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 (中国)


生存与发展──妇女的权利(梁军)

文:(苏建军、周心静、赵玲)

Giving training to rural women Sharing with village people

梁军,曾任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样副校长,郑州大学国际联谊女子学院副院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妇女教育战线,足迹遍布全国,下自农村边疆,上至中央直属机关,计演2,000余场,受众千万人,在新时期女性意识启蒙和女性教育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                                                       

 

梁军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是煤矿工程师,母亲是位医生。她是父母6个子女中唯一的女孩,父母对她的要求,是要做一个具有「东方传统美德」的女性。她能够像哥哥弟弟一样去上学读书,但放学后则要跟着母亲学习各种「女功」——蒸馒头、擀面条、缝补衣袜……行为举止上,父母要求她「喜不大笑、怒不高声」;走路时,不能让鞋底和路面摩擦而发出「不雅」的嚓嚓声;吃饭时,如果咀嚼饭菜的动静大了一点,父亲的筷子也会毫不留情地敲在头上。这些要求,常常使她感到不快和压抑。

 

1963年,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历史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却花了3年多的时间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大学,她一直做教师,授历史课。1985年,她调入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接触了女性主义,从此踏上一个新的人生起点:她放弃与找到人的研究本色的制度,贴近生命的研究。

 

为妇女做事

 

那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展,各类妇女问题凸现。梁军开始应着四面八方的邀请,在全国各地开设「认识我们自己」、「改革与妇女」、「提高妇女素质」、「妇女参政问题」、「妇女就业问题」、「农村妇女教育」等讲座。1985-1992年间,她走遍了除新疆、西藏、宁夏、海南之外的全国各省几十个大中城市和难以计数的县城,深入到机关、医院、科研单位、大中学校、油田、铁路、厂矿及乡村,举办了将近2,000场有关妇女的专题讲座,直接听众达数十万人。并先后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省、山东省、郑州市等地方电台电视台的邀请,举办「女性·事业·家庭」、「女性生理心理健康」、「漫谈当代妇女要走的路」等系列或专题讲座。

 

1994-2000年,由于各种难以说尽述说的原因,她经历了长达6年的事业和人生低谷,直到55岁时(2000年)于无奈中选择了退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她可以到2005年60岁时退休)。

 

但是,「为妇女做事」,已经化成了梁军生命的最大需求。

 

即使在最低谷的时候,梁军一直都在努力地挣扎,想尽各种办法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是「挣扎」一点也不过分,当时真的是一无所有:不仅没有一分钱的经费,连一个正当的身份都没有。唯一的资源和财富,是一群默默的、却以自己的全力支持着她的朋友董林、许孔昵等。

 

1998年10月,为了找一个做事的载体,她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创办了民间组织「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这个机构实际上应该叫做「农村妇女发展培训中心」,但怕「男同胞」听到是妇女的事情而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才改叫目前的 名称。自从中心成立以来,她们积极致力于基层社区组织的建设,创造出形式多样的农村妇女的发展道路。

 

为平等农民唱大戏

 

河南社区文化中心成立以来,发起的最有意义的项目之一就是「彩霞文艺演出队」的成立。在河南登封市山区开展的一次妇女培训活动中,有一个叫王霞的农村妇女希望把在培训班上学到的东西唱给周围的姐妹听。梁军当时就对这个「唱」特别感兴趣,马上就问她为什么要用「唱」这种方法?王霞说:「我们就是搞培训吧,她们也不来,来了也不爱听。但是我们要是用那种唱大戏的方法,她们就非常的喜欢。」梁军觉着她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所以就想帮她。最后她们师生各自张罗起来,一方面王霞负责组织演员,另一方面,梁军负责编写戏曲,这个戏曲就是后来在当地引起轰动,连演40多场的「山花」。

 

「山花」反映的是农村土地分配问题,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男女分配土地的平等权,但是这种权利在地方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执行。剧中女主角山花的丈夫是外村「倒插门」女婿,来照顾老弱病残的父母,但依照当地的老规矩,妇女吃住都要随出嫁后的丈夫,所以山花和她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都没有权利分地,一家6口人只能挤在一个房子里,靠3人的分地来生活,因家里穷只好让女娃退学,女娃气愤的跑出家去,妈妈去追孩子,碰到嫁到外村的巧云,巧云遭丈夫虐待,却因为无地、无房而不能离婚,最后两个无奈的女人抱头痛哭。

 

戏演完以后大家都围着不散,有的提议要连演三天三夜,有的喊「老规矩该改改了」。而演员们则抓住机会向农民宣传国家的相关法律,例如在土地分配上的平等权利等,不知不觉的把男性吸引到为妇女争取权利的活动中来,收到的效果可谓是事倍功也倍。但是其意义并不限于此,演出队的成立本身也为农村妇女乃至整个社区创造了一个文化平台。这些演员都是当地的农民,他们通过积极的参与演出队的建设,自然成为权利平等意识的推动者,虽然法律政策的落实不是一早一夕可实现的,但正是有这些基层的「火种」,农村社会的发展才有了希望。

 

梁军教授明确指出这支演出队存在的意义:农村的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应该是平衡的、综合的发展。这个农民的演出队是一个文化性质的自组织形式,就是农民自己来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第一它是自愿结合。第二参加这个组织要求有一技之长,要么会唱、要么会乐器等。因此就非常容易突破原来农村那种以家族为核心的严密的组织形式,另外能够自我滚动发展,成为农民实现自我教育的一种非常好的形式。然后又成为更多农村文化活动的平台。

 

办妇女合作社

 

「登封妇女传统手工艺品合作社」也是「妇女发展培训班」产物,但同时还是梁军和社员们对现代经济发展反思的产物。例如,登封临近的一个县非常的富裕,但是却富裕到要带着口罩数钱,因为这里的主要经济项目是煤矿,环境已被破坏到经常有房屋塌陷的程度。登封如果仅靠资源吃饭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梁军说 :我们不一定要走市场的道路,也不一定创造了经验就要推广,只要是对这个社区适合而有利的就可以做。我们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思路,开发当地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手工艺品。

 

另外,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往往得不到利益。例如陕西一个地方的手工艺品做的特别好,后来开发出来,不仅是国内市场,就是国外市场也打开了。但是现在生产者根本没有积极性,因为大部分的利润都被中间商赚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不到好的利益,两头吃亏。而合作社的组织原则是,自愿参加,民主管理,一人一票制,特别有助于保障生产者的利益,所以它是一种非常适合于弱势群体发展经济的方式。

 

如今,「妇女传统手工艺品合作社」虽然还在起步阶段,但是已经成立了纺织组、刺绣组、编织组3个组,并将产品进行了试销,结果市场前景非常好,包括在香港进行的试销也很好,所以他们就定下来,要把这些手工艺品全面推向市场。而且梁军教授坚持公平贸易的原则,甚至打算将来在出卖产品的时候,告诉消费者这里面生产者可以得到多少的比例,让消费者了解她们在开发经济方面的原则。

 

反家暴:城乡受虐妇女互助组

 

2005年河南漯河市的一个社区成立了「110反家庭暴力的中心」。期间,梁军率领在当地刚成立不久的农村演出队,应邀参加排演了相关专题的文艺演出。随后,梁军和她的同仁们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新的探索,希望能够发展一种社区综合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发挥社区教育的功能,以便于从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

 

这中间有一个思路就是受虐妇女自我的成长。以前很多地方都是执行这样一种经验,即公安局成立110反家暴中心,医院有一个伤情鉴定,法院有一个妇女维权法庭,律师有一个妇女援助小组,然后建立庇护站等,都是从救助的角度出发,你是弱者,我救助你。那么她自己呢?她自己是否也有她的愿望、能力、经验呢?梁军希望把这一部分积极性调动起来,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设计:先是给这些妇女一些培训,然后带她们出去有一些交流,让她们这些受虐妇女自己去给公安局说,我为什么不能离婚?为什么挨打?让她们自己有一个交流,这样有助她们的心理的成长。另一个就是关于她们经济自立的能力,例如可以在农村成立一个养殖小组,主要是养土鸡。农村的受虐妇女搞养殖,然后把鸡蛋运到城里让城里的 受虐妇女负责销售,形成城乡受虐妇女的互助组,以达到提高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性的目的。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做了。梁军说:「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对『反家庭暴力』的方法的一个发展?」

 

返乡打工妹和贫困妇女的携手发展

 

因为80%的外出打工妹还是要回家乡的,所以就引发了返乡打工妹问题。打工妹返乡最主要的原因是婚姻,这也和土地制度有关系。土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农民到城市里,虽然可以买到户口,但是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土地除了做为生产资料以外,土地就是社会保障。所以中国的流动人口和国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农民很难实现家庭迁徙,通常是男外女内,很难整体加入到城市。一般来说,未婚、未生育之前出去了,结婚、生孩子以后还是要回来。这些打工妹返乡后发现,自己已经很难融入到没有出去过的农村妇女中了,因为她们有了出去过的经历,她们都掌握了一技之长,而且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但是农村现在的社会性别结构又成为她们发展的障碍。

 

针对这个特殊情况,梁军和其「社区教育研究中心」搞了专门面向返乡打工妹的培训,可就在培训当中,她们就喊到:「我们成立一个自己组织吧!」并且以无记名的方式把会长选了出来,马上成立了会员制等等。当然建起来容易,往下做就难了。梁军也一直帮着她们策划项目,但总是不成功。问题到底在哪?最后发现是她们没有足够的凝聚力,个人都有一技之长,但是让她们想一个发展的项目,却是你说这个好,她说哪个好,不能形成共识。

 

梁军对她们指出:尽管她们相对于城市妇女她们是弱势群体,但是相对于农村的贫困妇女来说,她们又有自己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又具备一种强势。最后通过讨论决定让每一个回乡打工妹和一个贫苦农村妇女牵起手来,携手发展。新举措一推行,她们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觉,觉着自己能够为社会奉献了。现在,自己并不是被帮助的对象,反而成为帮助别人的人。比如有的地方有养鸽子的,她们就在此基础上发展农户的公司经营模式。比如原来搞美容的,她就帮助这些农村妇女学习美容技术,为这些准备外出打工的妇女提供一技之长的学习机会。这样结合起来,这个返乡打工妹的互助关系就发展起来了,推动了整个社区组织和经济的发展。

 

透过中心的多项工作,梁军旨在以培训妇女为起点,促进妇女与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力量交流学习,增长自信心,激发她们自身的积极性。梁军强调妇女的自主性,希望通过妇女自身的力量来改变自身,而不是「救助」式的姿态与方法。由是,种种工作项目都是由基层的妇女自己来创立组织、策划项目,梁军只是以一个顾问的角色参与。的确,无论是妇女合作社、受虐妇女互助组、农民文艺队或者回乡的打工妹都体现了从弱势群体的实际生活和经验出发,让农村妇女吶喊,激发她们自身的力量,走出一个局面,成就自我,惠及家人。

 

反省男女不平等的结

 

梁军最初投身于妇女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多次革命的广大人民对于「男女平等」道理虽然都有一定的共识,但是,实际上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由此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农村,这个问题就更加显着。

 

其实,在梁军发起河南教育研究中心之前,她曾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困惑时期。梁军从1985年开始执教,教育对象一直是体制内部的各个群体:妇女干部、女工、农村妇女等。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涌现出很多的新群体——比如打工妹——她即不算是城市妇女、也不算是农村妇女,对于她们究竟该怎么办?新出现的无权妇女使梁军感到困惑。

 

另一个就是,那时候主要是讲「妇女的自我认识」,如认识自我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生活道路等,但是妇女身后的社会结构的问题没有挖掘出来。梁军最大的困惑就是社会在对待妇女问题认识上的误区。而这种误区实际上根深蒂固的「长」在农村男权社会当中,这种误区造成了对农村妇女最直接的压迫。

 

例如,虽然,喊农村妇女素质低、自私等,喊的最响的是 农村的「男同胞」,但是却形成整个社会的共识。梁军为此发表自己看法说:「农村妇女的素质低表现在那一些事情上?真的低吗?为什么低?比如在土地的拥有上——土地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妇女只有嫁给男人,才能依附于丈夫享受宅基地、口粮田。如果离婚了怎么办?还有教育问题,如果一个家庭里只有一个教育机会的话,那么肯定是给男孩子。而要是有机会出去见世面,那肯定是丈夫!总说妇女没有见识,那么「见」是在「识」的前面呢,有见才有识,你不让她们「见」,哪有「识」呢?」

 

对妇女不负责任的贬损,虽然男人作为第一责任人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已经形成的普遍的偏见却应该由谁负责?例如,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只是把妇女当作生育的工具,在整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里没有体现出对妇女的基本尊重,只采取短期的手段,没有发展妇女对自我、包括对生育的自主意识,没有为此而增加提高妇女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对此梁军坦言说:「我们曾经争取过阶级、民族、种族的解放,但是这些所有的解放角度都代替不了性别的角度。就是农民你可以在发言的时候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回到家里却可以打老婆,工人喊着工人阶级的解放,回到家里也可以打老婆。说实在的,我们强调是妇女的发展权,发展权就是人权,就是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是她们的权利。」

 

梁军能够从妇女自身的角度和社会原因的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待妇女问题,并能够面对现实情况,为中国农村妇女发展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创造性的发展出适合中国条件的妇女工作方式,激发妇女自身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自信心,从根本上寻找解决妇女问题的办法。同时,她并不是孤立的就妇女而谈妇女,而是将社会各个层面的因素系统的来考虑,通过由妇女发起的工作,而对整个农村社会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引文

 

通过妇女自身的力量来改变自身,而不是「救助」式的姿态与方法。

 

我们强调是妇女的发展权,发展权就是人权,就是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是她们的权利。

 

[1]自1986年以后的十几年间,梁军跟作者之一苏建军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此间所有项目,都有她和她们的伙伴们的参与和扶助。主要著述:《女子与家政》梁军、苏建军合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女性成才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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