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深 (中国)


深深的敬意(谭深)

文:(薛翠)

 

有一次给大学二年级学生讲课《性别与中国》,以1993年深圳致丽大火作例子,再谈知识分子的角色,教材是谭深两篇研究成果,即<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1998)、<泣血追踪:原深圳致丽玩具厂11.19大火受害打工妹调查纪实>(2001),以及火灾幸存者陈玉英的纪录片《小英的故事》(2003)。我引用谭深的话:「作为研究者,不能够止于同情和沉痛」,应该有所行动,一张一张的小脸似懂非懂,若有所思。

 

致丽玩具厂大火的反思

 

我向学生讲解:「根据资料,深圳市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座落在龙岗镇,乃港资企业,『香港致高实业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之一,主要生产意大利CHICOO公司品牌的玩具。1989年建厂,1993年11月19日发生特大火灾,当时厂内400多任务人,结果死难87人,有名单的伤者51人。死者中,有两位是男工,其余都是打工妹。谭深不是打工妹,却站在打工妹的立场,控诉社会如何不公平对待打工妹,又以研究者的身份,组织北京高校的研究生下乡追查致丽大火受害者的名单,协助香港的劳工组织向意大利玩具公司争取赔偿。谭深代表打工妹发言,为她们讨回公道。例如在<泣血追踪>中,谭深难掩心中的沉痛和愤怒,把矛头对准跨国资本与当地势力:「在致丽大火受害者悲惨的诉说中,一个不平等的、不人道的结构越来越清晰地被我意识到了。在这样的结构中,外来的打工者既是底座,又是边缘。……在外来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外来打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当地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拿出『经济发展』的堂皇理由,往往将打工者的权益作为代价置若罔闻。」

 

不论在会议上听谭深发言,或者阅读她的文章,总是感到一种张力:追求社会公正的热情,以及思考知识分子与研究对象关系的谨慎,在那般热情与谨慎之间,流露对平民百姓深深的敬意。谭深非常重视自己与打工者的关系,不论是被活活烧死的打工妹,或者受辱而集体抗争的韩资工厂女工,在她的口中和笔下,都是那般「善良、坚强、刚毅」 ,她并没有像一般袖手旁观的、自视高人一等的学者,把她们当作「一堆冷冰冰的数字」或者描写为「素质低、愚昧、悲惨的可怜人」等。谭深的讲解与笔触没有廉价的同情,也没有伪善的怜悯。反而,谭深时刻提醒自己要慎重地「代言」 :「我并不是认为代言人本身有什么不好,只是反对带优越感的、武断的代言人,你要代表别人说话,要特别小心才是。因为每一个群体的经验都是独特的,丰富的,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

 

谭深小心翼翼地塑造打工妹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并且是知识分子要虚心学习的对象,而谦虚的态度源自对打工妹深深的敬意:「我不敢说,如果要我像今天的打工妹这样自己闯天下,我有没有勇气。从这一点上,我对那些磨砺中成长的打工妹,充满了敬意。她们的顽强和坚韧,是这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所在,也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不过,谭深并没有一味浪漫地讴歌打工妹,而是从中发掘「性别的问题」:女性「主动地」、「心甘情愿地」为家庭牺牲的「美德」却往往是社会变革的「障碍」,在这一点上,谭深挑战那种「女性是天然受害者或者受害的客体」的论调。在采访的过程中,谭深发现打工妹出来打工的钱主要供弟妹上学,看见「做姐姐的脸上露出的,是庄严成熟之色。也许,打工妹从来不认为这是牺牲,自己能为父母分担责任,与兄弟能上大学为父母争光一样具有某种成就感。」谭深理解这种成就感之余,却批评传统不公平的性别分工在作祟:「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兄弟外出打工,供姐妹们上学的例子呢?为什么如果机会有限,这机会总是给男性;如果需要有人做牺牲,做牺牲的又总是女性呢?在家庭决策或打工妹自觉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性别分工的迹象。这种性别分工表面的出发点是家庭整体的利益,但是暗含的是两性不平等的发展权利,它将男性个人的发展与家庭利益一致起来得到鼓励,而将女性的个人发展与家庭的利益对立起来受到贬抑。」

 

从性别研究到推动社会变革  

 

说到萌生性别意识,谭深回忆自己18岁第一次那么急切地、执着地、奋战不懈地塑造「女人」为懂思考、有行动、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年青的谭深喜爱爬树,干事有点莽撞,性格坦率、豪爽,屡屡被喻为有「男子之风」,经常和男性高谈阔论。有一次,谭深和一群男青年聊兴正浓,忽然有男青年攻击同村的女性,并殃及所有女人说:「女人都没用。」谭深听后觉得对方言语中带着挑衅意味,甚是怒不可遏:「最后这一句话激怒了我,我真觉得他是天下最可恨的人,我动用了自己最尖刻的语言和他争执,直到他败阵方休。可以说这是我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萌生,以后谁敢在我面前贬损女性,我必严阵以待。」而真正促使谭深从性别角度思考和研究,却始于认识李小江。1986年,谭深刚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社会学研究》的编辑不久,参加一个妇女研讨会,认识当代中国妇女研究先驱的李小江。她被李小江的魅力所感染,而李小江也对她感觉良好,于是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谭深也因此成为比较早的妇女研究者之一。

 

谭深从1986年开始做妇女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是妇女就业,1993年,因为参与致丽大火的调研,开始从事农民工特别是女工的研究。谭深研究妇女问题,但归根到底是推动社会变革:「我更愿意做的,是将对妇女的研究作为一个切入口,观察和解释社会的变化」。「我从不认为仅仅『男女平等』就能给妇女带来『解放』,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平等』。只有妇女是作为『主体』而不是『客体』,尽可能地参与而不是『出局』,这样带来的社会进步才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我选择了与社会参与最密切的『就业』和就业为目的的『流动』作为我的研究领域。」

 

有人说,谭深不是通过理论认识社会,而是通过行动感知社会。谭深自己也认可这一说法。她把自己的关注投入在农村外出女性这个群体和她们流动的全过程,十几年来,她在自己主持的项目中,设计并参与了若干调查。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流动农民工调查」(1993)、「外来工需求调查」(2002)、「北京市乡镇企业外来女工调查」(1994)、深圳市「因公伤残农民工调查」(1999、2000)、重庆市与河南省「原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受害打工妹追踪调查」(1999、2000)、深圳某外资厂搜身事件中的女工调查、广东和北京「公司的社会责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调查」(合作,2002)、在四川某县「工商返乡打工者调查」(2003、2006)、「为农民工服务的经验调研」(2005)、「外来女工与NG0的关系调查」(2005)、「留守和留动儿童调查」(2006、2007)等;此组织并参与过若干调查,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回馈打工群体的理念出发,谭深在项目尽其可能地进行了一些小型社会实验,比如在四川某县与广东之间建立跟跟踪研究和试验的基地,尽力动员当地的社会资源,进行了多项对打工者的支持项目。

 

谭深以身作则,带动一批年青人参与劳工研究,推动社会变革,提名谭深当和平妇女的正是她的学生余晓敏,现在余晓敏是研究劳工问题的年青学者。从她们两人身上,可见薪火相傳的是追求社會公正的情感與動力:「1998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的时候认识了谭深老师,后来又有幸成为谭深老师主持的外来工项目的研究助理。多年以来,谭深老师严谨的研究作风和广泛的社会关怀一直激励着我和我身边的许多同学——我们每个人,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还需要关注社会,关注社会上的弱势人群,需要为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和「打工妹」一起忧戚与共

 

谭深不但激励学生,也鼓舞听众和读者,时刻反省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农村妇女特别是打工妹的研究,回顾文献,从阶级和性别角度研究中国劳工的汗牛充栋,但是,唯一打动我的只有谭深。尽管我觉得她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彻底肯定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而忽略了现代化中被贬抑的农村/民的重要性,但是,我还是感受到她那力透纸背的、对工人阶级由衷的「尊敬、欣赏与爱护」。有几次见面,话题总离不开打工妹,她眼神时而闪亮,时而忧愁,声调忽高亢忽低沉,都与打官司抗争的、在流水线上猝死的、在生死边陲顽强生存的打工妹相关。我没法在其它的劳工研究者找到这般朴素的感情和厚重的爱。

 

谭深行事刻意低调,深怕过份的张扬,损害与打工妹的关系:「我几乎没有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对电视台的邀请也是一律拒绝,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成为公众人物」,原因是「过于张扬就会失去亲和力」,但有时遇上不平事又不得不发言/代言,因为怀着「对打工妹命运的深切的关心和永远的热情」,以及「对这一群体的关心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虽然自觉不符合当和平妇女,但却又认同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理念,勉为其难接受提名;虽然不想接受采访,却又担心笔者交不了差,百忙中和笔者通电话,谈了整整一个小时,过后又仔细寻找相关的材料。谭深把「自己」看得很「淡」,处处为人着想,我认为这是毛泽东时代良好传统留下的烙印。

 

谭深是「老三届」。1951年生于中国广西,1958年上小学,亲眼见老师在校园「大炼钢铁」;上世纪60年代因营养不良和大人一样患过浮肿病,而后学雷锋、当「红卫兵」,1968年北京初中毕业后,到山西省农村插队当知青,70年代进入大学当「工农兵大学生」,先后做过县政府干部、工厂工人、报社记者等。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身上似乎铭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烙印。当有人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价值,谭深却坚决肯定那段与农民工人打成一片的知青经历:「我不认为那一段历史已经随风飘去,也不认为她留下的只是『愚蠢可笑的』、『盲从的』、『失落的』话柄。我们曾经真诚地追求过,今天还需要更严肃地反思。」知青的经历使谭深对农村有着某种挥之不去的情感,她这样梳理知青的经验:「40年前,作为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我在农村生活了几年。这几年泥里土里的生活,铸造了我永远的平民意识,我最关注最动心的,是普通人的地位和变化。因为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稳定,只看少数人不行,还要看作为底座的多数人怎么样。……当时,我有很多的农民朋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令人难忘的。今天,我看到那些年轻的打工妹成群地从老远的家乡出来打工,总感到特别亲切,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我下乡的那年,正是17岁。不过我们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少,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当年是有组织的,有人管的,至少不会受到公开的歧视或排斥。」

 

忧国忧民 追求大同

 

谭深认为自己「难以摆脱我们那一代『忧国忧民』的特别心态,不论它是激进还是迂腐。」她这样剖析自己:「我是一个不怎么「自己」的人,尽管在不同的年龄,总有人说我「个性强」。但说到底,我的精神历程已不可救药地融入了我们国家和时代的风风雨雨之中。我想,这也许是我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我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满脑子是「中国前途」、「世界革命」,视个人的一切为无足挂齿,相信经过人类的奋斗定能达到世界大同的纯正境界。我把敬业、勤奋、诚实公正、热爱人生、对人的善意,全都与政治的理想连接在一起,作为我心中最神圣的部分。」

 

谭深全心全意投入打工妹的研究,经常没时间陪丈夫和女儿,幸好丈夫鼎力支持,女儿又懂事,这都让谭深感到很欣慰。既有家人的支持,又在书写学术文章与实践社会行动的動力下,谭深继续探索女性、中国、世界的未来。她指出,世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商业化潮流的侵蚀,大规模失业的威胁,两极分化的加剧,城市和农村女性同样陷入困境,呼吁女性主义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坐而起行:「在再就业的现实压力下,城市女性整体不得不向非正规行业,向低工资工作转移。农村外出女性想摆脱纯粹廉价劳动力的可能更加渺茫。女性刚生长出来的自主性和发展欲望遇到了现实和传统的双重夹击,一种要求女性从主流中「出局」的呼声再次理直气壮地走向前台。这一切,使我意识到,新的妇女问题正在出现,或者说,对妇女问题的新的观察角度正在出现。她们是哪些?趋势如何?正等待我们去看,去研究,去探求解决。」

 

 

 

 

 

 

 

 

 

引文

 

谭深追求社会公正的热情,以及思考知识分子与研究对象关系的谨慎,在那般热情与谨慎之间,流露对平民百姓深深的敬意。

 

我对那些磨砺中成长的打工妹,充满了敬意。她们的顽强和坚韧,是这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所在,也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在家庭决策或打工妹自觉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性别分工的迹象,暗含的是两性不平等的发展权利,它将男性个人的发展与家庭利益一致起来得到鼓励,而将女性的个人发展与家庭的利益对立起来受到贬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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