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女，1959年生于北京。1978年—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1993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993年—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997年被聘任为教授。从事大众传媒、电影与性别研究。
戴锦华身高1米8，穿起西装来比男士还帅。
学生们爱叫她“戴爷”，这个称谓原先只是戴锦华和朋友间的玩笑，“当时影坛有好多‘爷’，我们都不服气，就号称要取而代之。”不承想，“戴爷”的名号跟着她从电影学院到了北大，如今还被学生赋予了另外的尊敬意味。
在某种程度上，戴锦华的确符合公众对“爷”的认知。她嗜烟，一天两包半，连余华也曾感慨：“戴锦华的烟抽得够厉害，一棵接着一棵，好像一刻都不停。”上过戴锦华课的学生总对这两个情景印象深刻：课间，戴锦华会到走廊上吸着烟和同学们聊天，不时爽朗大笑；离上课还有十分钟，戴锦华又会在教学楼旁的天井出现，一边抽烟一边踱步看秋天的枯叶。毕业了的学生也还惦记着她的“恶习”，要是出国到免税店，“给戴老师带烟总不会错的”。
这些年，戴锦华总在不同场合承认自己老了，看书看电影都需要记笔记，否则就“只留下一种色调和基调，细节却记不住了”。但是她始终在走新路、学新说，见识并开拓不同的人生。第一次给农村妇女小组讲电影，第一次给打工的孩子讲文化，第一次为大学生支农调查做培训——知天命的年纪，戴锦华选择行动和行走。人生在她眼里是一场永无终点的马拉松，千军万马向前奔涌，谁也不能永远冲锋在前，大不了“屡败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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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戴锦华
在北大任教二十余年，戴锦华一直坚持给学生上大课。上个学期，她的通选课《影片精读》被定为全校核心课程。选课同学之外，还有很多人堂堂课跑来旁听，这让原本就满满当当的课堂更加拥挤不堪。座位间的过道被堵死了，有的同学只能坐到窗台上听课。更让戴锦华哭笑不得的是，“有些游客居然把上我的课作为一项旅游项目。”
戴锦华上课时语速极快，不停冒出来的术语总能被妥帖地安置于繁复的句式结构中。学生课上听得如痴如醉，也不由把这份狂热蔓延至课后。有来自艺术学院的“丝带”（戴锦华“粉丝”自称）自发地为她拍摄宣传短片，帮助她竞选“北京大学十佳教师”。豆瓣“戴锦华小站”的管理员曾是戴锦华《电影理论批评与实践》一课的学生，经过戴锦华本人同意后，她和若干网友在每堂课后都会把授课内容整理成笔记发布至网上。而义务承担管理员职责的初衷只是“非常喜欢戴老师，觉得好的思想应该和更多人分享。”
自1993年从北京电影学院调回北大，戴锦华就对这座见证她大学四年的母校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原来在电影学院，她看到学生必须要大喊：“你过来，我有事要跟你说。”回到北大，就算她低着头走路，学生也会主动上前来打招呼。尊师重教和师生平等被戴锦华视为北大的两大魅力，“我在读书时可以站起来和老师辩论。老师接受，然后下课后到宿舍接着跟我辩论。”
如今，戴锦华也“有点读不懂现在的年轻人了”，她在课堂内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比如我说欢迎同学参加不计学分的work shop，一起读书、一起讨论问题。然后有一个同学过来送我一份礼物，说：‘谢谢老师，但我没有空干那些没有用的事。’”
曾师从戴锦华的科幻小说作家夏笳很能理解导师的感受，“闲谈时戴老师说对某些问题很困惑，但是她始终不会绕开这个问题，她会不断地回来。”她对学术的极端热情与当下盛行的成功学逻辑产生了不可调和的龃龉，但也因此构成了夏笳心目中“充满魅力的知识分子”形象。戴锦华的另一位弟子林品于考博成功之际在微博写下：“曾经怀疑过学术的意义，也一度迷失于娱乐至死……感谢戴锦华老师的感召，将误入歧途的我领回了正道。”
作为一名教育者，戴锦华自觉最为人“诟病”的是她“只教书不育人”的观点。她说，送学生毕业是扶上马送一程，而后“他们扬鞭而去，我就望尘莫及”。她希望能帮助提升学生自己的想象力，也认同伏尔泰的自由主义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去年《黄金时代》上映那会儿，戴锦华的一个学生发了篇《驳论戴爷》的文章，向戴锦华把观众对《黄金时代》的失望归结为“‘民国想象’没有满足”提出了质疑。戴锦华听说了，对学生的“反叛”表示热烈欢迎。“我不要求他们分享我的社会立场，但是我希望他们的社会立场能够自洽，和我不同的话，我会在思想意义上质询他们，如果他们在思想意义上能够自洽、能够自我辩护、能够坚持，那我是会支持的。”
虽是尖锐的驳论，这个当时依旧在选修戴锦华课程的学生仍不忘在文章开始强调：“我在北大五年半，戴爷是我最喜欢的女老师，没有之一。这篇文章只针对评论，不针对发出评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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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像”
但一出学院围墙，戴锦华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7月的一场读书会后，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了一篇题为《戴锦华：陈凯歌是趴在地下舔大家鞋底》的报道。一时间，评论区对戴锦华的拥护和谩骂都好不热闹。三个月过去，戴锦华对这场风波还是心有余悸：“我这一辈子骂人的机会很少。前一次被标题党把上下文的一句话拿出来，才形成了我骂陈凯歌和《道士下山》的印象。”
知乎上有人问：“我很喜欢戴锦华的书和讲座，但这似乎是一位争议不小的老师？”底下票数第一的回答赫然写着：“因为只要戴锦华有充足的依据和理论基础，她说话一点儿也不留情面。”算是道出了外界对戴锦华的一种看法。
戴锦华的言辞犀利是年轻时就出了名的。女作家徐坤在《初识戴锦华》里描绘了一幅她的漫画像：“面前这位伶牙俐齿的年轻女性或者叫做青年女子，思维之迅捷、敏锐的程度，简直就是一台高速运转的‘686’电脑(如果已经有了的话)，滋滋滋的转起来没完，话一出口就像是飞镖出手子弹出膛，嗖嗖嗖铛铛铛地飞往各个方向，去撞接和抵挡迎面击来的各种流石飞沙。”如今，人类早从90年代的686电脑进入到了笔记本时代，戴锦华“把男性一边倒的文艺论坛晃得猛咕叮又是一亮”的口才却是越发老辣。
但戴锦华眼里的自己和“漫画像”大相径庭。她自认是受鲁迅影响很深的一代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是回应争执的逻辑。“对强者强、对弱者弱”的行为准则使得戴锦华被本能地激发起撞击的愿望。但更多时候她自认是一个有点软弱的人，常因为自己太缺少竞争力和攻击性而痛苦。“我到今天还会有这种很好笑的情况，躺在床上想为什么我没有讲那句话，为什么我没有做那件事，事实上我是知道的，就是再给我机会我也说不出、我也做不出。 ”
这被戴锦华的朋友评价为“不成熟”或是“不世故”，在人际交往中则又演变成了她自己口中的“迂腐”。今年戴锦华受邀参加了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式，坐旁边的恰好是基努·里维斯。她很欣赏这位演员，但“欣赏就是欣赏”，见面了也丝毫没有和他建立关系的愿望。开幕式一个多小时，留在戴锦华脑海里的只有“原来他皮肤这么好”和“多看了两眼他就脸红了”两个印象。
别人理所当然地以为戴锦华和不少名导私交甚笃。前些日子侯孝贤凭《刺客聂隐娘》拿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戴锦华在访谈里提到：“我跟侯导没有任何交集，但每次去台湾只要打个电话侯导就会安排，实际上就是准备好了’你要访谈我吗’。这种东西完全用不上’社交’这两个字，就是亲亲融融地相聚。”语气亲热得像是一家人。
但戴锦华也强调：她的“社交”是和同仁们的相互尊重与共同观点才反衍出友谊，而不是因为个人友谊才格外支持对方的作品。有的时候这也让戴锦华很为难，当朋友推出一部在她看来不甚高明的作品，她的做法通常是“兵马倒退五十里”，这不禁让一些朋友恼火：“几十年的交情，难道你不该挺我吗？”戴锦华想了想，还是会摇摇头表示做不到。
有时戴锦华开玩笑说“活得这么久了，总得在自己的领域中认识一些人吧”，她的交友原则依旧几十年不变：尽量与艺术家、尤其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家保持适当的距离。“有时候会喜欢这个人而不喜欢他的作品，更糟糕的是你喜欢作品而讨厌这个人。”所以，戴锦华总是会不得不割舍和“共享语言媒介”的艺术家交往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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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院墙足够厚”
1978年10月，戴锦华进入北大中文系，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批大学生。她现在回想大学四年，那段日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文革后重建的学校图书馆不断有新书补入，于是戴锦华每天都会疯狂地去图书馆读书。大二时她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得了五四论文奖，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对未来的人生有了明确规划，“我要做个学者，受大学围墙的保护。”
毕业后，戴锦华的确留在了大学，但不是北大，而是刚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解散、恢复挂牌的北京电影学院。那时她对电影是轻视的，“你怎么能要求一个曾投入大量时间在文学、建筑史、音乐史、绘画史的高等学府毕业生承认，街角电影院里放的粗糙虚假的彩色故事片是艺术？”但面对电影学院和清华大学文学共同课的邀请，戴锦华还是决定去一所专业性更强的院校。
事实证明，戴锦华当初迫不得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当她7月第一次走进电影学院，日后风头无二的第五代导演彼时正在办理离校手续。尽管擦肩而过，在80年代中国电影新浪潮的蜜月期，电影界的理论研讨与创作间的联系却达到了空前紧密。作为刚刚到任的青年教员，戴锦华报到后接受的第一次指派就是给学院的主讲老师们送资料馆的观摩电影票，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根据电影史线索观片的“特权”。至今戴锦华还能精确回忆起看完欧洲电影《筋疲力尽》和《奇遇》走出影院时那种带着一份尖锐痛感的心醉神迷。她有冲动对所有人大喊：“找到了‘我的’电影！”
随后戴锦华好不容易查找到了相关资料，她又在另一种震惊和失落中发现这些电影几乎和她同龄。这迫使她去反思：为什么中国电影会滞后于世界数十年？我们又应该如何开启国门，尝试再度加入欧美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中？
戴锦华的回应是让一个全新的学科在中国大陆诞生。1986年，她和同事钟大丰、李奕明共同筹建了中国第一个本科电影史论专业。以他们三位当时的理论与学术基准，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任务”，可以仰仗的只有一腔年轻的自信和张狂。三十年前的中文资源极为有限，英文资料没有任何集成的来源，为了编纂教材，她们“几乎搜遍了所有期刊杂志，甚至边角；外国文艺动态、理论动态。对所有涉及电影理论的只言片语，一律如饥似渴。”高喊着“在课程设置与教学要求中建立‘国中之国’”的口号，他们确实一度改变了电影学院的游戏规则——当其他专业的学生穿着拖鞋、在上课铃响五到十五分钟后踱进教室时，电影史论的学生则是踩着铃声、慌不择路地冲进来。
这段野心勃勃的时光没有持续太久。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商业化的大潮顷刻间涌来，在戴锦华的感知中是“一夜之间冲毁了一切”：80年代的新理想主义共识瞬间沉沦，电影理论的青年群体即刻溃散。冥冥之中，这已经为戴锦华的第一届学生“理论87班”烙下了时代的宿命：这些她为之呕心沥血的学员，近乎100%地转行电影创作或文化管理。
今天，戴锦华还会反复讲她那时亲历的几段故事：在家里接到电话，是亲近的学界朋友打来的，开口就是：“有没有办法弄到50吨（钢）板材？”；甚至，“能不能弄到批件，把苏联的军舰倒到非洲？”
热络非凡的文化舞台突然空荡，诱惑遍地的电影学院也是空空落落。但当戴锦华回到北大看望旧友时，却发现他们依然如故，还是“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恰逢乐黛云教授邀请戴锦华回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任教，她离开了奉献大半青春岁月的电影学院，也放弃了和同伴一起负笈北美的机会，最终决定留在北大目击中国的历史时刻。戴锦华至今还记得当时写下的一句不无矫情的话：北大的院墙足够厚。颇为讽刺的是，戴锦华回校后不久，北大就把“足够厚”的南院墙拆了，并全部卖给商家。
虽然“北大能抵抗住市场经济的巨浪”是戴锦华的幻觉，她并不觉得北大因此而磨损了自己的风骨。“北大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并且不总都是顺势而为。”和北大一起，戴锦华也选择了改变。在回到北大的十年间，戴锦华完成了从电影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型。1995年，她成立“文化研究工作室”，带领青年学者们一起研究广告、电视连续剧、电影、畅销书以及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产品，把此时在国外学术界已经颇为流行的“文化研究”率先引入中国。
选择文化研究为转型方向不是兴起为之，用戴锦华自己的话来说，“我热衷于不断在‘游击战’中打破壁垒、拓展疆域。”文化研究的力量正在于它的跨学科。在戴锦华面临个人学术生命的困局之际，文化研究让她再次记忆并实践自己选择学术生涯的初衷。20世纪末《书写文化英雄》和《隐形书写》出版后，文化研究对戴锦华而言俨然又成了继电影学研究后的另一个“熟练工种”。此时的戴锦华又到了不安分的时候，她不甘心“又一次被绑在学科的战车上”。
“（文化研究）能借助不同学科的范式，激活文化的力量。一旦自身成了学科，就意味着你要规范、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这可能是画地为牢，或难免买椟还珠。”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科化进程加快，戴锦华又一次遭遇到了理论研究的瓶颈。
“十七八岁要改造世界，二十七八与世界推移，三十七八驯顺而抱怨，四十七八拖住历史车轮不让其前进——这才是‘常情’”，但在世纪之交的关口，戴锦华竟“四十大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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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异乡、行异路
上一次经历这样迷惘徘徊的时光，恐怕还要追溯到戴锦华书籍匮乏的青春期。戴锦华的7岁到17岁在文革期间度过，图书馆不开门，家里的书架上除了“马恩列斯”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此同时，地下读书运动在民间轰轰烈烈地开展，欧美俄苏的经典文学作品或哲学著作都被全社会广泛传阅。戴锦华的近视眼正是在那个年代“跑到厕所的8瓦灯泡下读书”时患上的。
浸淫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革命文化，戴锦华很早就形成了批判性的文化思考，她的自我期许是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这种思考在文革后期指向了统域的话语、体制和社会结构，最终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达到爆发点。在这场为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中，戴锦华作为中学生领袖带领人们冲向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的汉白玉围栏上高唱《国际歌》。
“经历广场镇压的最后时刻侥幸逃脱，一起的参与者被逮捕，被判刑。那以后我独自印刷、散发过传单，焚毁了全部笔记、日记和诗作，经历过等待被逮捕的漫长煎熬。”这段回忆被日后的戴锦华视为象征性的“弑父行为”。它的代价是让戴锦华深深地陷溺于政治幻灭，很长一段时间内逼迫自己置身于社会组织和行动之外。在北大读书期间做出成为学者的决定，大半的动力也是来自“想和社会保持距离”的迫切愿望。
少年时代理想主义的激情就此被埋葬。在忧郁、犬儒的基调中，她主动选择了长达二十余年的自我非政治化，用学术研究拉开了自己与社会的距离。直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年头，黄纪苏的小剧场戏剧《切·格瓦拉》上演，对戴锦华构成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冲击，“那近乎于内心的一次爆破”。
在主流看来，理想主义、对世界不公的愤怒、对更好的世界的向往，“只应是青春期的热病，一经发过，终身免疫。”人到中年的戴锦华，不仅重新调出文革期间对革命者的自我想象，居然还把“不成熟”的“病毒”从人际交往扩散到了人生选择。自1978年退回学院象牙塔，戴锦华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必须走到大学的围墙之外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一旦走出围墙，就没有什么能阻碍戴锦华的脚步。用鲁迅的话来说，戴锦华开始“走异乡、行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这十年，戴锦华走访了数十个第三世界国家，在那里，她发现“各个领域、各个社会阶层中，有太多的人，他们人生的精彩程度一点不比比尔·盖茨差。”
在秘鲁，经过半小时的摩托车程和一小时的徒步山路，戴锦华一行到了农民家中，“房子是用小树棍搭的，完全无法遮风避雨。外面大雨，里面中雨。”主人一句话：“要不要上我们地里看看？”接下来，又是亚马孙丛林里一个小时的翻山越岭。炎热、尘土、荆棘，女主人手持砍刀在前头开路。
在印度，戴锦华参与当地的村民选举大会，午饭是手抓饭。她“没水洗手，也不会抓，但真的饿了”，只能下手，于是菜汤在黑黑的手上趟过，冲出一道道白印。她也说起喀拉拉邦农家的好客，每家一块甜且腻的油炸食品和一杯浑浊的奶茶，不加奶时，可以看到絮状的悬浮物，她仰头一口喝干。
17岁的戴锦华认为她未来的生命将是大波大澜，她的确做到了，“不过是在中产阶级的生活规范里”。直到47岁她深入第三世界的“田野”，才发现从整个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来看，她的人生不过是一场杯水风波。
戴锦华惊异于底层人民身上闪烁着的巨大创造力。她至今还经常去访问殷玉珍，那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只是为了“吃一碗没有沙子的饭”，在毛乌素沙漠腹地种植了3万多亩的林场。如今，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小气候群。“你完全可以把这叫成一个中国梦，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我当然也被感动，可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怎样从她们的生命故事中去寻找资源型的价值。”
这种“资源性的价值”，一方面使得戴锦华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再一次发现了电影文本本身的丰富；另一方面，一辈子在大学生活的她“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当她与最普通的人的日常生活建立联系时，“突然觉得接了地气，整个人好像是有根了。”未来，戴锦华希望还能和这些有巨大创造力的人们一起，重新发现和定义生命的尊严和快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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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趣的已婚女人”
从电影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又从文化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当戴锦华不停跨越并拓展学科的疆界时，女性主义始终是一根一以贯之的经验脉络。这项在戴锦华眼中是学术研究之外的“业余爱好”，让她和李银河被并称为“国内两位真正的女性主义理论行家”。
台湾女性主义学者张小虹第一次在课堂上教授戴锦华的《镜城地形图》，看见学生们眼中流露出的佩服与钦羡，特意安抚：“别紧张，台湾的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比大陆发展得好，戴锦华只是特例，她的论述起码超前当代大陆学术水平十到二十年，千万别被吓到而短了志气。”
“我一直说女性主义研究对我来说不是理论，不是主义，它是一个为我生命解惑的东西，是与我内在相呼应、成为内在的参数。”13岁时，戴锦华就已1米73，满耳朵都是“长这么高以后怎么嫁啊”的声音，以及对她行为“男性化”的责难，这让她的少女时代背负了沉甸甸的“原罪”。幸运的是，戴锦华最早读到的女性主义的书就谈到身高和权力，于是明白“太多的问题错不在我，那些责难的人多半在嫉妒，显然不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参照系——不必管是男是女，看看谁更优秀就够了！
从13岁到今天，戴锦华的成长总伴随着性别认知的困惑，和试图回应困惑的努力。就连那在学生间口口相传的“戴爷”之称，在她看来背后也是不言自明的男权标志。但戴锦华同样坦率地表示：“关于女性主义，我的观点至今没有大的变化，并且不是特别有效。”
戴锦华提到现实中无处不在的性别不平等：当她为学生推荐工作时，对方第一句话往往是女生免谈，即便对方本身也是女人。各类遴选中女性比例越来越不能得到保证，可每度修法都伴随着“中国妇女解放是不是太超前”的议论。“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落差越来越大。”
而戴锦华给出的解决方案，却与多数人认为的“与男人为敌，或意图取而代之”不同，“事实上，女权主义是一种与男权截然相反的逻辑，不是规范，而是差异，不是压迫，而是包容与互助。它让我们在了然女性遭遇困境的同时，了然于男权的僵局。”她也承认，“在这点上，我很老旧。”
这一令行动派女性主义者生疑的方案，戴锦华是的的确确亲身实践过的。她自认属于将公域和私域分得很清的那一代人，极少在公共场合谈论私生活。从不同报道中的寥寥几笔能大致拼凑出她的婚姻图景：80年代末戴锦华和现在的丈夫坠入爱河，然后结婚，自此白头偕老。这单调得近乎保守的路子和她笔下的汪洋恣肆共同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我够不够大胆？可能不够吧……基本上是那种有点无趣的已婚女人，自以为幸福的已婚女人吧。”
“如果明天死了我也没有遗憾”
戴锦华读过一个德国童话故事：一座安详宁静的小镇上出现了一群灰衣人，他们建起了“时间银行”，鼓励大家节约时间、储存生命、高效率生活。但结果却是开始节约时间的人们发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他们开始吃快餐、疏远了亲人朋友、自己变得焦虑不安。直到人们发现那些灰衣人根本没有生命，他们靠吸食、消耗他人存入的时间生存。人们摧毁了时间银行，以更多的时间享有生活，陪伴亲人，而后发现工作更快乐，生命也更充实。
戴锦华曾经也是那群为了节约时间焦虑不安的人群中的一员。27岁时她在电影学院，风华正茂，译书、写书、招生、办学报、建立电影理论中心、创建中国第一个电影理论专业……咳嗽好几年从不去医院，直到完全垮掉，她在朋友逼迫下去拍片子，发现已经是肺结核晚期并引发多脏器衰竭，所有的肺叶都烂了，最大的空洞6厘米乘12厘米。突然之间，她就从朝气蓬勃进入绝对的濒死状态。
“我一下子意识到平凡的日常生活多么宝贵，意识到每天目睹太阳升起竟是如此的一份奢侈。死亡再也不是一个哲学性命题，而是近在眼前，真正零距离。”医院里每天都有人死去，深夜戴锦华总能听到运送尸体的平车推过的声音。三个月后的一天，平车推过的声音突然换成了高跟鞋踏出的清脆足音，主治医生几乎是冲进戴锦华的病房，举着胸片喊：“奇迹，简直是奇迹。”八个月后，戴锦华肺上的空洞闭合，自动离开医院。
“结核病以后，开始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许，不再野心勃勃，开始理解懂得生命的单纯。濒临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当她37岁评上教授职称后，“不必再屈服于学术体制的规范和要求”，戴锦华活得越发率性。经历过与死神的面对面，戴锦华明白了“向死而生”的道理，生命原本就是倒计时，为什么还要把每一个生命阶段都变成倒计时？所以40岁后，她开始拒绝deadline，拒绝约稿，拒绝预支或切割生命，并因此“声名狼藉”。
但愿意的时候，她也会彻夜工作，因为那是快乐。最近为了编写《光影之隙》这套电影理论丛书，戴锦华原本在晚上计划看一部电影，每每最后“又会不由地看完三部电影，一直到早上4点，大概是有一点堕落。”
戴锦华允许自己不断地处于某种沉溺状态，除了学术和思想，她也会放纵自己迷恋小的娱乐和游戏。前两三年，戴锦华最迷恋的爱好是设计首饰，当她特别热衷于做这事的时候，“所有朋友都会强制性地被迫得到一份礼物”。最近她又爱上了制作皮的本子，“于是我的朋友们又遭到了一轮被迫的馈赠”。
年轻时戴锦华说“不求活得好，但求活得多”，于是她不停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到了很多地方、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拥有了不同的生命经验、探索过不同的研究领域，恰好，她还把喜爱的好奇的兴奋的事情都纳入了学术——她用来谋生的职业，这在她看来是“一种奢侈的幸运”。“我没什么（还未实现的）梦想……好像如果明天死了,也没有太多遗憾吧。”
但在未来不可知个数的明天里，无论是生活还是学术，戴锦华还是会去不停地去突破那一堵堵虚拟的“围墙”。她能够熟练使用“小公举”、“安利”这样隶属年轻人话语体系的词汇，而她接下来想要进入的领域则更“赶时髦”——以科幻电影和日韩动漫为代表的青少年文化。“（日韩动漫）是一个独特的媒介体系和编码体系。所以我要重新做学生，重新了解它的媒介特质、它的生产过程。”
戴锦华提到近来阅读小说的感受：很多小说非常有趣，却不幸地拥有一个糟糕平庸的结尾。她对此的思考是：“这个世界越来越相像，没有另类的选择，所以它使得小说家很难有飞扬的想象力去超越这些东西。”但戴锦华不会允许自己的人生“烂尾”，高低错落隐隐幢幢的“围墙”间，她总能找到一条另类的出路。
采访间隙，戴锦华的手机响了起来：“我这里是XX公司，每天早上为您免费发放股票……”“免费发放股票，什么玩意，你免费发的股票我要它干什么？”也许，走到围墙外的戴锦华，比起原先的她还是一点都没变。
（部分资料参考《昨日之岛：电影、学术与我》、《戴锦华：侯孝贤用直觉去把握时代》、《戴锦华:打开天窗说亮话》、《徐坤：初识戴锦华》、《戴锦华：在边缘处思考》、《戴锦华：生命是件朴素的事》等，在此一并致谢；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讲座链接：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2w8_H08pM0jWFLKq2x4Hw0M5wMnkU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