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界中的行动学者（李晓亮）
文：（晋群、梁萍）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在40岁重新选择，算不算晚？
如果一个人在不惑之年才「如梦初醒」，毅然选择艾滋病预防控制为工作领域，为此去不断挑战人生和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努力与艾滋病感染者、性工作者等弱势群体并肩前行、力图让他们（她们）学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而改变命运的道路，算不算「傻」？
对比自己曲曲折折走过的道路和今天面对多样选择的年轻人，李晓亮常常这样感慨。
她羡慕今天的年轻人拥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20多岁就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她说自己「傻」，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去当兵，复员回家后再进工厂，再上大学，丰富的经历却没有让年轻时的自己去好好思考：这些经历到底给了自己什么？自己想要的未来又是什么？只知道「一根筋」走下去。
其实，真正成功的人生，就是曾经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未来的下一步做准备。年轻时的李晓亮也许没有想得太多，但她就是这样一步步踏踏实实地走来：部队卫生员的经历，让她第一次「零距离」贴近病患与健康；在大学所学的公共卫生，决定了她未来事业的方向；毕业后在昆明医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又为她搭建起施展拳脚的平台。于是，当1994年她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结束在澳大利亚的进修返回中国，一个完全崭新的天地已经在李晓亮面前悄然铺展开来。
「参与」是一种生活方式
现为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的李晓亮，是一个好老师，说起她，她教过的学生和指导过的研究生都赞许有加。这不仅是因为她的课讲得好，更是因为学生们在李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以前只是概念的东西，比如社会责任感，比如做人的原则。
李晓亮说：「我喜欢带学生去做各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这不仅是带领他们去完成一项项工作，而且是在实践和亲身参与中培养他们的平民心态和感恩的心理。我们的项目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同样也让我们自己受益，所以，我们同样应该感激我们帮助的对象，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学生做工作才会真正成为一种自愿、平等的行为。」
参与式教学是李晓亮教学和做项目的最大特色，即利用游戏、讨论、小纸条等方式让每一个听课的人或被培训者畅谈自己的体会和人生经验，在轻松而生动活跃的气氛中舒解自己的困惑，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或学到某些知识和技能，对此，李晓亮说：「我很享受这种时光。」而听过她的课或培训的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受。
10年的时间，「参与」对于李晓亮而言，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传授方式和技巧，而已经成为她的一种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人生风格，在不断参与各种项目活动中，她不但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新方向，而且通过亲力亲为的参与，不断成长，不断提高。
1994年回国后，李晓亮通过昆明医学院、云南红十字会等机构，开始与一些国际组织接触，参与到各种项目中。1996年李晓亮与其它云南省艾滋病工作者共同进行的「以学校为基础的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项目，是她在项目中成长重要的一步。
1996年4月开始，李晓亮等人率先在昆明市的3所中学里开展了中学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当时，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对世界、对社会、对自身刚刚懵懂的中学生，而艾滋病预防教育所需要涉及的敏感的「性」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讳莫如深，难以启齿，对于项目可能得到的结果，李晓亮等人在开始时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于是，他们对这群孩子提出了3个问题以作试探。这3个问题是：「你知道安全套吗？」「你知道安全套怎么使用吗？」「你见过安全套吗？」
孩子的回答在李晓亮与其它项目实施者的意料之中，也令学校的老师们感到了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有90％以上的孩子表示听说过安全套，一半的孩子知道怎样使用。李晓亮等人和学校老师马上一起设计了教育的方案。
该项目采用参与性教学法和同伴教育的方式，先对项目学校的骨干老师、校领导进行培训，然后由骨干老师对各班班主任进行培训，再由每班各选出1名男同学和1名女同学担任同伴教育者，对他们进行为期5天的培训，然后在班主任的配合支持下，由他们回到自己班里开展同伴教育活动，利用课余时间把有关艾滋病预防、青春期性生理、性心理发育、防止药物滥用等信息以及如何拒绝不良诱惑等生活技能传达给同班同学。在培训过程中，李晓亮等人为达到「行为培养最为重要」的目的，采取角色扮演、讨论、游戏、黑板报等参与性的教学方法，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加深了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项目的开展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绝大多数学生认为项目使他们学到了很多课堂以外的知识，他们尤其对项目所采用的参与式方法特别感兴趣，认为「这样的方式很有趣，一点儿也不枯燥」，有的同学还说：「对于性这个话题，国家和学校一直采取保守的态度，在家里，父母连这个字都不敢提，限制了我们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很高兴现在能有机会学习这些知识。」老师们也从初期的担心、怀疑转为肯定和积极参与，认为这个项目「归根结底是教同学们如何做人」，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健康行为和生活能力，对学生来说是受益终身的；家长们也对项目给予了肯定和支持，甚至还有学生回家后把学到的知识教给自己的父母。
这一项目从1996年到1997年的一年时间里，通过层层培训，从3所学校扩展到6所，再扩展到云南全省的200多所学校，甚至远赴四川、安徽、新疆等地培训当地的老师和学生。项目印制的「中学生须知」知识小册子和同伴教育者培训手册，以及学生们自己绘制的「艾滋病基本知识」、「远离毒品」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三本一套小册子，后以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的名义发放到全国各地。项目产生的良好而巨大的效果，更对国家教育部制定有关在全国中小学和大学开设青少年健康教育课程的政策做出了贡献。
事隔近10年，李晓亮还与这群孩子保持着联系，看着他们读大学、工作，看着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受益。但这群孩子也许不知道，为了保证当年的项目成功，李晓亮和她身边的朋友把自己八九岁的孩子当作了「实验品」，将预防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和生活技能先在自己孩子身上「实验」，再教予学校里的孩子。如今，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已经步入大学，早年的健康教育同样让他们健康而快乐地一路走来。
虽然李晓亮在项目实施两年后因参加其它项目而退出了，但该项目至今仍在进行。回想起来，当年一大早骑车近1小时赶赴项目学校的辛苦，顾不及照顾家庭和孩子引起丈夫不满的委屈，依然历历在目，而在她心中，更多的是对项目的不舍，是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欣慰，是从中感受到的愉悦。
「那时候做事，真的是不为名，不为利。虽然当时很多观念不够开放，要推行像性健康教育这样的理念困难重重，但通过这一项目，我的眼前像打开了一扇窗子，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对于这次对李晓亮本人同样受益终身的项目，她总是很乐于与人分享，「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当时是国内第一家，算是很先进的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有改进的地方。所以说，只有参与，才能学习到东西，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否则，只能是被动地接受。」
「艾滋病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离开中学生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项目，李晓亮有百般的不舍，也有很多的无奈，但是，她知道，通过这一项目，自己已经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我对艾滋病的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真正发现，这种病不仅仅是医学上的一种疾病，而已经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和范畴。」李晓亮说。
云南是中国发现艾滋病最早的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艾滋病重灾区之一。在与缅甸接壤的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因吸毒、卖淫等而感染艾滋病的情况非常严重。李晓亮选择了这样一个领域，也就选择了经常要去面对触目惊心的一幕幕。
她常常会想起，一个40多岁的性工作者，没有任何姿容，放弃所有的尊严，在终日惶恐中出卖着自己的身体，供养着两个分别读大专和中专的孩子；她常常会看到，一个家徒四壁的房子里，一个枯瘦的身躯躺在一张破席子上等待死神的降临；……面对惨残的现实，李晓亮突然很庆幸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看到了这个光鲜世界的另一面。「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可能只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学校园里做一个所谓的学者，是艾滋病给我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让我不断地挑战自己的责任和心态，一次次拷问自己，是不是有资格为这些人服务，从而发现自己的使命在哪里。」对于自己的再次选择，李晓亮坚定而从未后悔。
随着在艾滋病预防领域工作的不断深入，李晓亮发现自己的心肠变得越来越「硬」。以前看到艾滋遗孀遗孤，她会立即把包里所有的钱掏出来给他们；可是慢慢的，她越来越少这样做了，因为她发现，给予金钱或物质上的帮助，无论是帮助的程度还是帮助的范围始终都是有限的。
李晓亮说：「现代医学证明，要促进人群健康，50％要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来实现。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或社区之中，他们的行为和生存状态都不是一天半天能改变的事，只有通过倡导，调动他们的健康意识，树立为自己负责的理念，建立健康行为来保护自己。」
用「说话」来防治艾滋病？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但李晓亮说，她分明看到了很多人眼中闪动着希望的光芒。李晓亮不久前在为某机构评估一项感染者小组项目时，碰到一个原是驾驶员的感染者，他正在寻找一份驾驶员的工作，但一直没有找到。李晓亮与他聊天，对他说：「你能学会开车，也就可以学会其它的技能，所以，为什么不去学习其它本事来拓宽自己的职业选择范围呢？」简简单单的话语，令他茅塞顿开，感激的眼里，泪光闪动。
李晓亮从事艾滋病预防的10年，也是中国在艾滋病问题上从否认到积极面对的10年。10年前，李晓亮与其它同行者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也缺乏可借鉴的经验，顶着来自各方面有形和无形的压力，艰难地开展相关工作；10年后，李晓亮说，工作环境宽松了很多，限制少了很多，自己的工作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承认。如今，在她的积极倡导下，艾滋病预防已经成为其所属的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包括相关新的理念、新的干预对策和方法等知识，源源不断地传授给学生；在她作为志愿者参与的云南本土的NGO组织──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中，她和一些同道也在努力将其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积累的经验，运用到更多的研究与实践中，并取得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可是，李晓亮的忧心并不因此而减弱。她说：「我们已经错过了预防艾滋病的最好时期，现在虽然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但都是在补救，所需花费是非常巨大的。其实，如果我们把工作做在前头，既不会有今天这么严重的状况，也不需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李晓亮说，现在艾滋病预防工作主要在吸毒、性工作者、同性恋等人群中进行，但这已经属于二级预防；一级预防属病因预防，主要通过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规范自己的行为来实现。因此，她关注的目光始终锁定在青少年身上。
艾滋病预防与性健康教育从来就是相伴相生，从1996年的学校项目开始，李晓亮就开始了与青少年健康教育不可割舍的缘份。之所以这样选择，她说，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可塑性大，正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另一方面，青少年即将进入性活跃期，对性的正确认识、对自我的保护意识会影响整整一代人。于是，她教孩子们各种各样的生活技能，帮助孩子们面对与家人及周围人的各种关系，与父母一起探讨「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她说，她就是要让孩子们有一种人生的思考，有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有追求理想人生的能力。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太有野心了？想靠我一个人就能改变一代人吗？后来，我明白了，个人的能力是有限，但我能做多少就去做多少，如果我能影响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可能就可以去影响另一个人，像这样一个影响一个，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们一样思考人生，为自己选择一种正确的行为方式。」
李晓亮认为，艾滋病预防不仅可以在学校教育中实行，也可以与工厂的安全生产、农村的疾病预防结合，这样，不但影响面会扩大，而且节约了大量的资源。
李晓亮说，其实她还有很多其它的研究兴趣，比如女性肿瘤、预防使用烟草、以改水改厕为代表的农村公共卫生与发展问题等。「不过，『艾滋病』似乎已经成为我与别人、与其它事联系的纽带，做什么都脱离不了它了。」她笑言。
公共卫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
以艾滋病预防为使命，李晓亮所从事的艾滋病预防工作从健康权利的视角出发并注重实效和影响，一方面从最基层的社区开创新的预防模式；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倡导政策改变，全方面位开展艾滋病预防。
这样的工作需要长期的锲而不舍，而效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似乎为了检验人类在面对危机时的应急能力，为了给长期麻木的社会应急体系敲响警钟，2003年，一场全球性的灾难爆发──SARS，让像李晓亮这样学习并从事公共卫生的人顿感痛心和忧虑。
在SARS最厉害的那段时间，李晓亮和公共卫生学院的同事一起，带领学生进行公众宣传，上街发放宣传单，到民工人群中调查他们对SARS的获知程度，……SARS的爆发，暴露了太多的问题，不要说应急体制，就连常规的公共卫生体制都缺乏。这样的话，危机来了信息传给谁？由谁负责？」
当病毒侵害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而是一个社会的稳定，一个国家的安危，这种病毒，已经成为一种威力无穷的暴力，时刻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以艾滋病和SARS为代表的公共卫生危险正是这样的暴力。
在李晓亮看来，「公共卫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公共」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与前苏联强调实验室研究、不注重社会发展的模式不同，今天的公共卫生更强调以社区为基础，强调社会公平和实践性。在日常公共卫生机制建立和危机处理过程中，政府、公民社会和社区缺一不可，都担负着重要的责任。「13亿人如果都等着政府来救济，肯定是不行的。政府应该重视并鼓励社区的互动性，建立起事先的预防机制，那么，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谁都不会手忙脚乱了。」李晓亮说。
「和平」对于李晓亮来说，应该是一幅人们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愿意一起努力做事情、一起改变世界、享受生活的图境。而「人」正是李晓亮所从事的所有工作的核心，无论是作为一名大学老师，还是一个项目的实施者。她喜欢直面自己服务的群体，喜欢看到自己的工作让人真正受益，而不是站在高高的金字塔尖俯视他们，不是用所谓的论文来搭建看不见摸不着的空中楼阁。
她说：「我以前觉得，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但现在，特别是通过做一个个项目，我发现，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强调人的改变、人的社会责任。这也是预防疾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建立起怎样看待疾病、看待自己、看待健康的自我意识，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健康。」
在参与一个个项目的过程中，这种意识被不断加强，正如李晓亮所说，是项目给了她一个发展的方向，她从项目中学会了思考，学会了与人沟通，从而提升自己，让自己成长。「项目改变了我的人生。」她说。
引文
我们的项目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同样也让我们自己受益，所以，我们同样应该感激我们帮助的对象，在与他们的互动中，学生做工作才会真正成为一种自愿、平等的行为。
「和平」对于李晓亮来说，应该是一幅人们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愿意一起努力做事情、一起改变世界、享受生活的图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