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顺馨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在香港出生,七六年於理工学院数学、统计、计算机系毕业,,八一至八二年在荷兰社会科学研究院修读发展学硕士课程,其後在一九八九年到北京大学攻读中国语文学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她是岭南文化研究荣休副教授。
她在一九七叁年在透过教会中的韩德民神父邀请她做义工,帮当时市政局议员叶锡恩做翻译的时候接触到七十年基层所面对的住屋、福利问题。同年,她入读理工学院,加入了天主教同学会。天主教同学会强调服务,关心本土社会,相反当时的理工学生会是国粹派,比较关心国事。她那时不明白为何理工学生会会这麽不友善的对待她们,因为她那时候不太了解国家的事。因为这些服务本土的经验,使她在这个时期都是从本土的角度去思考香港在殖民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制度问题,从而再反思资本主义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那时她才开始阅读马克斯、恩格思、毛泽东的作品,了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探求香港社会的出路。
毕业後,她一直以来,她都积极参与社会。她曾在旅遊协会担任研究助理,其後便在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工作,为基层市民争取自己的权益。同时她也在工时为观塘居民谘询服务做义工,包括帮助油麻地避风塘的艇户争取上岸居住。她也投身妇女运动,是新妇女协进会创会成员。
直到一九八一年,陈顺馨因长年投身社会运动,弄得身心疲倦,决定去荷兰读书,休息一下。到荷兰读书才发现自己对国家并不了解,与她感觉疏离。她觉得自己以前是参考社主义去思考香港的社会制度,但自己却不了解在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再加上,在修读发展学时,她发觉自己对民族国家、主权、军队的概念读不明白,原因是她自己没有在一个民族国家里居住过的经验。
除此之外,这次的读书经验亦令她去思考自己的身份问题,开始想去认识自己的祖国中国。於是在八九民运之後,她决定要北大读书。在北大的六年生活里,她体会到因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不能留在北大工作,迫使她离开北大,离开自己爱的人。这种创伤经验令自己重新思考「身份」、「根」的问题。在写《正值银杏生辉──记北大》这本书时候,她领会到「根」不一定要扎根於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它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生长。泥土、水、空气是养分,那麽香港也以是滋养著她的养分。她的根在北大,也在香港。她认为我们不必太执著自己的身份,自己是来自哪里。因为身份一直处於在建构的过程。
现在她致力於耕种保育,跟朋友一起在南涌合租土地耕种。她把「根」札在香港的本土。她不认同在香港某种论述中的本土概念,认为这种本土概念颇为狭窄,因为这种本土概念企图把与原本跟我们关係密切的中国,与全球的连繫切断,令人不能看得更远,更深。她认为本土行动应与生活的本真连繫起来,让本土行动产生更多可能性,改变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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