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荣：权利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2005 年 5 月，河北省 10 届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正过的《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颇具象征意义的是，该《条例》之所以得以修正，是一个名叫王淑荣的六旬女农民努力的结果。
按照修正过的《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农民在自家耕地（基本农田除外）从事养殖生产，搭建简易圈舍，包括土地管理部门在内的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权向农民收取“复垦费”。毫无疑问，“修正法规”之后，真正受益的是河北范围内的千百万农民。
2005 年 6 月 17 日，本刊记者亲赴河北省香河县采访了王淑荣。
理直气也壮：《宪法》是她的虎符令箭
王淑荣不畏权贵，敢做敢当。
王淑荣今年 66 岁， 1939 年出生在河北省香河县香城屯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历的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王淑荣的父亲被划为“地主”，哥哥被打成“右派”，在当时那种“成分决定命运”的年代，王淑荣的青年时代可想而知。 1961 年， 22 岁的王淑荣与同村的一个男子结成连理。
王淑荣的婆婆是典型的“封建家长”，这个从 30 岁就开始守寡的女人，一手拉扯大自己的五个儿女，自认为“功高盖世”，在家里说一不二，下辈没有一个人敢违抗她的旨意，王淑荣嫁来后，婆婆希望用“封建的世界观”来改造她，王淑荣性格倔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自然不能接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婆婆的旧思想与王淑荣的新观念一接触，矛盾就暴露了出来。王淑荣有文化，喜欢读书看报，当她与婆婆“理论”时，总是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婆婆没有什么文化，满脑子“三从四德”，几个回合下来，就成了王淑荣的手下败将。婆婆说不过王淑荣，就拉出了婆婆的架势。因为难与婆婆“融为一体”，王淑荣自然吃亏不少，轻者被骂个狗血喷头，重者难免一顿皮肉之苦。
因为婆婆是婆婆，自己是媳妇， 13 年来王淑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973 年，“醒悟”过来的王淑荣决定不再做“奴隶”。一次，婆婆又动手打她时，她“回敬”了婆婆。唯一的一次反抗，换来的结果却是，她让丈夫的四个妹妹“胖揍”了一顿。
“婆婆不打哑巴媳妇”，邻居劝王淑荣莫与婆婆顶嘴。倔强的王淑荣却有自己的看法：凡是打人骂人之人，都是无理的一方，人要为真理而活。邻居说王淑荣是死心眼，王淑荣却说：人是需要精神的。
后来王淑荣发现，在香城屯村，挨打的媳妇可不止她王淑荣一个人。
多年的大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被压迫被奴役”的媳妇们用这句话来自我安慰，身为女人的王淑荣为女人感到悲哀。王淑荣多次找“人民公社”反映“婆婆打媳妇”这个问题，却被认为是无理取闹。
1975 年 1 月，新中国第二部《宪法》正式颁布， 36 岁的王淑荣看到了希望。当时《宪法》赋予公民八大自由，其中的两项就是通信自由和言论自由。王淑荣决定行使自己的权利，给全国妇联写封信，呼吁一下妇女解放的问题。
信很快就写好了，可寄信却不那么容易。邮局的人说得让驻村“工作队”检查。
当时虽然那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已临近尾声，但“工作队”仍然一手遮天主宰着一切。当王淑荣让“工作队”检查信件时，“工作队”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王淑荣没有写信的权利。一听说“没有权利”这几个字，王淑荣不干了：什么？我没有权利？《宪法》规定，公民有出版的权利，有集会的权利，有通信的权利，有言论的权利，我难道不是公民吗？“工作队”的人说：“信你随便写，我不允许你把信寄出去！”王淑荣自然不甘示弱，“通信自由”是《宪法》给我的权利，是全国人民给我的权利，是党中央毛主席给我的权利！你们有多大胆子，难道你们要违抗《宪法》？“工作队”的几个人见王淑荣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尽管那封写给全国妇联的信最终没有寄出去，但却为王淑荣日后争取权利埋下了伏笔。
竞选村主任：六旬老太登上政治舞台
尽管王淑荣天不怕地不怕，可她大闹“工作队”的事情却吓坏了她的母亲。母亲流着泪求她“安分”一些：你父亲被劳动改造，你哥哥被劳动教养，如果你再出什么意外，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呀！母亲的话不无道理，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造反派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王淑荣一直保持着沉默。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1982 年，新中国颁布了第四部《宪法》，中国的老百姓迎来了真正的春天，中国的民主之路在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
新《宪法》规定，公民有选举权，有被选举权。 1987 年，香河县人大代表换届，平时钻研法律的王淑荣“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以前都是我行使“选举权”画圈选别人，那么，我的“被选举权”哪里去了？王淑荣决定问个究竟。她问村长，候选人是怎么出来的，是谁提的名？村长说：是村党支部提的名。一听说是党支部提的名，王淑荣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朝着村长就嚷嚷：要说是选党支部书记，我不是党员，没有权利。可我是人民，选的又是人大代表，你凭什么不提我的名呢？村长的答复是：你是个疯子！
几天之后，村长挨家串户地让有选举权的村民在选票上“画圈”。王淑荣本来就对不明不白的候选人名单有意见，当村长又让她“画圈”时， 47 岁的王淑荣来了脾气：“我今天弃权！”村长第一次听说有人要弃权，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平时不是很在意自己的权利，今天怎么给你权利你反而不要了呢？王淑荣指着选票上的人名问村长：这个人是谁？我怎么不认识？村长说：“人家是县武装部部长，你必须得选！”你必须让我选他，我今天偏不选他，王淑荣掏出笔，“刷”在那个人的名字上打了个叉，然后将自己的名字添在了后面。
村长活了 50 多年，什么人都见过，有争米的，有争面的，今天碰到个争在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选举权”的，觉得“新鲜”，就讽刺她说：你添上自己也白搭，一票是当不了人大代表的！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凡事总得有个带头的，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你们这样，让画圈就画圈，让打叉就打叉，中国的民主何时到来呀！毛主席认为自己能做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投自己一票，我王淑荣认为自己有资格当人大代表，我今天就投自己一票。”疯了！疯了！彻底疯了！村长被王淑荣顶了个大红脸，拿着选票离开了。
那次选人大代表的结果是：王淑荣得票 10 票。这 10 票的分布情况是：王淑荣自己家五口人，每人投了她一票，她隔壁邻居家五口人，每人投了她一票。
在王淑荣的带动下，村民们也慢慢觉醒，开始重视自己的权利。当 1990 年县人大代表换届时（新《宪法》规定，县级人大代表每 3 年换届 1 次， 2004 年改为每 5 年换届 1 次），王淑荣得票 46 票。 1993 年，王淑荣得票 140 多票。
1999 年（ 1996 年选人大代表时，王淑荣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村民们主动添了王淑荣 421 票，而那些“内定”的必选候选人，得票最多也不过 600 来票。
对王淑荣来讲，当不当人大代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如何用自己的行动来唤醒村民“国家主人”的权利意识。
2000 年，香河县香城屯村第一次直选村委会成员，王淑荣等来了机会。
在此之前，由于王淑荣频频为村民争权谋利，在群众中间，有了很好的口碑，村委会原班人马担心王淑荣在这次直选中脱颖而出，就决定秘密选举。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灵通的王淑荣还是觉察出了蛛丝马迹。王淑荣要求公开选举。村干部见纸里包不住火，就敷衍王淑荣说：这事你就别争了，你不是党员，就是选上了也当不上。
王淑荣精通法律，自然知道村干部的说法站不住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清清楚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可没有说这村主任非要让党员来当呀！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授权和香城屯村的实际情况，只要有 10 名有选举权的村民提名，就能确定一个候选人。王淑荣在村里有一定影响，找 10 个村民提名并不困难。
2000 年 3 月，香城屯村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直选， 1200 多名有选举权的村民，通过民主的方式选出了他们自己信赖的当家人，一切并不出人意料，王淑荣得票 783 票，年届六旬登上了政治舞台。而其他两名候选人票数没有过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不能直接出任村委会成员（后来二次投票，才得以进入村委会）。
为民争权益：农家女敢跟权贵叫板
有“疯子”之称的王淑荣何以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呢？这是因为她在为自己争权利的同时，更多地是为村民们争取利益。
1992 年，乡里派人向农民收取宅基地使用费。农民使用宅基地既无偿又无期，怎么还向老百姓伸手要钱呢？精通法律的王淑荣觉得这里面大有问题，她决定到土地局讨个说法。土地局工作人员面对王淑荣的质问，显得理直气壮，给王淑荣掏出了“尚方宝剑”——县政府的“红头文件”。王淑荣就问：你这文件与国家法律冲突，是一纸空文，我如果不给你钱，你有什么办法？土地局工作人员的答复让王淑荣大跌眼镜：如果你胆敢不给，我们就抄你的家。“你土地局有强制执行权吗？”王淑荣问。土地局的回答是：不信你试试！
出了土地局，王淑荣直奔“人大”。王淑荣认为，人大常委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有义务保障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内的遵守和执行，有权力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王淑荣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地方人大虽说被称为是权力机关，但并无多少“实权”可言，但自己作为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提醒”人大行使这一权力。
人大当然“不敢”撤销政府的文件，王淑荣决定与县长理论。几天后，当王淑荣如约来到信访局时，工作人员说：我们领导说了，这个文件不能撤销，凡是执行的都是正确的。王淑荣从来就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从怀里抽出了报纸：河北省全面清理涉农文件，难道咱这里不属河北省管？富有戏剧性的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忽然像想起了什么，拉开抽屉一看，上面放的正是报纸上说的那份清理文件的文件。
看到了文件，工作人员的口气有所缓和：你回家等消息去吧，如果清理了就说明县里的文件是错误的，如果不清理就说明县里的文件是正确的。尽管过去了 13 年，没有人告诉王淑荣县里的文件到底是对是错，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那年起，乡里再也没有向农民收过什么宅基地使用费。
1996 年秋天，国家向农民征收“公粮”，乡里为图省事，在不详细算账的情况下，随便就给农民核了一个数字。按照当时的政策，向国家交“公粮”是种地农民的一项义务，但乡里的行为却不符合程序上的要求，当多数农民选择“沉默”的时候，王淑荣却与乡里较上了真：你算账，我交粮，你不算账，我就不交粮。对于王淑荣合情合理合法的请求，乡政府置若罔闻，不顾王淑荣的强烈反对，趁她不在家之际，强行从她家里抄走了一袋小麦。
堂堂政府竟然知法犯法，王淑荣决定让乡里也当一回被告。当时，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刚刚出台，法院听说有人要告政府，怕招惹是非，既不受理案件，又不裁定驳回。没有法院的裁定，就不能进入上一级法院的司法程序。王淑荣觉得应当到中院问个清楚。中院工作人员倒直言不讳：这种案件比较“敏感”，我们不能受理。一听这话，王淑荣又来了精神：就是因为你们的“软弱无能”，才助长了地方政府违法行政的歪风邪气，那法律赋予我们老百姓的权利该如何实现呢？面对王淑荣的质问，工作人员自觉理亏，找个借口，溜出办公室，将王淑荣“晾”了起来。
中级法院态度暧昧，王淑荣决定上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起诉乡政府。打官司要一级一级地从基层法院打起，这些规定王淑荣自然清楚，但王淑荣对法律的规定却有另一种理解。《行政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案件”。对于什么是“重大案件”，王淑荣与别人看法不同，别人认为标的大的案件属于重大案件，而王淑荣却认为，自己的案子虽然标的小，但涉及人数多，也属重大案件。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当王淑荣火烧火燎地赶到北京时，却因为塞了半天车而错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地方政府违法行政，法院又“不敢”予以纠正，50 多岁的王淑荣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孤掌难鸣，王淑荣找来笔墨纸砚，将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摘抄下来，贴在自家朝街的墙上。王淑荣希望权利意识淡薄的农民们能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政府的非法行为。
当时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但一些地方政府却仍然绞尽脑汁，巧立名目。中央要求地方向农民征收税费不能超过农民收入的 5% ，地方政府就虚报农民收入。 1998 年 7 月，针对反映日趋强烈的乱收费，中央在《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中确定了一个原则：本年度所有税费，不能超过上年度的税费总和。王淑荣在报纸上看到《通知》后，欣喜若狂，摘抄之后，贴在了墙上。
乡干部不希望老百姓了解国家政策，就吓唬王淑荣：都什么年代了，还贴“大字报”，赶快揭下了。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将国家的政策法规让老百姓知晓，才能杜绝腐败的发生。况且，作为公民，我有言论的自由。”面对盛气凌人的乡干部，王淑荣侃侃而谈：“《宪法》规定，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能损害国家或集体的利益，不能妨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你们说，我宣传国家的法律政策，妨害了谁的权利？只要你们能拿出‘公民个人不许宣传国家政策’的法律规定来。我立马就揭！”乡干部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您这么大年龄了干什么不好，偏干这个？王淑荣脱口而出：“出淤泥而不染，难能可贵，为真理而斗争，死也心甘。”
疯子！疯子！简直就是疯子！乡干部无话可说，骂骂咧咧悻悻而去。
王淑荣的努力没有白费，第二年，乡里将向农民多征收的税费，全部退给了农民。
建议修法规：千百万农民从中受益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王淑荣一上任就跟自己深恶痛绝的“乱收费” 叫上了劲。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王淑荣首先拿“电老虎” 开刀。 2000 年 6 月，农村低压改造，香城屯村按照电力局的要求，花 2 万多元安装了新变压器。没过多久，王淑荣就反应了过来，农村电网改造，应当由国家投资，怎么电力局却向农民收钱呢？王淑荣就要求电力局退款。到嘴的“肥肉”岂能让它溜掉，电力局一万个不同意。一招不成，再来一招，王淑荣向物价部门举报了电力局的非法行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追回低压改造费没有几天，乡里又找村里要钱，这次收的是“乡镇级管电组织维修管理费”。这项费用早在 7 年前的 1993 年，国家就明令取消了，怎么还向老百姓要呢？王淑荣觉得有些蹊跷。找来会计一查旧账，王淑荣大吃一惊，这项已经取消的费用，7 年来一直就没有停止收取过。王淑荣的牛劲又来了，不但这次分文不给，就连以前多交的“冤枉”款，她也要追回来。乡里早就领教了她的“厉害”，不敢多言，乖乖地将钱退到了村里。
类似的故事举不胜举，这也是王淑荣为什么能在 2003 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超过上次选票数量得以连任的原因。
2002 年 7 月，香城屯村的三户农民准备投资搞养殖项目，圈舍搭了一半，乡里就来收取“复恳费”，农民们急着建圈，顾不了多想，就按乡里的要求交了款。三户农民，三亩土地，总共收了 7500 元。
农民没有说什么，可作为村主任的王淑荣却不干了，《土地管理法》规定，建设项目和地质勘探属于临时性用地，可没有说从事养殖生产也是临时用地，法律更没有规定在自家耕地（基本农田除外）搞养殖生产，要收取什么“复垦费”呀！直觉告诉她，这一定又是乱收费。王淑荣再次给省物价局写信，反映乡里收“复垦费”的情况。信发出去不到半个月，乡里就将收的款退了回来。
让王淑荣奇怪的是，自己所在的乡里不收这项费用了，其他的乡镇，依旧照收不误。
2003 年的一天，王淑荣终于找到了地方政府依旧收费的原因，原来是《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为地方政府“创造条件”。该《条例》第 25 条规定：“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及未利用地从事养殖业，不建设永久性建筑物的，应当按临时用地办理审批手续……”一经审批，就得收费，这条显然与国家法律相悖的地方法规，无疑是为地方政府向农民乱收费开了方便之门。虽然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政府如果强行收费，法院可以认定政府的行为无效，但在现实中，有多少农民像自己一样精通法律？又有多少农民有胆量与政府对簿公堂呢？王淑荣觉得，如果这条法规不删去的话，就不能从源头上杜绝地方政府向农民收取“复垦费”，农民发展养殖业就受限制。《立法法》规定，公民认为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王淑荣觉得自己应当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尽管这件事表面上看与自己无关。
2003 年 5 月 24 日，王淑荣将经过几天酝酿而成的《审查建议》郑重地寄到了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于自己的建议能否被采纳，王淑荣心里没有底，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赋予了公民“提出审查建议”的权利，她觉得自己就应该这样做。
2005 年 5 月 28 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王淑荣上书人大，地方法规得以修正。
如今，在各路媒体的“追捧”之下，王淑荣已经成了“名人”， 66 岁的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明年任满之后，她将不再竞选村委会主任，她要继续研究农村土地方面的法律，为农民权益寻求保护。
（2005年第8期《农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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