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充满暴力的世界的一份坚持（乐黛云）
文：（陈顺馨）
2005年8月，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来到了深圳，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称学会) 纪念创会2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她以为可以卸下担任了16年的会长一职，怎料，她再一次被选为会长。
乐黛云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中无可取代的「江湖」地位，除了因为她是学会的创办人和一直是这个在中国只有20年历史的学科的带头人，也有她那份愿意承担和开拓的精神，让身边的人感觉到她永远年轻，虽然今年她已经76岁，并且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下称「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主持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
乐黛云教授是我的老师。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选修过她教的「比较文学原理」课，并且参加过不少「研究所」的活动，因此，我一直称她为乐老师。毕业离开北大后，也在一些会议的场合见到乐老师。这次为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出版计划，我特意到北大朗润园访问被提名的她。在那书香四溢、恬静舒适的客厅里，我第一次亲自从乐老师的口中听到她的故事和重温了她那让人感到亲切的笑容和言谈。在我眼中，她真的还是很年轻，因为她仍然那么真诚和对未来充满期待，尽管她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是从充满暴力的历史走过来的。
「我就是我」──面对精神暴力的策略
访问乐老师之前，我已读了她的个人传记《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和一些回忆性的文章，大概知道乐老师在被打为「右派」到「文革」时的经历，但当真的面对面倾听她在述说可能已经覆述多次的经历时，仍然强烈感觉到她作为一个年青革命老师和一位年青母亲曾面对的精神暴力，在她心灵深处留下的痕迹。1931年出生于贵州贵阳的乐老师，虽然在一个温馨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但由于战争临近，局势动荡，家庭经济出现问题，因此，乐老师在初中时候经历过一段艰苦的日子，也看到老百姓艰难的生活。这样，她从那个时候便向往提出「山那边有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的理想的共产党。1948年她考上了北大后，非常兴奋，因为除了读书之外，可以北上参加革命。到了北大后，她真的很快就参加一些革命青年组织，继而投入地下工作，并于1949年加入了共产党，她感到自己是以新中国的「天使和英雄」的身份，「宣告旧社会的垮台，新社会的来临」。在学期间，她也参加了她后来形容为「第一次灵魂的搏斗」的「土改」，目睹一位终身省吃俭用而在晚年买到一块地作为晚年依靠的老裁缝，因雇用农村劳动力超过规定限量很少一点而被划为「地主」阶级，在她的奔走后仍然逃离不了被枪毙的命运。她当时内心感到很矛盾：「我以『阶级』之名，企图说服自己去原谅种种非人的暴行。但是，我亲眼看到这种划分完成是人为的，既非道德标准，又不是价值标准。」[1]
但当时她万万想不到，这种毫无标准可言的人为划分暴力，在几年后降临到她头上。1952年在中文系毕业后，作为第一批「喝共产主义奶水长大」的革命接班人，乐老师被留在北大中文系文学教研室工作，同年她与也留校教书的哲学系学生汤一介结婚。由于北大向来是政治敏感的地方，1952年到1955年之间排山倒海而来的政治批判运动，使乐老师头脑那根「阶级斗争的弦」拉得很紧，加上她丈夫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北大文学院院长的学者汤用彤过去与胡适关系密切，胡适批判运动发生时，她更感到家里所受的压力。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了的时候，曾经给过乐老师带来一阵的兴奋，因为她认为共产党让人民说出心里话是正确的路线。然而，没几个月，形势急转直下，「反右」运动一下子把很多人打成右派，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乐老师需要面对划谁成右派的讨论，并发表了她认为哪些年轻人不应划成右派的意见，最后，当她因筹办一份被认为有反毛泽东思想内容的学术刊物(尚未出版)而被划成「极右派」时，其中还有一条罪状是「包庇右派」。不过，正如她自己一样，那些她试图保护的北大中文系年青教员，都逃离不了被批判和处份的命运。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乐老师仍然认为「反右」是她一生中最震憾的经历：「反右对我最大的震撼是，在中国，你可以朝为座上客，然后下午就成了阶下囚，这种大的转变是非常震撼的。」
像任何一个「极右派」，一直全心全意投入革命的乐老师当年被开除了公职和党籍，一个月只有16块钱的生活费，还要马上离家，下放到农村进行监督劳动；精神上，她由改造别人的革命干部，转变为要接受思想改造的对象。但这个时候，乐老师刚生了她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她公公便请求了北大校长，让她喂奶喂到8个月才下乡，她也觉得这是她当母亲的权利。不过，虽然她获得了这个「特权」，这段时间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转化为体内的火，孩子吃她的奶老是泻肚子。乐老师回忆说：「我觉得精神的影响很奇怪，怎么也不好，孩子很可怜，就一直泻，后来脱水，送到医院……后来老人都说，是因为奶不好，后来连西医也说，可能是精神因素，对你的奶不好。」
这样的处境不仅影响孩子的健康，还影响了她和她的大女儿的关系。8个月后乐老师下乡时，丈夫也下了乡，她不得不把刚断奶的小儿子和4岁大的女儿留给婆婆及一个保姆照顾。这一去就是两年多，1961年年底回到北京时，孩子已经觉得她很陌生了，特别是女儿。谈起这段经历时，当母亲的乐老师还是眼泛泪光，遗憾地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孩子们小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我常劝 那些忙得要命，但有小孩子的，他们老是发牢骚，说小孩子麻烦死了。我说你们就该珍惜这段时间，过去就过去了，孩子很快就长大，长大以后就是另外一种感觉，就不是小时候你看着他们长大那么亲密的感觉；可是我失掉了这个东西，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而且没法补偿的，就过去了……特别是女孩子，后来就变成是朋友了，不是那种母女关系……很少有母女情深度那种，跟小的关系要好一点。精神上的暴力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比真的打你一拳踢你一脚，可能要严重得多。」
在这次访问中，乐老师用了「精神暴力」或者是「社会对灵魂的暴力」来形容她被划为「极右派」后所受到的痛苦，这在她写过的回忆文字中没有出现过的。或许，这次从和平的角度去思考她自己的过去时，她会想到暴力。的确，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以空泛的政治理念或阶级斗争之名把人二元对立地划分为「敌人」与「朋友」，进而以「阶级敌人」的「罪名」，剥夺了作为女人的政治、工作以至哺育孩子的权利，是一种暴力。然而，对于当时的乐老师来说，虽然对社会不满，但她仍然怀疑自己，问自己错在什么地方，因为她想： 「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他统一了中国，这么大的天才、伟人，他怎么会错呢？要错就是我错，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想不清楚，所以我一直不认罪。」
或者是乐老师的不妥协精神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让她没有认同那个充满暴力的年代加给她的「反党」罪名，而是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那不需要审判而已定罪的惩罚──劳动改造。北京远郊门头沟的丛山峻岭中，她要把50、60斤的石头从山里走很远的路背下来，作为修水库和垒猪圈之用；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期，她被要求以「大跃进」精神，创造奇迹，在连人都没有粮食的情况下，把一群猪养大。面对这类她今天称为充满「暴力」的任务，乐老师以中国传统的随遇而安精神，自得其乐，不仅真的能完成任务，还打下了日后的英语基础，并且激发了另外一种精神：「饿就饿着好了，心里头要找到自己的平衡，所以那时我一边放放猪，一边唱唱歌，翻翻英文字典，有一本小小的字典带了去，所以也就过去了。劳动本身是很艰苦的，可是劳动让你忘掉很多东西，劳动完了回来一睡，就什么都忘了，我觉得也很好，而且劳动把你的另外一种精神调动起来。」
乐老师讲的那种被劳动调动起来的精神，主要包括对于那些自食其力、感情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更切身的体验和认同，以至对于那些为了自我保护而出卖他人的知识分子的厌恶，而这些都跟她那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清晰的「人民」定位有关，以至到了「文革」这另一个她再次面对被抄家、被批斗、母亲因为误诊而死亡、女儿参加了红卫兵的派系斗争而终日提心吊胆等暴力的年代开始的时候，她还是感到兴奋：「说来别人也许难以相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我是翻天右派，我丈夫是走资派黑帮，我们转瞬之间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不但家被查抄，每天还要在烈日之下『劳改』埃批，但是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尤其是得知这次大革命的伟大统帅下令从上到下撤销各级党组织，并且说，你们压了老百姓那么多年，老百姓起来放把火，烧你们一下，有何不可？这真是大快人心，我似乎预见到中国即将有天翻地覆的大改变了。当时还广泛宣传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是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的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通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后来才明白，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幌子，和以往一样，我们又受骗了。」[2]
我想，当年有这样想法的人，可能不仅乐老师一人，她们那代人对社会主义理想的那份真诚，以至不惜牺牲个人以促进国家走向民主和平等的道路，是基于对于中国人民过去经历的苦难与混乱的记忆，以至对新中国未来的良好愿望。「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乐老师这一代在中国经历剧烈的历史变迁中成长起来的女性知识分子，如何在磨掉个人的年代中，以一个独特的自我，面对各种各样的暴力，不怨天尤人，反而以自己的意志、信念和劳动力，见证这个不寻常年代的荒谬性。虽然乐老师觉得在「文革」又一次受骗，但她仍然以积极的态度，在新的历史机遇到来时，开拓新的工作领域。
一个新学术空间的开辟—-中国比较文学
乐老师在1985年能够创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可以说跟她前一段经历分不开，也再次展示了她面对困难的不屈精神。随着「文革」的结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很多意识形态上的禁忌被打破了，包括在各方面的对外开放。北大在这段时间开始招收包括欧美学生在内的外国学生，但中文系内的老师大多不愿意给这些学生上课，除了还没有完全走出「文革」的阴影这样的意识形态因素外，缺乏合适的教材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样，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乐老师就被安排去教这个留学生班，怎料这个安排全然改变了她的后半生的学术道路。乐老师回忆说：「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不能不突破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僵死模式，否则就不会有人听我讲课。我大概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在文化大革命后敢于讲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的教师。反正我的学生不会去打『小报告』，也不会苛求我有什么『正确的政治观点』，我可以比较自由地讲述我对这些作家的看法。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入地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传播的情形。这一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3]
在这样的情况下，乐老师不仅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还开拓了自己新的研究领域，于1980年便出版了自己编选的第一本集子研究现代作家茅盾提出批判地吸收外来的东西而发展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而这本集子也成为了刚成立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出版的书。1981年她继续发表了一篇当时引起强烈反响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这篇论文，「不仅引起很多人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后来，它又被选进好几种论文集，并译成英文和朝鲜文。」[4]20世纪80年代初乐老师个人在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努力，虽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都打开了视野，看到了文学生成的多元文化因素，但她不满足于此，认为中国比较文学需要学科化。因此，1984年从美国访学3年后回到中国时，在深圳大学校长的邀请下，乐老师在那里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也于1985年夏天，和36个大学的同行一起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举办了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讲习班。这个会议和讲习班，成为了日后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石，并初步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国际地位。
同年，乐老师返回北京大学，准备在那里成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然而，北京的学术界还没有追上深圳的开放步伐，她面临意想不到的障碍：「人家到北大就骂我，这个人，外国文学不行，中国文学不行，走投机路子，搞什么比较文学。我那个时候要是听了那个话，就不做了，那就完了，但那时坚持了……我们没有房子，也没有编制，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到处乱转。后来就是不断说服那些领导，当然还有老先生（指季羡林先生）在里面说很多话，最后就给了房子，也给了编制。经教育部批准，我们正式设立一个和系平级的研究所。」
可以看到，乐老师仍然以她一贯的态度面对困难。她坚持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并且再次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目标，更创造了条件让比较文学在中国更好的发展下去。在这段时间，不仅她自己的学术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她和她的同行推动下，比较文学在中国也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生的学科，受到研究者和学生的欢迎，并在国际上开展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例如1988年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提交的论文〈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卢卡奇对布莱希特；胡风对周扬〉，乐老师把比较文学方法，从影响研究推到平行研究，即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文学或文化如何影响另一国的文学的发展，而是针对同时间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文学现象作宏观的历史把握。这篇论文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在1987及1988年连续出版的两本专着：《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也成为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教科书，孕育出一批一批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乐老师除了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外，还担任过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并出席不同的会议，把中国的文学与文化议题，带到国际的视野中去。也是由于乐老师的文化视野，中国比较文学的关注点也不仅是文学作家作品本身，而是转向不同的文化现象与意识的研究，因此，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中易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引入电影、大众文化、媒体、女性主义、全球化等重要文化研究范畴，进一步把当代重要的文化议题放在急剧变化的中国语境中加以研究，作为与国际对话的基础。
可以说，那个改变了乐老师的学术道路的偶然机会，能够开辟成为一个新学术空间，除了她那份坚持外，更重要的是她拥有广阔的视野与胸怀，对后「文革」中国文化重整有所承担，以至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视。
在跨文化交流中建立和平
乐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末退休后，「研究所」所长的位置就由别人来担任，而她在另一个平台上，继续推动跨文化交流的工作。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跨文化研究中心」，目的在于「通过互相认知的过程，推行多元文化的发展、全球新秩序和新文化的建构」。虽然成立这个中心没有成立「研究所」时那么困难，可是经费很少，不过，这不会难倒乐老师的。作为主任，她以不同的方式为中心的研究和出版项目找经费，例如已经出了17辑的《跨文化对话》丛刊得到了国内外的一些团体资助，持续地发挥了其影响力。乐老师跟她的国际合作者在第17辑「中法文化年专号」的卷首语中写道：「文化上的真正交汇和对话，原本是一颗心灵，满腔挚情，两种语言的会通与交流，从而对这位『奇异』的、汇通中西的探索者、创造者有着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并从中受到深刻启迪。」[5]
的确，如果文化可以通过交流和对话而多元共存时，误解、歧视、纷争、霸权就不会出现，但这是谈何容易的事。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工作几十年的乐老师，面对发生在21世纪的种种国际冲突，非常清楚她推动的跨文化对话工作跟反霸权意义的和平息息相关：「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文化多元的发展，保持世界的均势，能互相制衡，而不要被一个单边主义所统治，这其实是我一直在追求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和平的保障，如果单边统治，我们看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例子，像美国极右派的主张，就是要保持极强的军力，要先发制人，要否认国家主权，然后忽视联合国机构的作用等等……所以我想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为了维护文化生态，共同发展，都是有关的……我觉得自己做这些还是挺有意义的，当然力量可能很微薄，小小的力量，但总是做我心里觉得应该做到事情。」
出版《跨文化对话》丛刊、《承接古今，汇通中西文学个案研究》丛书、《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丛书等庞大计划，正是乐老师所说的「小小的力量」。要完成这些计划，她需要动员她身边的人，包括她的学生和圈里的人参与，更需要维持自己的动力。除了是出版了的书刊得到了正面的响应而让她感到鼓舞外，乐老师知道文化工作是点点滴滴的积累，只要她对文化、国家和世界的爱还在，她就一天一天的做下去，永不言累。
正是这一切，让我感到乐老师永远年轻，永远对暴力不妥协的那份精神。和平工作在于她，是停不了的文化实践与推动工作，这不仅是在北大朗润园书房里的笔耕，或者是继续以会长的身份维系「学会」的组织，更是以那颗正义的心灵和满腔的挚情，直面这个仍然充满暴力和霸权的世界。
引文
以空泛的政治理念或阶级斗争之名把人二元对立地划分为「敌人」与「朋友」，进而以「阶级敌人」的「罪名」，剥夺了作为女人的政治、工作以至哺育孩子的权利，是一种暴力。
引入电影、大众文化、媒体、女性主义、全球化等重要文化研究范畴，进一步把当代重要的文化议题放在急剧变化的中国语境中加以研究，作为与国际对话的基础。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文化多元的发展，保持世界的均势，能互相制衡，而不要被一个单边主义所统治，这其实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和平。
[1] 樂黛雲(1995) ﹕<<我就是我—這歷史屬於我自己>>﹐台北﹕正中書局﹐頁45。
[2] 同上﹐頁54。
[3] 同上﹐頁74。
[4] 同上﹐頁83。
[5]樂黛雲﹑(法)李比維主編﹕<<跨文化對話>>第17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4月﹐卷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