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順馨 (中國香港)

陳順馨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在香港出生，七六年於理工學院數學、統計、計算機系畢業，，八一至八二年在荷蘭社會科學研究院修讀發展學碩士課程，其後在一九八九年到北京大學攻讀中國語文學系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她是嶺南文化研究榮休副教授。

她在一九七三年在透過教會中的韓德民神父邀請她做義工，幫當時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做翻譯的時候接觸到七十年基層所面對的住屋、福利問題。同年，她入讀理工學院，加入了天主教同學會。天主教同學會強調服務，關心本土社會，相反當時的理工學生會是國粹派，比較關心國事。她那時不明白為何理工學生會會這麼不友善的對待她們，因為她那時候不太了解國家的事。因為這些服務本土的經驗，使她在這個時期都是從本土的角度去思考香港在殖民政府統治下的社會、制度問題，從而再反思資本主義的問題。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那時她才開始閱讀馬克斯、恩格思、毛澤東的作品，了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探求香港社會的出路。

畢業後，她一直以來，她都積極參與社會。她曾在旅遊協會擔任研究助理，其後便在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工作，為基層市民爭取自己的權益。同時她也在工時為觀塘居民諮詢服務做義工，包括幫助油麻地避風塘的艇戶爭取上岸居住。她也投身婦女運動，是新婦女協進會創會成員。

直到一九八一年，陳順馨因長年投身社會運動，弄得身心疲倦，決定去荷蘭讀書，休息一下。到荷蘭讀書才發現自己對國家並不了解，與她感覺疏離。她覺得自己以前是參考社主義去思考香港的社會制度，但自己卻不了解在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再加上，在修讀發展學時，她發覺自己對民族國家、主權、軍隊的概念讀不明白，原因是她自己沒有在一個民族國家裡居住過的經驗。

除此之外，這次的讀書經驗亦令她去思考自己的身份問題，開始想去認識自己的祖國中國。於是在八九民運之後，她決定要北大讀書。在北大的六年生活裡，她體會到因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不能留在北大工作，迫使她離開北大，離開自己愛的人。這種創傷經驗令自己重新思考「身份」、「根」的問題。在寫《正值銀杏生輝──記北大》這本書時候，她領會到「根」不一定要扎根於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它可以在不同的環境裡生長。泥土、水、空氣是養分，那麼香港也以是滋養著她的養分。她的根在北大，也在香港。她認為我們不必太執著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來自哪裡。因為身份一直處於在建構的過程。

現在她致力於耕種保育，跟朋友一起在南涌合租土地耕種。她把「根」札在香港的本土。她不認同在香港某種論述中的本土概念，認為這種本土概念頗為狹窄，因為這種本土概念企圖把與原本跟我們關係密切的中國，與全球的連繫切斷，令人不能看得更遠，更深。她認為本土行動應與生活的本真連繫起來，讓本土行動產生更多可能性，改變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