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立红 (中国)


一个行动者(史立红)

文:(寇延丁)

 

1994年,清华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史立红考进《中国日报》,成为一名记者。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史立红对自己的工作自然怀有很多理想的期待。她关注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性,关注法律纠纷中的弱势一方,面对生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她希望能够借助「无冕之王」的身份和自己手中的笔,为那些受到了侵害的人做些事情。

 

记者生涯带给她很多成就感,也带来了很多困惑,她发现有不少人像她一样,对媒体寄以厚望,甚至有人是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记者身上,以为只要能够通过媒体曝光了,自己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媒体的作用毕竟有限,而且,有的时候,连能够让媒体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也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作为一个代表着「国家形象」的媒体,会受到诸多限制。这些发现让她觉得,在很多时候,记者其实是很无奈的,顶多写一写文章,如果连文章都不能写了,还能做点什么呢?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一个理想主义者岂不成了空想主义者?

 

记者生涯也让她接触到了环境问题,接触到中国最早的环保组织。1996年,史立红结识了「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那时候「环保NGO」还是很前卫的提法,包括廖晓义全力推广的垃圾分类,都非常超前。当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史立红身边的朋友也在说,北京的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了,但也只是说说而已,这毕竟是政府的事情,我们以区区个人之力又能怎样呢?

 

199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这一天,史立红被廖晓义慷慨激昂的发言所打动,会后又对她进行了采访。史立红见到了一个环保主义者,更重要的,廖晓义和她的同伴是一群行动者,认为自己应当、并且能够为保护环境做些什么。史立红不仅接受了廖晓义的观点,也接受了她的方式,从一位采访者、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行动者,她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一起去做垃圾分类的宣传。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小区,分头去敲别人的家门:「大妈你好,请问你们家的垃圾是怎么处理的?」虽然是第一次面对陌生的面孔和诧异的表情,史立红却很坦然,一点也没有怯场的感觉,因为她坚信自己是对的,在做一件值得做的事。

 

行动的魅力

 

这是一种全新的经历,行动起来,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行动,可以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这就是行动的魅力,这个发现让史立红欣喜不已,她积极参加环保组织的有关活动,在北京女记者中发起「买东西用布袋」,并身体力行。

 

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天下兴亡,都是「我的」责任。「不管是环境问题、还是性别歧视、还是司法不公正,你知道了一件事情不公平,就有责任去做一点什么,可以说是一种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你认为这个世界不公平,你发现它有问题,你知道它错在哪里,那就不能视而不见、推卸责任,就要去争!你去努力了也许不能赢得整个事件,但我坚信这种努力不会白费,这个世界总会有所改变。」

 

史立红在行动中改变环境、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她在环保组织里遇到了「东方时空」的摄像记者奚志农,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奚志农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云南追踪拍摄有雪山精灵之称的滇金丝猴。1995年,云南省德钦县政府为解决上千干部的开支问题准备砍伐白马雪山南部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那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针叶林,也是滇金丝猴最后的家园,它的毁坏对滇金丝猴、对整个滇西北的生态都是灭顶之灾。

 

为保护这片原始森林,保护这种除人类外「世界上仅存的红嘴唇的灵长类动物」,奚志农拿着滇金丝猴的照片四处奔走呼吁,直至上书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政府、舆论界、科学界都做出了积极反应,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举行集会,在会场上点起几百只蜡烛,一起为滇金丝猴祈祷。

 

经过奚志农农多方奔走,最终这片宝贵的原始森林得以保留。针对滇金丝猴而发起的保护运动成为中国民间环保运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美国《新闻周刊》在1996年以「中国正在萌芽的绿色革命」为题报道此事,并认为「这将成为中国人环保意识的分水岭」,发起这场运动的奚志农也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1997年7月12日,是史立红和奚志农第一次约会一周年的日子,也成为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昆明湖上那个隆重的婚礼几乎吸引了北京所有的环保名人,他们的婚礼变成了环保界的一次盛会。

 

他们曾想回奚志农的故乡滇西北在白马雪山举行婚礼但没有实现,因为他们都太忙了。史立红已经离开报社,到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项目办事处任联络主任。世界自然基金会是全球最大、最有经验的独立环保组织之一,在加强中国自然保护的管理、尤其是在提供基金和培训方面,做出了不容低估的贡献,史立红希望自己能够把中国民间环保人士的呼声带入该组织的决策层,使之更能贴近中国实际,真正促进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

 

那时,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藏羚羊惨遭大规模盗猎的情况开始引起国内外关注,1996年12月,奚志农远赴青海,随同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西部工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野牦牛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历时20多天全程跟踪拍摄他们的反盗猎行动。

 

这是第一个全面、真实地表现藏羚羊现状和反盗猎行动的电视节目,无情的现实震惊了所有的人,包括史立红。最初听奚志农说到藏羚羊被大规模武装盗猎的情况,史立红根本就不相信,她不敢、也不愿相信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居然存在有组织、有规模的武装盗猎。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严禁进行贸易活动的濒危物种。藏羚羊种群从20世纪初的100万只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万5千只左右,缘于一种名叫「沙图什」的披肩。「沙图什」(hahtoosh)在波斯语中是「羊绒之王」的意思,在西方时尚界,是财富和美丽的象征。1997年,在伦敦的一次突袭行动中查获的一批沙图什披肩,有的标价高达17,600美元!在暴利的驱使下,盗猎者疯狂猎杀藏羚羊,并将羊皮运到西藏、青海等地粗加工,粗选过的藏羚羊绒被藏在汽油桶或者羽绒服里走私出境,经尼泊尔或巴基斯坦,被运到克什米尔织成沙图什。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时尚界对沙图什需求激增,使藏羚羊陷入灭顶之灾。克什米尔1997年的加工绒量是3,000公斤,意味着至少有9万只藏羚羊被杀死,意味着这美丽的物种即将灭绝。

 

保羚行动

 

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才能帮助这些无辜的生灵免遭灭顶之灾?

 

史立红在世界自然基金会找到了印度方面发来的有关沙图什的资料,到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主管部门林业部进行调查,又通过其它渠道搜集了很多资料,梳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藏羚羊绒从盗猎到走私、出关,到加工、销售的链条。他们综合大量材料撰写了国内第一份关于藏羚羊盗猎情况的报告公诸于世,成为随后的藏羚羊保护运动中重要的原始资料,也是众多媒体报道的依据。

 

1998年,奚志农辞去了他在《东方时空》的工作,以自由职业的摄影师身分参加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和香港中国探险学会联合举行的对藏羚羊繁殖地的考察,并分别于夏季、冬季两次进入高原无人区。

 

史立红促成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爱护动物基金和自然之友三家环保组织共同开会商讨对藏羚羊的保护,动员政府、环保组织、媒体、大众所有可能的力量保护藏羚羊。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切,史立红和奚志农注意到了刚刚开始流行的网络传媒,决定开办一个专门的藏羚羊网站。

 

他们找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藏羚网》奔波,每天处于一种高度忙碌的状态。他们没有专门的机构也没有固定的场所,每个人都是在做志愿工作,网站的工作只能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开会的地点也都是在几位志愿者的家里,今天在这里,明天又换到了那里,商量怎么收集整理资料,怎么样把这些信息数字化。那时的网络技术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作为非专业人员做网站经历的困难可想而知。这时,史立红已经怀孕了,未出世的孩子和她一起经历了《藏羚网》从无到有的过程,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奔波和努力,直到保护藏羚羊成了世人瞩目的话题。

 

1999年,政府有关部门最终下定了保护藏羚羊、打击盗猎分子的决心,三省区联合行动「可可西里一号行动」震惊世界。2000年4月,中国政府在华约第11届缔约国大会上提交的《保护及控制藏羚贸易》的提案获得通过,敦促各缔约国减少藏羚盗猎及制品的走私,杜绝加工并严惩走私分子。政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也有无数人为藏羚羊的命运揪心、流泪,较之几年前的滇金丝猴保护运动,这次保护藏羚羊的运动影响更广,表明在环保组织持续努力之下,媒体已经开始觉醒,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增强。

 

随着环保意识逐渐走进生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最缺的就是在下面第一线做具体事的人。史立红希望自己能够沉到最低层,为环保切切实实地做点什么,但是,在北京,不论是在《中国日报》还是在世界自然基金会,都离真正的基层太远了。1999年,史立红也辞了职,和奚志农一起离开北京回到云南,在德钦县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环保组织「绿色高原」,开始他们的环境教育工程,一直工作了3年。

 

白马雪山下有一个叫那仁的小村子,以前奚志农拍金丝猴的时候经常路过,史立红和奚志农住进了村长鲁茸家,史立红这样表述自己的工作:「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扎扎实实地在一个村子里,帮助当地老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寻求不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之路」。

 

高原的天空碧蓝如洗,滇西北美如梦幻,尽管要在滴水成冰的冬天里打井水洗衣服,经历一次次几乎丧命的历险,面对数不清的困难,史立红还是把这段与心爱的人共度的青春岁月涂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和自己喜爱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是对行动的无限贴近、对理想的无限贴近,也是一个百感交集的过程,让她体味到了行动的魅力,也体味到了行动者困难、局限和无奈。

 

在当地百姓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中,必定有适应和保护自然的一面,否则这里的森林早就被破坏光了,滇金丝猴和其他野生动物也无法生存到今天。他们尝试把科学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搞自然保护,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探讨建立生态文明的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一方面,他们和香港民间环保组织「长春社」共同举办「自然保护教育培训班」,培训迪庆州的老师和环保干部,启发迪庆文化人的责任感。同时又把自己的项目点定在那仁村,长期、细致地做工作,要把一种环保的、可持续的生活和发展理念慢慢地、一点一点由最底部推广开来。

 

2002年10月,他们历时10年拍摄的纪录片《神秘的滇金丝猴》获第12届英国自然银幕电影节TVE奖,这是中国纪录片首次在国际最权威的自然历史电影节获奖,与他们竞争的其他参赛者包括BBC、美国国家地理、探索等世界顶级制片公司。因为这次获奖,史立红得到了一个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一年,她选择了伯克利新闻学院学习纪录片制作。

 

拍纪录片──理想的保护环境工具

 

在学习中史立红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做的事——拍纪录片。

 

史立红最初接触到纪录片是在1997年,曾经与一个国外的纪录片摄制组一起到过三峡。相较于报纸、杂志、广播、网络等媒体,她觉得纪录片是最接近于真实的表现方式。在美国学习期间,史立红看到,在纪录片的发展历史中,不管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团体和个人在社会运动中会运用纪录片来表达他们的诉求,社会纪录片的导演不仅仅是观察者、记录者,很多时候,他们也和史立红一样是其中的一员,甚至把纪录片本身也当成了一种斗争的武器。尽管此前曾获得了许多纪录片的奖项,但史立红更愿说那是奚志农的作品而不是自己的,她在关心环保的同时关注的还有更宽泛的社会问题,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表达来影响更多的人。现在,她终于找到了纪录片这种最好的方式。

 

钟情纪录片,史立红还有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原因。由于她和奚志农的特立独行之举,夫妻二人都成了新闻人物,他们在云南的3年,是倍受关注的3年,《两个理想主义者的雪山之恋》、《雪域高原,年轻夫妻奏响悲壮的环保之歌》,媒体用巨大的篇幅和抒情的笔调把他们像英雄一样讴歌。也许,作为一个行动者,一个NGO的领导人,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人物,不得不经常站在镜头前面说话,但史立红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不愿做被人关注的焦点,希望自己所处的位置能够稍稍退后一点,在摄像机后,她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在美国学习期间,史立红也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2003年7月,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就在同时,中国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华电公司提交了要在怒江建13级梯级电站的开发方案。这里不仅是世界级的自然遗产,也是地震多发的敏感地带,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立时,关于是否应当在怒江建电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建电站是否是怒江摆脱贫困的唯一发展机会?水电开发是怒江人脱贫致富的唯一途径和最佳选择吗?开发怒江到底谁将受益?世世代代生活在怒江峡谷里的人民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他们是否了解水电开发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8月份回到北京,史立红立即加入了汪永晨发起的保护怒江行动,并同时进行纪录片拍摄。建坝和「反坝」之争的焦点,除了建坝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淹没库区的人文历史资源的影响,还有库区移民的问题。以前兴修水坝都是国家行为,上千万库区移民响应国家号召,舍小家为大家,是在为国家建设做贡献。但在市场经济时代,水坝建设已成为公司行为,水电开发成为能够给开发商和当地政府带来巨大利润的一个行业,而很多地方执行的还是20年前的移民标准,建坝的利润之所以如此巨大,实际上是以牺牲移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2004年6月25日,史立红制作完成了纪录片《怒江之声》,记录了怒江州泸水县六库镇小沙坝村14名村民代表与环保组织一起,访问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和小湾电站的经历,考察建坝前后水库移民生活状况的变化。

 

在华电公司提交的13级梯级电站的开发方案中,六库电站计划2003年底开工,小沙坝将是第一个被淹没的村子。肥沃的土地会被淹没,安静富足的生活会彻底改变,如果搬迁,除了失去土地、林木、牛羊的栖息地、道路、水池、庙宇、学校、家族的坟茔、风景名胜之外,由于移民数量太多需要打散,又会失去原有的亲情、友情、社会关系圈。小沙坝行政村由7个村民小组组成,人口构成以傈僳族为主,这里气候适宜,地肥水美,于晓刚博士问正在田里插秧的农妇当地的收成,她说一亩水田一年可以收20麻袋稻谷,差不多2,000公斤,他不敢相信这个数字:「那是放卫星的数字了,怕是没得。」正在忙碌的农妇七嘴八舌说开了:「太好的田了,怎么没得?」「我们舍不得搬,就是这个道理。」

 

与小沙坝相隔300公里的澜沧江漫湾水电站1986年正式开工兴建,1987年实现大江截流,1993年第一台机组发电,共移民7,500多人,该电站因为投资最省而成为「七五」、「八五」期间的重点水电项目「五朵金花」之一。投资最省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给老百姓的补贴是全国最少的,人均不到3,000元。其中田坝村被水库淹没后,由于出现山体滑坡,搬迁后的农民被迫搬了三次家,生活状况堪忧。对照当时的征地协议,13亩地只有1万4千余元补偿款。失去了土地,每人每月30元补助远不能解决生活问题,当地村民从20几岁的年轻人到60多岁的老奶奶只好去捡垃圾,一天最多只能卖一块钱。有位6岁女孩的母亲住的房子其实就是一间窝棚,她对着史立红的镜头失声痛哭:「搬迁的时候我是小孩,还没有我的姑娘大……到现在20多年了,我们还是一样什么也没有。」

 

几天考察结束回到小沙坝,史立红当晚就在村子里播放了考察过程中拍摄的内容,在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我们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我们不同意。」「像她们那样拾垃圾的生活我们不想过。」《怒江之声》编辑完成后,史立红带着这部片子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一个有关怒江建坝的会议,并在会上首映,这是她独自完成的纪录片处女作,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其中包括来自怒江的代表。

 

让史立红多少有些意外的是,这部片子的影响力并不止于怒江。同属三江并流世界遗产核心区域的金沙江虎跳峡,是世界上仅有的自然景观,也有水电公司准备在虎跳峡建水电站。对开发商来说这是最好的坝址,建坝最省,但是要在这里建坝的话,不仅自然景观被淹没,滇西北最最富裕的河谷地区的10万老百姓也要搬迁。反对修建虎跳峡水坝的青年学者萧亮中将《怒江之声》复制了100份,在金沙江沿江村落散发放映,成了他手中最有力的教材。自己初试社会纪录片就有这样的效果,高兴之余史立红还有一点将信将疑:一部30分钟的片子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2004年12月5日,萧亮中专门带她来到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村子,这里的老百姓对建坝的后果并不清楚,在开始交流之前,先放了这个片子。确实像萧亮中说的一样,原来对水坝所知不多的老百姓曾经以为就像宣传的一样,「水坝建成之日就是我们脱贫之时」,片子中展现的水坝移民的生活现状真实直观,当片子中的漫湾电站的移民哭诉他们20年来的无望生活时,许多看片子的妇女流泪了。每一个看过片子的人都感谢史立红让他们知道了真相,对她来说,这是一种至高的荣誉,是比自己的片子获国际奖项更高、更重要的荣誉。

 

广义的环保可以让人在一个更好、更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可以说就是一种和平,具体到现在正在做的反坝这件事情上,史立红认为,「和平」的意义体现在:我们现有的决策过程特别不透明,缺乏参与性,水坝将要涉及的10万民众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因为某些公司、某些人的利益,让这么多人背井离乡,远离他们的故土,是对文化的践踏、对人文精神的践踏,与这些受到了侵害的人站在一起争取自己的权利,当然就是反暴力,反对践踏人的生存权利的暴力,就是对和平的贡献。

 

和平,还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最起码的权力,包括大众的知情权和移民的知情权。在主流媒体提供的资讯中,有建坝的消息,有建坝会产生怎样的效益对当地经济有多大的推动,但没有为此被移民的老百姓的声音,应当让大众了解这些东西。同时,对于即将成为库区移民的老百姓而言,当一个大的事件发生,他们的命运将被改变,他们应当得到足够的信息,来了解这一切到底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他们的权力。史立红愿用自己手中的摄像机、运用纪录片这个武器,为实现这样的权力作出努力。

 

 

引文

广义的环保可以让人在一个更好、更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可以说就是一种和平。

 

和平,还意味着每个人都享有最起码的权力,包括大众的知情权和移民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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