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朱银秀）
文：（寇延丁）
2002年，我们的房子终于封顶了，儿子在劈里啪啦的鞭炮里蹦蹦跳跳，又是笑又是叫，我却忍不住鼻子一酸，落下泪来，用了整整5年才把这栋房子盖起来，从结婚到现在眼看就10年了，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江西吉安是个穷地方，我们安福县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打工了，我娘家兄弟姐妹6人，只有残疾的大哥在家里守着父母。我1993年和洲湖镇大亨村的陈家来结了婚，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婆家穷，早些年饭都吃不饱，也没有能力给我们盖新房。婚后我们夫妻一直在外打工，上海、珠三角，哪儿有活干就往哪儿跑，一直在外面漂泊，1997年终于攒了一些钱，在洲湖镇买了一块房基地。
我们买的是一户已经盖了一层的房基地，当时洲湖镇开始搞规划，规定镇上的房子一律都要盖成3层楼，许多人因为没有钱盖那么高的房子，只好把自己的房基地卖掉。说实话我们也没有盖房子的钱，但又必须在镇上安家，因为只有这里才能离医院近些，我们的儿子有癫痫病，一发病就是急的，必须马上赶到医院才行。
买下了房基之后我们继续在外面打工，两年以后盖起了第2层，又过了3年，才把房子盖好。2003年开春，我们借了一些钱，买了一辆南骏牌农用车，老公开着它给镇上3家砖厂拉砖、送煤。终于有了自己家，儿子的病情也控制住了，老公每天忙碌能有稳定的收入，再过几年就能无债一身轻，再也不用过那种漂泊不定的日子，想想真是开心死了。
老公的小弟弟叫陈加保，1999年7月与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签定了3年的台湾赴南非远洋渔轮作业合同，从他离开只往家打过4次电话，最近一年半一直没有消息，有人说出海九死一生，也许人已经不在了，平时我们在家里也不敢向公婆提起他，谁也没想到会突然回到了家里。
2003年5月12日晚上，我们接到公公打来的电话，说弟弟回来了。当时到处都在防非典，村里早就开过了会，让外面打工的人不要回家，一旦回来了人，要立即向村里汇报，还必须隔离观察。因为我们的电话4月份刚刚换了号码，弟弟事先也没能事先跟我们联系。我老公当天晚上就跟村里汇报了，我们家是独门独院，隔着小树林和稻田，离最近的人家也有400多米，村支书说我们家最好隔离了，在家里隔离12天就行了，每天由村医来家测体温，还让我们第二天跟镇里汇报。
第二天我老公又去了镇里，问镇综治办的康发林是不是需要把弟弟带到镇医院检查身体、做隔离，他说不用，在家里隔离就行了。
镇干部无理横行
没想到当天下午镇干部就到了我们大亨村的家。下午2点，我们家一下来了7个干部，有一个副镇长，有镇计生办的人，还有管片干部。管片干部给了我们让陈加保隔离的《留观通知书》，计生办的人说我没有查孕，要罚款630块。我们这里每个季度妇女都必须到镇里查一次B超，看有没有怀孕，我讲我已经查了。他们又说我们可以先把钱交上，等拿出证明来证明我查过就可以及再把钱退回来。我说不用了，证明就在镇上我家里，我可以跟他们一块去取。他们没能罚到钱，就拿我弟弟出气，说他不该在这里时候回来，回来就要按乡规民约罚款，要罚5,000块钱。
他们张口张得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几百块钱，我们也就认了，谁也不愿意跟镇干部过不去呀，可是5,000块钱我们实在拿不出来。他们就打手机，又叫来了4个干部，其中就有综治办的康发林，来了就举例子给我们听，说谁谁谁回来之后，不但罚了1,000块钱，还拉走他家一口大猪，谁谁谁罚款不给，就把他家房基拆了。后来又说，看在我公公残疾的份上，罚款可以降到1,500到2,000。
我们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有个干部把我公公叫到一边，对他说：「你儿子刚从国外回来，怎么也带回来了几万块现金，不过就是拿几千块钱应付一下吗。」我公公一听就傻了：他还没有去南昌的公司结账，一分钱也没拿到手呀。
没有钱，干部就让我们出去借，先让公公去借，又让我老公去，后来还让我去，我没有去。我对他们说：「我们家里从外面回来了人，有没有在路上传染非典谁也不知道，本来村里的人都很忌讳，都怕我们，我们还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人家家里跑，村里人会说我们这一家人怎么这么不识趣啊！」见我不听他们的，有个干部就对我说：「跟政府做对，死日子在后头！」
晚上7点多，人都回来了，也没有借到钱，他们生气了，就去牵耕牛。那是头母牛，他们牵走了母牛，正在吃奶的小牛也跟着走，眼看走出去了200多米，我们才想过来去追，就这么把我们的牛牵走了，至少也得留下个凭据吧。
后来，镇上的干部看看天正下着雨，离镇上20多里路，牵着牛也不好走，就把牛还给了公公，还对我们说，明天开着车再来。
他们一走平静了两个星期，中间干部到我们镇上的家里来过两次，催我们快点把钱送过去。我们就说现在非典正在隔离，没法去借钱。本来我们是想拖过这一阵子，等弟弟过了隔离期，证明他没有传染上非典，也就不能再罚我们了。弟弟挣钱太不容易了，在船上每天要干17、18小时的活，一月才挣130美金，镇上有3个像他一样在南非打工的年轻人就死掉了，他这点钱是拿命换来的呀，就这么扔出去，我们实在是不甘心。
弟弟很快过了隔离期，村医每天来测体温，证明他一切正常，没有染上非典，我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5月29日傍晚，弟弟突然打来电话，说镇综治办康发林他们开车带走了大弟弟的摩托车，本来他跟在车上想到镇里开收条，但他们中途停车把弟弟架下来，强行开走了车。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在通镇政府的必经之路上，弟弟让我们一定拦住车开收条。
当时正好我老公和老公的姐姐、姐夫都在我们家，就在路上放了一条凳子，把车拦了下来。他们不仅不开收条，还说要告我们拦路抢劫。我一听也急了：「到底是谁抢劫？车上的摩托车是你们的吗？我们有这辆车的发票你们有吗？我还要告你们抢劫呢。」
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违反了哪一条法，但我敢肯定他们一定是违法了，就算是执法机关来家里抄走了东西，也得给我们开一个收据吧。后来我又想，就算他们不开收据，我也得留下一个证据，证明他们带走了我们的摩托车，就从家里拿出傻瓜相机拍了几个照片。
他们又打电话叫来了好多人，有镇干部，也有派出所的人，一下来了40、50个，加上围观的老百姓得有几百人，把交通都堵塞了。
派出所的人不错，也叫综治办打收据，但他们就是不干。这时候我弟弟打出租赶了过来，他们不但不开收据，还要以防非典为理由，把我弟弟也抓走。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要是防非典为什么他刚回来的时候不抓？现在已经过了17天，别说是隔离期了，什么期都已经过了。
我又拍他们抓人的现场，康发林来抢我的相机，我拚命跑回家，鞋都跑掉了，进了大厅被他抓住，我死死护住相机，他就踢我，我大声喊：乡政府的人打人！乡政府的人打人！我老公和政府、派出所的人都赶了进来，我老公扯住康发林，我才躲进门里。康发林还想冲进来，我死抵住门，手都被夹伤了。
后来他们把我老公还有弟弟都带走了，弟弟还被带上了手拷，我反锁了门，到了阳台上继续拍照，康发林暴跳如雷，往上扔石头：你等着瞧！
我知道他还会倒回来的，一定还会来找这个相机。等他们走后我就到了屋后的菜地里，挖个坑把相机埋在地下，又盖好了土，弄好，谁也看不出来。
我等了一阵，眼看6点多钟天都黑了，他们还没有回来，我切好菜后就骑上摩托车去派出所找他们。我一到也被扣了起来，要做笔录，不让我们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镇政府的人从我老公身上搜走了钥匙，7点钟左右，有6个人闯到我们家，把所有的地方都翻遍了，他们想找我拍照的相机。他们当然没有找到相机，就开走了我们新买的农用车，还把厨房里的一把不锈钢菜刀也拿走了。
我们在派出所一直待到8点多钟快9点的样子，我觉得派出所的人比较懂法律，不愿担责任，就让镇政府把人和车都带走，我们就被带到了镇政府。
一到镇政府我和老公就被分开了，他们把我关在一个屋子里，也不让坐，就站着，找来一个在镇政府工作的亲戚让我把相机交出来。我知道他们肯定已经去家里搜过了，是搜不出来才跟我要的，就说当时一害怕就不知道丢在哪里了。后来他们还是跟我要，我说你们不是去找过了吗，说不定已经被你们捡走了。他们越是这样，我越觉得那是重要的证据，不能交给他们。
差不多到了11点，弟弟和姐夫被放了出来，我让他们去找我老公，才知道他被打了，打得很惨。镇政府的人要他写检查，说他抗拒防非典，还打人，没有做的事，他怎么能这么写，不写就打，6个人关了灯打他一个，这叫「黑打」。打完了问他写不写，不写，关了灯再打。
我让弟弟告诉老公，还是写吧，人先出去再说，一直到了凌晨3点多钟，才放我们离开镇政府，我们家的农用车、大弟弟的摩托车、我的摩托车还有我们家的钥匙都被扣在了镇政府。
从镇政府到我们家不过一公里，平时最多20分钟就能到家，可那天我们扶着老公走了一个多小时。十几年了，我头一回见他这么虚弱，脸色发黑，双手捂着肚子，走几步就要蹲下歇一会儿。等我们走到家，天已经亮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是一片漆黑，一点光明都没有。他们也不是真正的执法机关，不过是镇综治办的人，就能这么随意地抓人、打人、到家里搜查、扣没财产，到底还有没有道理可讲，有没有法律，有没有公道啊！
第二天镇里派人到大亨村，重新量了公公1989年盖的房子，说建筑面积超标，要罚款。得罪了镇政府，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头，将来不知道还有多少罚款等着我们。
我觉得这件事不能这么就算了，我们不能这样任人宰割，一定要抗争才行。我就和老公到了安福县验伤，但法院不给我们验，说要有镇里的证明，虽然我老公疼得不行，我们还是又返了回来，自然是开不到这个证明，又到县里找了律师，他说检察院也可以验伤，给我们验的是轻微伤，《法医鉴定书》上是这么写的：左胸前第三、四肋处见6×7cm青紫肿胀，左肩胛下区近脊柱旁见6×8cm青紫肿胀，左肩胛上区见3×5cm红肿，左上臂内侧远端见6×7cm青紫肿胀，右上臂远端内侧见7×8cm青紫肿胀……。
上访打官司
我们在县里咨询，都劝我们不要打官司，说打官司的时间赔不起，等案子判下来也许要一年半载，就算是打赢了官司，扣在镇政府的东西拿回来也该报废了，要想快一点就要上访。
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想找我们邻居一个老师帮我们写上访的材料，但他怕因此丢了饭碗，不敢写，我只好自己写。
我把上访材料写好，和老公、弟弟3个人一起上访，先去县里，但他们又把材料发回了镇政府，镇里的人说了，你就上访吧，早晚还得让我们来处理。我们就又去了吉安地区，但说我们是越级上访，还是要发回镇里处理。
上访的同时我还向媒体求援，我在广东的时候曾经在图书馆打过工，也一直都在订《读者》杂志，知道有许多冤案都是通过媒体干预解决的。一开始是向我们当地的《江西法制报》、《井岗山》报寄的材料，还有我在广东打工时常看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我心里着急，发的都是特快专递，《羊城晚报》很快就回信答复了，说不是广州地区的他们管不了。我就又向国家级媒体寄，《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法制在线》、《焦点访谈》，总之那一段一共寄了20几份特快专递。
当时，我的亲戚朋友、村里的邻居，几乎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上访了，告也没有用，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找了村干部，托他们到镇里去说请，村支书去了3趟，村文书去了5趟，我姐姐跟康发林的姐姐是邻居，也去向她求情。眼看着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4万多块钱的财产押在那里，不仅耽误老公的经营，每天还要再交30多块税费，我们实在拖不起了。这段时间里还经常有人打恐吓电话，说在我们家挂了炸弹，要把我老公兄弟都废了，我的公公受不了，几次怀里揣着农药要去死在镇政府。我们不想让父母担惊受怕，只好向镇政府认错、交罚款、写检讨，领回了我们的东西。
我们一共交了2,300元罚金，其中我弟弟非典期间回来1,000元，老公打人赔医疗费400元，公公建房超标600元，农用车的地税300元。明明是我们被打了，还要给别人交医疗费，明明我们没有错，还要写检查。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公道！
就在我们认罚之后的第四天，中国青年报的董月玲记者到了江西。
她真是上天派下来的使者，我发了那么多信都没用，在我都要绝望的时候她来了，给我带来了阳光。她不仅采访了那天抓人时的在场的邻居，还到大亨村采访了支书和村医，到镇里采访了书记和综治办的人，还到了县「防非」指挥中心，看到了安福县的文件中制止乡规民约中收取保证金、隔离费的做法。
2003年8月6日，《中国青年报》登出了董记者写的文章《回家之祸》。我把报纸夹在材料中间，申请行政复议，从镇上到县里、地区、省里都寄了，县长也寄了一份。报纸登出之后镇政府的人很快就把1,000块钱罚款给我们送了回来，我没有收。我觉得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在行政复议的材料里不光要求要退回罚款，还有我们这段时间车子被扣的损失、土地减产的损失、我老公验伤治伤的花费，更重要的，我要让他们向我们赔礼道歉。见我不收，他们就送到了我公公那里，老人家是穷怕了的人，又胆小怕事，不愿跟镇干部做对，就收下了。
我找了律师，想起诉，但法院不予立案，律师也不接受我的委托，法院和纪检委的人都劝我算了，说伤是小伤，又没出人命案件，再怎么找也没用的。我还不甘心，家里人都拚了命地反对我，就连我老公和弟弟也不再支持我了。他们见我在家里憋气，就又把我送出来在广东打工。
第二年，我老公卖掉了农用车也到梅州来找我，还把孩子也带了出来，我们和镇政府弄到这一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不好过。
后记
接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我先是不敢相信，怕是骗人的，知道是真的以后又不敢接受，我太惭愧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什么也不懂，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侵害，就到处求援，遇到了董月玲这么好的记者，我的问题才解决了一部分。但其他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也想努力，但什么结果都没有，甚至连家人都不支持我。和平，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受欺负，不会有人巧立名目来罚款，家里的东西不会被人拖走，不会接到恐吓电话，一句话，就是安安稳稳地生活在自己家里，不用到处漂泊。但我现在却做不到。
家，我们早晚还是要回的，故土难离，那里有我们新盖的3层楼房，有我们已经年老的父母。儿子在梅州的小学里借读，一家3口挤在一起，他特别怀念自己家的3层楼，有好多敞亮的房间，总在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我又何尝不想回家，但起码现在不行，我们会尽量在外面多待几年，过春节也不敢回去，想等镇政府的人把我们忘了，或者等那些人都调走了我们再回去。
这次能到昆明来开和平妇女交流会，我特别高兴，见到了那么多知名人士，对我来说高不可攀的，听听声音都很荣幸，听她们谈「法律、公正、传媒、参与……」，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我来说那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因这个机会，我能和她们坐在一起，心里的那份激动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只想说我太幸运了。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普通百姓太多太多，我只是比人家更幸运，是这些人里最幸运的人，有主持正义的记者帮忙，还能见到这么多好心的专家学者，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这样的人再多一些就好了。
引文
和平，最重要的就是不受欺负，不会有人巧立名目来罚款，家里的东西不会被人拖走，不会接到恐吓电话，一句话，就是安安稳稳地生活在自己家里，不用到处漂泊。
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想找我们邻居一个老师帮我们写上访的材料，但他怕因此丢了饭碗，不敢写，我只好自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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