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女博士生石嫣的的乡村试验田
由颐和园乘车一路向西北方向行驶，大约四十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赫赫有名的凤凰岭山麓。在凤凰岭脚下，有一个名叫后沙涧的村庄，自今年四月起，突然之间就热闹了起来。扛着长枪短炮的各路记者来了，就读于各种院校的天之骄子来了，就连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也频频造访。这个隶属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的村子，为何一下子吸引了这么多人的目光？原来，是一个27岁的城市女孩，在这个村子开张了一家“小毛驴”农场。
这个女孩的名字叫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读博士。去年，在城市里长大从未干过农活的她，到美国明尼苏达州西南部的“地升”农场，当了半年的农民，亲自体验了美国农场的经营模式。回国之后，她把这种模式移植到了北京，于是就有了这个吸引各方目光的“小毛驴”农场。这个农场之所以吸引人，因为它倡导的是“社区支持农业”。这，在中国属于第一家。
“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质是什么？它缘何能够吸引众人的目光？它的客户都是一些什么人？这个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运行模式，能否为山重水复的中国农业打开柳暗花明的另一扇窗？2009年10月14日下午，本刊记者探访了这个被媒体称为“女博士生的乡村试验田”的“小毛驴”农场，与它的倡导者石嫣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对话，试图解开记者心中的一个又一个问号。
“我们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
记者：能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究竟什么属于“社区支持农业”？
石嫣：简单地说，“社区支持农业”（简称“CSA”）就是持有相同理念的人，与农场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农场的客户。关键的核心是，客户必须提前付费，和农业生产者共同承担农业种植中的风险。而农场，则必须为客户定期提供健康有机的产品。
记者：你农场的客户分两种类型？
石嫣：是的。一种叫普通份额，每周农场给他们提供新鲜的有机蔬菜，种类和数量由农场根据当季种植情况搭配；另一种叫劳动份额，农场给每个客户提供30平方米的土地，他们周末到“自家”的土地上耕作、采摘。但，无论是那种客户，都要在种植开始之前签一个为期20周（农业生产的周期）的协议。
记者：你的“小毛驴”农场，与你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实习的“地升农场”，在运行模式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石嫣：“社区支持农业”提倡客户和生产者共担风险，从信息对称的角度讲，农场可以不给客户在数量上做出承诺。而我们的农场，由于今年刚刚起步，在数量上我们对普通份额的客户的承诺是，一年至少给他400斤蔬菜。这一点与国外是最大的不同，也就是说，我们的普通份额的客户，风险已经降到了最低，除非出现特大的灾害，造成绝收，否则，400斤的蔬菜是有保证的。
记者：美国的农场没有这方面的承诺？
石嫣：美国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对消费者来说，他对这种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你比方说，他从一个州搬家到另一个州，但他还是会从其他农场预定蔬菜。他信任这种模式，你不用做过多的解释。而这种模式，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中国的客户习惯于问，我到底能买多少东西。因此，最初确实需要这样的承诺。我想，经过几年的发展，一批客户会流失掉，一部分客户会留下来，留下来的那些客户，他就不再需要数量上的承诺。
记者：你的农场能给客户提供多少蔬菜品种？他们怎么选择符合自己的蔬菜？收费情况怎样？目前有多少客户？这些客户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石嫣：大概有二三十种蔬菜。我们给所有普通客户配送的产品都是一样的。收费方面，对于普通客户来说，自取，收2000元；送货上门，收2500元。劳动份额的客户，我们一年收他们1000元。目前，我们普通份额的客户38户；劳动份额的客户17户。这些客户的共同特征就是收入高，有文化，年龄较轻，另外一个，他们都有孩子，特别注重食品安全。
记者：比方说，有的客户爱吃西红柿，有的客户爱吃茄子，对于这种需要，能不能给他们进行调整呢？
石嫣：今年做不到调整。原因是我们要把这个销售模式运作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
记者：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有的说你的产品是有机蔬菜，有的说属于生态农业。我想知道，从产品的质量上来说，你们所说的“有机”，和相关部门认证的“有机”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石嫣：我们做的并不是被相关部门认证的“有机”。
记者：那你们的标准是什么？
石嫣：标准就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或者说没有标准。
记者：能解释一下吗？
石嫣：过去中国几千年保持的耕作方式，我们都可以成为“有机”，但你不可能说，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理解的“有机”就是简单，就是让想做健康农业的人都能去做。从事有机耕作认证的公司，目的是希望通过认证来获取利益，而我们并非要通过这个获利。
记者：虽说没有标准，但你们最基本的要求总该有吧？
石嫣：最基本的是不用化肥和农药。
记者：市场上所谓的有机肥和有机农药，你们使用吗？
石嫣：肥，我们今年用的是蚯蚓粪和麻渣；药，我们没有用。为什么我们要用药呢？你比方说昆虫，原先它就叫昆虫。但我们非要把它叫做害虫，其实它并不是害虫，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当你越来越多地用药，把其中的一种虫子杀掉了，那么，整个相关的链条就会破坏掉。没有了虫子，鸟吃什么呀？再比方说，你施化肥，其实你只是给土地增加了氮、磷、钾三者元素，其实土壤是活的，它并不只含有氮、磷、钾呀！它还有那么多生物呢。所有，我们的理念是，让整个链条丰富起来。
记者：没有第三方的认证，你们用什么来保证产品的“有机”呢？
石嫣：我们这里劳动份额的客户，他们随时都会来；还有就是一些志愿者，他们都是怀着对这种耕作方式的期待而来的，你一旦破坏这个链条，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信任可言了。我们这么高的成本建立起来的信任度，是不应该轻易被打破的。
记者：土地如果不施化肥、农药，势必会降低产量。特被是在土地转型的前三年，可能特别地明显，如何协调这种矛盾？
石嫣：其实这也是“社区支持农业”的一种表现。你比方说，在土地的转换期，土地产量较低，怎样跟消费者交代呢？事实上，消费者为了吃到健康的蔬菜，你就要帮助农民进行转型。在这三年的土地转换期内，在土地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你对农民进行了支持，他的土地能顺利转型，你也就能吃到健康安全的蔬菜了，这样两者才能都达到理想的收益状态。
“消费者也要组建合作社”
记者：“小毛驴”农场已经运作了半年的时间了，根据你的测算，今年它能实现盈利吗？
石嫣：今年不能实现盈利，只能达到基本平衡。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多，我想，明年有望实现盈利。
记者：有没有可能，在客户支付的费用上做适当的提高？
石嫣：估计不会有太大的调整。但在品种多样化方面，可以调整。比方说，今年每周给客户配送一次，明年或许每周能配送两次。但平均五块钱一斤的蔬菜价格（普通客户收费2000元，承诺400斤蔬菜，每斤合5元）不会再做更大的调整。
记者：就说平均吧，菜市场的价格是多少？超市所谓的“有机”蔬菜价格又是多少？
石嫣：菜市场的普通蔬菜价格是1-2元；超市里贴“有机”标签的蔬菜能卖10-20元。相比较而言，对客户来说，还是选择我们的模式更合适一些。
记者：你的农场运作的比较成功，那么，你觉得对农民来说，其借鉴意义是什么？
石嫣：将原来的种植模式进行转变。但，对单个的农民来说，这种模式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提倡，一个村庄由农民组成一个合作社。
记者：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要解决吃饭问题，要解决子女的上学问题，要解决整个家庭的开支。相比较而言，最终产品是否绿色有机，土地是否环保生态，倒不是显得最为重要。他们会想，如何让自己有限的土地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你觉得，你所倡导的这种种植或销售模式，在推广的过程中，难点在什么地方？如何克服这些难点？
石嫣：难点如你所说的那样，农民可能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就需要一个组织来调节这个问题了。对具体的农民来说，要转型到这样的耕作方式，也需要外部的支持，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记者：我知道，你最开始开发客户的时候，是通过关系或熟人大家口口相传建立起来的。但具体到农民来说，似乎却没有这样的资源。另外，客户也面临一个选择，他如何保证农民描述的就不会被打折扣？
石嫣：我们不光倡导有机种植，还希望通过这种营销模式推广“社区支持农业”。为什么我们说农民难以转型？事实情况是，消费者哪怕是他愿意支付高于市场价格的费用，也找不到健康安全的蔬菜。他即使在超市找到了，但也无法信任，他不能判断这些贴这“有机”标签的蔬菜是否安全。为什么呢？消费者这一端也过于分散，刚才我说，要给农民建立组织，但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消费者也需要建立自己的组织。其实农民奉献好的农产品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记者：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况，但我觉得在我们国内，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组织。你觉得中国会形成这样的组织吗？
石嫣：消费者组织起来并不是很难，但需要一个发育的过程。你像我们的客户中，其中有10个客户在“万科小区”，他们就是具有共同的理念与想法，很有可能发展成消费者合作社。他们那个小区的客户，每个人来取蔬菜的时候，都是把所有的人的都带回去。“万科小区”离我们农场的路程是固定的，每个人都知道来回的路费是多少，大家一均摊，费用没有多少。他们除了2000元的蔬菜费用外，每户只是额外地增加100元的路费。相比我们的2500元的送货上门，还是要划算的。农场之间也需要联盟，你比方我这个农场，如果在通州区有客户，那我们就可以让通州的农场给他们配送东西。
记者：你刚才说产品没有具体的标准，现在又说农场之间要联盟，这样会不会矛盾？我觉得还是要形成一个共识，比方说，我是基于对你的信任，参加了你的农场，而我吃的却不是你的农场的产品。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石嫣：农场与农场之间的产品有差异，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你比方说种白菜，消费者关注的不是你种的什么品种，他只注重你的白菜干净不干净。你的农场种这个品种的白菜，我的农场种那个品种的白菜，其实无所谓。
记者：不同的品种，口味不会产生差异吗？
石嫣：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作为生产者，他当然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品种了。
记者：两种类型的客户，你更愿意发展哪种？
石嫣：当然是自己亲自来种的那种了（指劳动份额的客户）。他们更多地能与土地接触。普通份额的客户，他离农场的距离要远一些。你像劳动份额的客户，他们与我们特别熟悉，很多客户还到我们在村子里租的房子里去一起。在国外，有些农场会明确规定，你一年至少要来农场工作10个小时。
记者：为什么他要强调亲自来呢？他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
石嫣：只有劳动才能获得食物。就这么简单。
记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石嫣：在美国人工的成本相当高，你比方说摘豆角，一个劳动力，一小时是10美元，这是农业无法支付的成本。对客户来说，你如果想要吃豆角，那就必须到农场亲自来摘。这也是他们考虑的一个因素。
“最终选择并坚持下来的人会很少！”
记者：你实习的“地升农场”有多大？你去的那个州，是农民多还是市民多？
石嫣：占地100亩，种植面积是20亩菜地。美国当然是市民比农民多了。
记者：而我们国家情况恰恰相反，是农民多。也就是说，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在未来，你倡导的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营销模式，有没有大范围发展的可能？
石嫣：我们虽然有更多的农民，但却不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土地。我觉得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培育。
记者：是不是城市的郊区更适合发展这种“社区支持农业”的营销模式？
石嫣：是的。
记者：在县里有没有可能发展，比方在离县城比较近的地方？
石嫣：有可能，但价格会低一些。但，重点不在价格上，重要的是持这种理念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这种方式对消费者来说，转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这种方式，不可能让你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方便，也不可能由你的需求来决定你能吃到什么菜。现在吃应季蔬菜的人，并非在这个世界上是大多数的人。
记者：刚才你提到，“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在美国已经发展了20年了。我想知道，在美国，持有这样理念的人，占多大的比例？
石嫣：全美国有几百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但我并不认为一定是大多数才是可持续的。
记者：如果推行这种模式，你觉得政府应该在那些方面转变？
石嫣：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大。但，大量的资金资助了化肥、农药的生产商。政府把大量的资金投给这些公司，很难惠及到那些坚持这种健康种植方式的农民身上。日后能否考虑使这些农民受益。
记者：你会在这个地方坚持下来吗？
石嫣：我特别想在这个地方坚持下去，但也有学业方面的原因（记者注：石嫣是博士在读，2011年毕业）。
记者：毕业之后你会离开？
石嫣：为了传递这种理念，我可能会选择更多的方式，而不是局限于这一个地方。比方说，我可能会出一本这方面的书，让10万了解CSA理念，也可能办一个农场，让一万人知道CSA。总之，我觉得我会从事与此相关的工作，不会离开这个领域。
记者：经过一年的运作，现在马上要到年底了，有没有做过回访，今年发展来的这些客户，明年能保证百分之百与你续约吗？
石嫣： 17个劳动份额的客户，大概能留住15个。38户普通份额的客户，我们前几天搞了问卷调查，有些问卷还没有收上来，但从收上来的情况看，不少表示明年愿意与我们续约。但肯定会流失一部分客户。
记者：分析过没有，他们不续约的原因是什么？
石嫣：很难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比方说，今天想吃西红柿，我就买；明天想吃黄瓜，还去买。而我们提供的是应季蔬菜，什么下来供应什么。还有一个原因，相对来说，叶类菜口感是不一样的，不施化肥和农药，生长周期长，粗纤维高，有嚼头。而被化肥催起来的蔬菜，吃起来比较嫩，大部分人已经被这种蔬菜“驯化”了，他们觉得这种反而是好的。
记者：就是说，观念还没有转过来？
石嫣：你说的对。比方说上次，我们给每个客户配送了三个西红柿，有的客户说，你怎么才给我们三个西红柿呀，连一盘菜都不够。那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吃炒西红柿呢？难道不能把我们给你配送的西红柿和青椒、茄子炒一盘地三鲜吗？还比方说，茄子密集的时候，能不能今天吃红烧茄子，明天吃蒜泥茄子，后天吃清蒸茄子呢？这确实是需要转变观念的。
记者：你这个农场虽然很小，但名气很大，不少媒体都曾经有过报道。据说每天到你的农场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我想知道，付诸实施并且成功的案例有没有？
石嫣：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反馈信息。
记者：这些参观考察的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还是其他方面的人？
石嫣：真正的农民很少，都是些想在土地上投资的人。农业项目不可能产生巨额利润，它需要投资人真正地热爱农业。我觉得最终选择并能坚持下来的人会很少。
（2009年第11期《农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