们不是要按旧规,而是守精神。」

 

愿意直言无讳地指出教会的问题,也不介意被作援引的牧者,实在不多。李牧师的直言,是一种真我的表现,也是出于对教会的深切关注,希望教会中人能真诚检省,从自我迷雾中清醒过来。

 

 

重塑教育使命:以学生为中心,活化知识,与生活接轨

 

李牧师的和平事业,在教育工作中开花结果。中学毕业时,为了回馈多年来良师的教导与培育,她决志献身教育行业。1953年罗富国师范学院攻读教育文凭毕业后,她便前往圣士提反学校任教,一年后再回到母校英华女校任职,展开了前后20年的春风化雨。

 

在英华女校任教期间,她曾两次前往英国进修,加上参与普世教会协会的会议及4年走访列国的游历经验,她将累积了的国际视野和经验带到工作岗位上。她看准了当时宗教科是教署、校董会及家长都不爱管,当她接管宗教科时,便尝试进行一些突破和更新。她说服一些同工,把「圣经知识」(Biblical Knowledge)改为「宗教教育」(Religious Education),放弃用现成的主日学教材,尝试自己及鼓励其它同工编制课程。「我第一年进修时是主修宗教教育的,就学了一些新方法回来。当时上世紀70年代,有许多民歌,天主教的修女也唱歌,弹吉他,就用那一种方法,早会就用一些新的诗歌。」课堂多以讨论方式进行,不再采取那「过时」的主日学课本作教材,不再用单向式讲课和说教式宣道。她说:「那时开始采用讨论式的,大部份是根据报章。譬如有一车祸撞死人,车主不顾而去,这类事情,也可以讨论生命、责任的问题。」李牧师的改革主旨,是让课堂更切合学生的需要,更人性化及生活化,让学生的生活与知识从自我提问和反思中得以结合。

 

李牧师利用工作位置赋予的权力,曾一度废除了校内「宗教教育」科的考试。她坚信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尊重学生的个别需要,认为教师不应只看学生的表现来给予评分,「(成绩表上宗教科)那一栏便让它空着。因为要评分的话会很不公道,既然没有考试,那是否留心听课的就给A,上课调皮些的就给B?但可能调皮的那个是因为在想问题所以调皮,有很多原因的,所以很难决定,既然如此,又何苦弄个假的ABCD,索性不要算了。」结果,发现学生们比要考试时还要用心上课。她重申能顺利地带来一些校内的改变,与她当时身兼校牧及副校有很大关系,「你没有权力的话,就改变不了事情。如果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卒,怎么吵都没有用,因为有十个八个老师教宗教,他们一起反对,我也没办法。但幸好我当时已是所谓副校长……我们开小组……觉得宗教科是要活泼的,和童心有关的。」

 

后来,她更进一步地将学校的活动走得更贴近师生的生活。教会学校一般都会在上课前举行早祷会(Morning Prayers),她将早祷会改为早会(Morning Assembly) ,由全校所有老师共同负责,使之除了有宗教信息外,也包括不同老师的生命经验和体会,令内容更多元化。至今,她仍有满足感地提起,「你现在去问那些学生,她们都还记得。她们不一定记得圣经课所讲的,但最深印象是早会对她们思想启发良多。」李牧师理解到信仰、知识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安排除了减少师生对教会学校泛宗教仪式的抗拒外,更让师生跳出传统认定的信仰框框,反思信仰生命与生活的关系。另外,她也开展了另类形式的「宗教教育」。她邀请将要毕业离校的中五、中六和中七的同学,在校内她的副校长宿舍内聚谈,与她们一起分享生活与信仰带来的冲击,让学生的知识及信仰更生活化、更接近生命。

 

作为教育工作者,李牧师深信亦坚持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需要提供知识的同时,更重要是提供资源及空间,将知识与学生的生命与生活接轨,培养学生有反省生活和响应社会的能力。她倡议教育是生命教育,是一个可以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去启发学生思想自身的生命问题。努力播种,潜移默化,逐步改变是李牧师一向工作的信念和手法,不论是教育工作还是教会工作。

 

退而不休,继续深耕撒种

 

1997至1998年间,李牧师先后从英华女校及中华基督教会各职位退下,但现年75岁的她,实是退而不休,每天仍持续着充实又繁忙的生活,约会好友旧生来个午聚闲聊,前往神学院授课,参与各大小教会的聚会分享,为她的生活继续增添色彩。

 

仍然记起,李牧师在2005年的和平妇女「冲破分隔的灵性力量:妇女﹑宗教与和平」工作坊上,与我们分享她的四大坚持。「我之所以能坚持下去做了那么些工作,并非因为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因为)我有四大坚持,第一:我不会推辞;第二,我不会放弃,即使很辛苦,我也要努力到底。第三,我永远不会感到绝望,失望是会有的,但不会绝望……;第四,我不会惧怕,可能我天生性格如此,什么都不怕,只怕那一位上帝。」她还再三勉励我们这些后辈要多坚持,不用惧怕,人家声音大,你要比他的声音更响那就行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应该平起平坐,虚怀的分享己见。

 

退而不休,独身的李牧师仍然非常享受她忙碌的日常生活。精力充沛的她每天大清早便出发,相约不同的朋友见面,继续参与不同的组织聚会,努力在各大神学院的课程中接受邀请为讲课、在教会崇拜中分享从上主而来的讯息,将自己一直以来的经验、识见教导提携后辈。因着对教会现况不满,便更有动力去多作点盐和光,坚持继续在人群中努力播种,努力深耕。

 

 

 

 

 

 

 

 

引文

 

李牧师真切盼望,每位教会中的女性,无论是牧师或同工,都能有所贡献、声音能有人听到。

 

李牧师理解到信仰、知识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安排除了减少师生对教会学校泛宗教仪式的抗拒外,更让师生跳出传统认定的信仰框框,反思信仰生命与生活的关系。

 

大家都是平等的,应该平起平坐,虚怀的分享己见。

[1]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是一全球性教会的团契组织,努力拆毁教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篱墙,并见教会是「一个,圣洁,大公和使徒」的本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普世事工委员会《普世教会组织简介》:台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普世事工委员会)

 

[2]普世教会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是现代基督教内提倡所有派别重新合一的运动。

(资料来源: 陈铨盛:《什么是普世教会运动》, 网址:http://www.pcchong.net/4Heresy1.htm)

 

[3]世界传道会(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CWM)是个源自英国宣教团体的一个海外宣教组织,1977年6月改组成为拥有22个会员教会的国际宣教组织,致力促使所有会员都能参与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普世事工委员会《普世教会组织简介》:台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普世事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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