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鸣鸣(中国)


从追梦居里夫人,到投身乡村文化建设的志愿者

西南大学  周鸣鸣

我是个爱做“梦”的人,尽管在常人的眼里,我早已过了做“梦”的年龄,但至今仍然有许多许多的“梦”。

“梦”给我以童心,使我以全新的感受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梦”给我以希望,昨日“梦”的追求便是今日的现实。

“梦”给我以创造,让我在对“梦”的不尽追求中感受到欢乐和幸福。

我并不知道自己在事业中是否会真正有所作为,但我愿为那不尽的“梦”永远地追求。

 

——自题

 

儿时的梦想:当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

记得在读小学,9岁加入少年先锋队的时候,我们举起右手,对着神圣的队旗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尽管,哪时的我根本不可能懂得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和有多重的份量,但确实在心灵中播下了为人类美好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种子。

1961年,小学毕业,我考上市里的重点学校巴蜀中学5年制实验班,高中又进入重点班学习,学习不是很费劲,也总能拿到比较好的成绩。特别是物理学,高中时还得到过全年级唯一的100分。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那个年代,我和许多女生一样,理想是当居里夫人一样的科学家。

1966年,我刚读完高二,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学业被迫中断。那时,

自己只有15、6岁,并不能理解当时发生的很多事情。只记得毛主席说的一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国大串联时,我们一群女生背着被包去了北京,见了毛主席!在北京期间,哪里都没有去玩,每天到中央各部委和高校抄大字报,最感兴趣的内容就是毛主席和他全家如何参加革命的事迹,整整抄了满满一个笔记本。肚子饿了,就啃从食堂领的干馒头和咸菜,北京气候干燥,馒头上常常印下干裂嘴唇的血迹。

文革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是我好朋友苏宁的父亲赵义熙先生。他是陶行知的学生。抗战时,他因是孤儿被送到陶行知在合川草街古圣寺创办的育才学校读书。文革时,他任重庆 20 中(育才学校)的校长。当时,他自己虽然还在挨批斗,却非常乐观,对党和国家的未来仍然抱有坚定的信念。有他的引导和点播,才使我们在文革那个十分混乱的时期,还一直保持了一种面对困难,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重庆武斗的时候天天枪声不断,那时非常痛苦、迷茫。有同学参加了武斗,我觉得虽然两派观点不一样,但都是同学,不可能出手去打人。而且,毛主席也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几个好朋友讨论的结果是:最重要的是制止武斗!于是,我们就坚持刷标语大字报去制止武斗。今天想来,这些做法似乎很天真,但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却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在做事情。

 

到农村当知青,梦想 30 岁也要上大学

到 1969 年,文革已经将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工厂停产,大学停止招生,

国家已经无力安排从1966-1969年以来的数以千万计的各级各类学校毕业学生的就业,于是就采取政治运动的办法,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最天真的疑问:为什么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却不让我们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便注定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谁也逃不

脱时代对自己命运的安排。

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当年的知青,但我们确实是带着理想下乡的。记得当时班上的学习委员肖邦观很激动地对我说:“看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肩负起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任务。”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虽然,我也没有弄得很清楚自己在农村如何作为?但这句话的确很鼓舞自己。那时,我本来已经办好回到重庆老家綦江通惠乡浸水村落户的户口,离我们城里的家仅100多里。这时,却突然听到广播电台播的一篇社论,其中有一句话打动了我:“要革命的远走高飞”。于是,我马上将已经办好的户口退掉,跟着学校大部队到了当时的四川省和湖南省交界的偏远山区,涪陵秀山石堤公社高桥大队徐家坪生产队落户。那时,交通非常不方便,从重庆到秀山石堤徐家坪生产队,路途上要花整整5天时间。

应该承认,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和浪漫情怀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经历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确给予了我们一种面对农村艰苦环境,战天斗地的激情和巨大的精神力量。当年我们几位要好的朋友,以少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座右铭,把农村艰苦的生活作为锻炼自己意志的机会,以苦为乐,并乐在其中。我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有共产主义远大而崇高的理想——它远大但并不渺茫,崇高但不脱离实际——那么我们所干的一切就有了更深刻的意义。哪怕是那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为了自己生活所必需的琐碎而麻烦的家务也渗透着向上的积极性。要把理想变为现实就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

我们几个朋友自愿组织了马列理论学习小组,还办起了农民夜校,为社员扫盲,讲农技知识,讲国家大事„„我很少记起农村生活的“苦”,却感觉生活是那样的充实和富有。

我在当年的日记中查到几段与夜校和山头广播有关的原始记载:

 

1969年8月14日 星期四 阴

……

知青到农村,我认为应为改变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而努力,把自己懂到的革命道理、

知识讲给农民听,使他们也有文化。目前,我认为除闲谈外,办夜校则是最好和最有效(当然还没有实践过)的办法。有计划的办几期夜校,利用农闲时期。每期夜校达到一定目的。每期夜校多长时间,多少课时,开设什么课,每门课由谁作教师,这些都应该考虑好。农闲快到了,是该动手准备了。

 

1969年8月30日 星期六 雨

夜校至今还没有一点眉目。自己想到一些,和徐冀鲁讨论了一下,还需要继续讨论,才订得出初步方案。

 

1969年9月28日 阴

“夜校”在形势逼迫下于昨日开始了。最感动的是干部们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老队长。没有这些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969年10月2日

也是一件使人感动的事情。昨天(凌晨)起码三、四点钟才睡觉(因民兵训练紧急集合,到区上执行任务)。今天一早,大家又都出工了。我们却一直睡到十一点钟。比起(农民)来,我们差远了,民兵是不应该像我们这样的。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事,今天一早春英仍然坚持了山头广播。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现在看来,当年的日记隔三岔五记得很零碎,也不完整。有的连星期和天气情况都没有记载,更谈不上夜校的细节了。我只依稀记得在生产队社屋教农民识字和读报的情景。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好朋友徐冀鲁商量提出办夜校时,还得到本生产队和其他几个生产队知青的热烈的响应。徐冀鲁为办农民夜校的事情,过年回家时还利用其父母亲都在高校工作之便,专门拜访了高校的专家。她很有雄心,甚至还提出过要办大学的设想。不管现在看来那时的理想是多么的幼稚和天真,但它却充满了年青人的热情、真诚、浪漫和执著。

001

在夜校成立一年以后的某天,县上突然下来了几位干部,说是要为夜校拍照片。因为在白天,为了拍照的需要,就将黑板抬到地里,靠在一棵树上,两个农民用锄头把撑着黑板,我在黑板上写上“要准备打仗”几个大字,生产队的社员老老少少来了不少,坐在地上听课,摆开了上课的阵势,总算是将像照

好了。对照相的事情,我当时很不情愿,一是因为夜校要坚持下去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二是因为这事是很多知青共同做的事情,却让我当了代表。后来,这张照片还在重庆知青汇报巡回展出,母亲在展出的照片中看见有我,很是高兴了好久。

我们高桥大队的知青当时是受到县里表彰的优秀集体。我和熊文书、彭昭秀、徐铁成作为先进集体代表,还出席了秀山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尽管获得了先进的荣誉,但我却仍然没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只把农村生活作为锻炼自己的机会。公社干部批评我说:“你什么表现都好,就是不说‘扎根农村一辈子’”。我说:“那是一句符合时代潮流的激进口号,不具有真理性。我是‘毛主席叫来就来,叫走就走。’”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命运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谁也说不准不久的将来,国家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的命运还会有什么改变。更重要的是,当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我在农村贡献自己力量的优势是做一名乡村教师,如果搞农业劳动,尽管我很努力,还是连队里的小孩都不如。我想的是:“哪怕30岁,也要上大学”。

回城,当了农资仓库保管员

1971年,知青返城招工开始。知青及家长们各使其招,纷纷离开农村。有同学在离开农村时嘲笑我们:“你们有理想如何?还不如我们走得快”。我给父亲写信说:“你是否也去开个后门,将我和妹妹调离农村。”父亲回信:“开后门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只能依靠组织解决问题。”读着父亲的信,眼泪禁不住往下流。我感激父亲在人生迷茫的时候,给了我指正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当时,公社以我在农村表现好为由,将我和我妹妹两人作为长期留在农村的对象,上报到县里。我知道这个消息后,步行100 多里到县城,据理力争,终于说服县里的领导,获得返城的资格。

1971年11月,重庆市农资公司来秀山招工,当时招工的师傅是兰庭铭,他是一位很正直的人。我与他素不相识,但当他了解我家兄弟姐妹5个,有3个在农村,2个在支边,就积极与市局联系,决定将我录入市农资公司,从此,我结束了两年零8个月的知青生活。

刚到农资公司,因备战需要,我们挖了半年的防空洞,然后分配具体工作。记得分配动员时,大家都写决心书,高喊革命口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从秀山一起招工返城的好朋友被分配到公司业务科室。上班地点就在重庆市正中心,最热闹的解放碑,回家只需 10 几分钟。而我被分配到离公司最远的郊区,井口仓库当保管员,仓库附近就是农药厂,空气里整日弥漫着农药的臭气,而且周末和假节日都不能回家。当时的心情极其难受,面对自己的真实内心世界,突然发现自己原来高喊的革命口号在现实面前经不起检验,很假!自己不是说“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吗?怎么分到偏远仓库就有情绪呢? 仓库不就是祖国需要的地方吗?这时,父亲又及时给我指点迷津。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仓库工作也是可以干得很有创造的”。那时,我刚好看到一本书,讲到孔子年轻时也守过仓库,这真让我开心得不得了。原来这么了不起的孔子也守过仓库啊!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开始愉快地规划自己的工作、学习,在仓库创造新的生活。除完成好本职工作外,还搞起了技术革新。仓库人少,我们一起开伙,做饭,种菜,养羊„„改善生活。空闲时间,就看书、练字、弹琴、唱歌„„每天,当夜幕降临,在公路旁的仓库宿舍小屋里,总会传来我们快乐的歌声。我还自己作词谱曲,创作了一首歌曲《我们是红色的仓库保管员》,编成舞蹈,和几个年轻人上台演出。一些朋友到仓库来看我,惊叹我竟然把如此单调、枯燥的仓库生活变得那样的富有诗意,充实而快乐。公司那些被分配到剧毒农药仓库的男生,开始悲观得很,后来也跟着我们

学,也创造起自己的意义生活。

在仓库干了两年后,我被推到公司担任行政秘书,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两年到基层的磨砺,组织上是为了培养年青干部。

每到周末,我们几位好友总会聚一起学习,讨论哲学、历史、语法、逻辑、写作知识。我从每月18.5元的工资中,硬性扣除5元,作为买书的费用。那时的书很少,也很难买,就四处去借。朋友从高校借来一本《写作知识》,我们每人都抄了整整一厚本。当时,我写了一首小诗和几位朋友共勉:“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登上知识的高峰/把整个世界俯瞰/大自然的奥妙/人类的秘密/在我们眼前展现/我们像小鸟/在人类社会的宇宙空间/自由飞翔/无所阻拦……”

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当时,我又被派到农村带了2个农场的30多个新一代知青。刚下去,正好遇上雨季,在泥泞山区的两个农场间来回奔波,不到一个月,就走坏了一双鞋。我虽然报名参加高考,却完全没有时间复习。直到离考试还有一周的时间,在好友晓峰的一再请求下,公司领导派人接替了我的工作,为我赢得一周的复习准备考试时间。我仓促上考场,考试结束又马上回到农场,完全不抱考上的希望。还对大家开玩笑说:“这次如果我考上了,全国人民都会考上。”记得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天,知青韩庄从公社得到消息后,十分兴奋,跑着回农场为我报信。我还在地里劳动,远远看见他,边跑边喊:“周-姐-姐,你考上大学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担心有人和我开玩笑。直到从农场回到公司,亲眼看到了西南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才真的确认自己考上了大学,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

那年,我正好30岁。

 

坚守神圣、科学而美丽的教育理想

大学毕业以后,我留校,在化学系作政治辅导员。这个工作离当居里夫人的理想相去甚远。差不多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但仔细想想,研究植物、动物都是学问,而研究最高级的动物——人的思想和行为规律,为什么不是学问呢?这是一项关乎教育终极关怀的伟大事业。我很快安心、热爱、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是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最早成立系的单位之一。化学系的创始人郑兰华教授是当时全校仅有的两位二级教授之一(另一位是文学院的吴宓先生)。郑兰华先生德高望重,为化院留下了“敬业乐业,严谨治学”的良好教风和学风,为国家的化学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批人才。但由于文革的十年浩劫,教育事业遭到空前破坏,化学系也不例外,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最严重的是师资匮缺,到 1989 年,我刚担任化学系书记时,整个系连一个硕士学位点授予权都没有。

我上任后,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到 2003 年我离任书记职务时,化学系已发展为化学化工学院,拥有了1个博士点和5个硕士点,为学院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这些成绩是全学院教职工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凝聚着我对教育理想的执着追求。一个学院事业发展的重担在肩,其间的艰辛,就是用呕心沥血,忍辱负重来描述,也一点不为过。

学院那批曾经为我们 77 级授课的老一辈教师,他(她)们很多都是郑兰华先生的学生,郑先生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他们。尽管化学系的报酬处于全校最低水平,但老师们仍然恪尽职守,严于治学。化学系的教学质量一直在全校领先。为了传承学院优秀的传统,建设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我提出了用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来凝聚学院的师生员工,这个价值追求集中体现在学院的院训上。经过集思广益,深思熟虑,最后确定化学化工学院院训为:“探广、索微、创新;求真、厚德、达美”。意思就是用创新的精神去探索宏观和微观世界的奥秘,并达到真善美的境界。这个院训凝聚了学院几代化学人的教育理想的追求和传承,得到师生的认同。最值得骄傲和欣慰的是,我们的院训不是为了完成上级的规定,而是自发于对学院办学规律的思考和文化自觉。仅从提出院训的时间看,也早于学校其它所有的院系至少5年。但我也很明白,院训虽然提出来了,但要让院训真正成为每一位师生员工职业人生动力的价值追求,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也是需要一个长期历练的过程。

记得我退休时,学院开了一个化学化工学院文化建设座谈会欢送我。会上,大家说了不少赞美之词,副校长李明讲的一席话,却让我有如遇知己的感动。他说:“周鸣鸣老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非常热爱教育事业,且极其感性,非常执着,最重要的是,她能将这几点集为一身,将事业办成。”仔细想想,我能在遇到任何困难面前勇往直前,不仅是因为自己具有作为教育工作者应有的责任和良知,更因为教育理想本身具有圣神伟大不可抗拒的魅力,以及在探索教育规律解决问题所带来的无限的创造性乐趣。

教育是圣神、科学而美丽的。对教育事业规律探索的创造性赋予我一直坚守教育理想的激情。我一直坚持将工作与教育科学研究结合,用科学研究指导自己的工作。西南大学的美育、美育心理研究在全国都是有较大影响的。大百科全书中的美育和美育心理两个词条都是由我们学校原教育系的两位老教授徐国啓和刘兆吉撰写,刘兆吉先生还创建了“美育心理”二级学科。在刘兆吉先生带领下,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美育研究团队。从 1987 年开始,我参加刘兆吉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七五”美育心理研究课题,从主研到主持全国教育科学“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规划美育科研项目共6项,将美育理论运用于学校精神道德教育和教学实践,不断努力学习现代教育新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探索新时期学校精神道德教育的规律。几十年来,坚持教育研究实践 “从实际出发,探索规律,注重实效,创出特色”。

我自编《化学美育》讲义和教材,先后为研究生、本科、专科、函授、网络学院各种类型和层次数千余学生。担任了《高校美育》、《化学美育》、《教育美学》等美育课的教学。2002年,赵伶俐任主编,我任副主编的《高校美育》教材被列为高等教育出版社 100门精品课程立项研究项目。2006年《化学美育》荣获西南大学课堂教学优秀奖,我作为教师代表在大会上作了题为《用生命拥抱的事业》的发言。有同学评价说:“在《化学美育》的课程中,周老师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带领着我走进了一个个富有诗意的画卷。教会了我在学习化学当中,要从对化学科学的认识上升到诗意的感受,从科学的逻辑思维上升到艺术的创造。在生活中处处有美,我们自己也能处处创造美。”“每一次化学美育课都使我全身心得到一次高尚的洗礼,摆脱掉了世俗的尘埃。”

我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审美化德育课程结构与实践研究”历时6年,提出了“审美化班级建设模式”倡导学生在班级建设过程中的主动自觉、自由创造的主体精神,很受学生欢迎。该模式进行了四轮教育实验,均收到较好效果。2000级美育实验班被评为重庆市优秀班级。指导的本科生创新基金课题“班级审美化管理对大学生集体主义情感影响的实验研究”、“中国杰出化学家审美素质与成就相关性研究”分别获西南大学首届创新基金三等奖和“挑战杯”三等奖。2005年我荣获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美育专业委员会优秀美育工作者。

002

2006年,在我退休之前,又担任了学院首届创新实验班的班主任,我觉得这是上天为我最后的教育职业生涯馈赠的一笔宝贵的礼物。和一群朝气蓬勃富有理想和创造性的优秀青年在一起,有什么比这更幸福!我运用审美化班级建设模式在这个班开展工作,同时,指导学生进行的“运用美育的方法对化学创新人才培养试验研究”,获西南大学 “含弘杯”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创新班学生为解决造纸废液问题,还组织了一个“梦七”科研团队,在我 77 级同学,西南大学杰出校友,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尹应武的指导下,共同参与科学研究“分段式提取纤维的制浆新工艺” 取得突破性进展,申请到两项国家专利。项目获得重庆市大学生科技项目“挑战杯”特等奖,全国大学生“挑战杯”三等奖。更可喜的是,这个产品历时近 10 年的研究,目前已正式投产上市。现在市场上销售的环保纸巾“斑布”,创新班“梦七”的学生就是最早的研究人员,他们还拥有这个产品最早阶段的专利权。学生王有勍、钟伊南等参与全国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高灵敏癌胚抗原免疫传感器的研究”;冯璋等参与实验项目

“手性不对称合成”,发表了影响因子达5.0以上的学术论文;

 

2006年带领创新班学生考察北碚文化,在卢作孚墓前合影留念

2008年,我主持的《高校美育》课程被评为重庆市精品课程。创新班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团支部。我被评为重庆市教委师德标兵。其实,在我的心中感到最重要和最高兴的

还是:“学生的发展高于一切荣誉”。

最有意思的是,在 42 岁那年,学理科的我竟异想天开地学写电视脚本,想把美育的方法运用于学生的品德教育中。记得当时撰写的一个反映大学生品德现状的电视脚本《不和谐的音符》,和学校电教系老师一起拍摄、制作。后来,又写了一个关于大学生毕业教育的脚本《在人生已经和未知的边界》。2014年,在我66岁那年,中央电视台老故事频道栏目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他们在向我采访卢作孚的事迹之后,主动提出合作拍摄关于卢作孚故事的纪录片,我撰写了脚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卢作孚》。2015年6月,记录片拍摄制作完成,并在央视老故事频道播出。没想到,那个伴随着我25年的梦想,竟然在冥冥之中得以实现。

 

学化学的我,遇见了卢作孚

遇见卢作孚,对于学化学专业的我来说,是人生中的一件非常重要而奇特的事情。

1995年,我还在化学化工学院当党总支书记的时候,为寻找与高校联合办学的企业单位,有人向我建议去找民生公司,原因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很重视教育。非常惭愧的是,那时,我连卢作孚是谁都不知道。我从字典上查到了关于卢作孚十分简略的介绍。研究历史的爱人在书店为我买了一本《卢作孚文选》。没想到,书一到手,我竟被深深吸引和打动,以致通宵达旦。

那真是一座充满人生智慧的金矿啊!卢作孚只上过小学,靠勤奋努力,博览群书,自学成才。我惊叹,他在短短的一生中为国家做出的丰功伟绩。我仰慕,他为国为民两袖清风,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人格。

作为爱国实业家,他白手起家,从一艘七十吨小客轮开始,创建了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打破了外国势力垄断长江航运的局面,维护了我国在长江内河航运的主权。被毛泽东赞誉为发展我国近代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个实业界人士之一。

作为社会改革家,他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提出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北碚作为实验基地,进行了乡村现代化建设。在短短十几年间,就使峡区的工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市政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盗匪横行的小镇驰名中外。

作为教育家,他提出“教育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教育为救国之不二法门”等教育主张。他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实践。最令人感动的是,这

位赫赫有名的中国船王却说:“自己现在是办企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我之喜欢北碚,胜于自己所主办的事业,也正因为它是一个优良的教育环境”。

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一生创办了 60 多个企事业,至死却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和一寸房产。他说:“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幸福,而在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享受,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爱的报酬!一点儿月薪、地位……算得了什么!” 一种对圣贤仰慕的神圣,一种与智者交流的快乐,一种对真理发现的激情,以及由此被激发的创造冲动,在不断增长。当晚,我萌发了举办《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的念头。早上 5 点钟,我憋了一夜的话没人讲,便迫不及待地将还在熟睡的爱人推醒,告诉他我想举办一个“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的学术研讨会”的想法。爱人怎么也想不到,学化学的我会萌发这样的念头,觉得有些不太可能。第二天,我马上开始行动,找到化院院长黎植昌教授,他也被卢作孚的精神深深感动,非常支持我举行学术研讨会的想法。于是,我们一起到民生公司找到卢作孚的二儿子卢国纪先生,找到北碚区的书记和区长,也得到他们的支持。那时,我已知道卢作孚的孙子卢晓钟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他当时在香港民生公司任总经理。但我一直没有向卢国纪先生暴露我和卢晓钟的同学关系,因为,我认为要办成一桩事情,重要的在于共同的价值追求,而不在于拉关系。举办这个全国性会议,从方案策划、会议申办,筹集经费、组织研究力量、撰写论文、办展板、邀请嘉宾……一直忙到会议圆满结束。期间,历尽了种种艰辛。记得会议开幕式前的那个夜里,我一整夜没合眼,因为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请来了许多知名专家学者,重庆市、北碚区的四大家领导都来参加,会议代表 100 多人,这么大的场面,我也从未经历,担心弄不好,出问题。清晨,竟然内火上攻,整个脸都肿起来了。爱人默默在一边不停地安抚我,定下心来之后,我在嘴上脸上擦了些牙膏,红肿的脸竟然神奇地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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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会议作为卢作孚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被记入历史。我爱人亲眼目睹整个全过程,十分感叹地说:“没想到你 40 多岁,还有如此大的创造力,竟然平地生成了这

由我发起召开的“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会场                     样大的一件大事。”

1997 年,我到北京参加我们学院与清华紫光集团合办的紫光英力公司的董事会议。紫光集团总裁张本正、书记颜宁很正式地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想调我到北京清华紫光集团工作。我竟然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回答说:“我很热爱北碚,准确地说热爱卢作孚。” 二十年来,我和其他老师一起,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与民生公司合作,成立了卢作孚研究中心,多次举办了全国、地方各级学术会议推进卢作孚研究;还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上海华东师大、厦门集美大学、南昌财经大学、长江师范学院以及中小学、企业、农村、社区,为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宣传卢作孚事迹近 100 场;在学校开的《卢作孚与北碚文化》课程还获得学校教育改革一等奖;我们组织指导的学生社团“作孚学社”,深入农村社会调查、办展板,与地方联合创办农

村社区“兼善文化课堂”等多种实践方式,让卢作孚精神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弘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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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纪念卢作孚乡村建设 80 周年,带学生考察北碚文化,并亲自为学生讲解 

记得 2007 年,为纪念卢作孚乡村建设 80 周年,我们开展了系列活动。我指导学生设计制作《魅力北碚  文化瑰宝》宣传展板,在广告公司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又赶到教室,上午上 3 节课,晚上还上 3 节课。展板展出时,我亲自带着学生考察北碚文化,并为他们进 行讲解。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学习卢作孚的精神和智慧,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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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法罗大学司昆仑、戴福士交流卢作孚研究

2013 年,我和李雪垠博士还接受了美国布法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司昆仑的邀请,到了美国交流卢作孚研究。在美国短短 6 天的时间,到了布法罗大学、威廉姆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 5 所大学与美国学者司昆仑、戴福士、罗安妮、雷顿、曾满超、李丹柯交流。

希望让卢作孚的精神财富从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服务。

卢作孚精神是一份滋润生命的巨大精神财富,当我把卢作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传达给大家的同时,也让自己的生命充满了创造和欢乐。

认识温铁军教授,努力恢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对温铁军教授仰慕已久,认识他看似非常偶然,实则却是因为乡村建设事业的必然。

2005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三农”问题为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也许,因为有

在农村知青生活的那段魂牵梦绕割舍不断的情怀和经历;也许,是因为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建设先贤们的感召和激励,我开始关注并走向农村。

2006年2月至6月,我发起和组织了西南大学300多名大学生,调查了学校所在地重庆北碚地区农村的教育状况。那次调查的结果让我了解到农村对教育的迫切需求。撰写的调查报告在全国、重庆市、北碚区多个学术会议上交流,并获奖。在参加我国第一个农民大学海南儋洲的农村社区学校的成立庆典活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全国著名的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记得温老师温和、急迫并带有批评的口气说:“周老师,你们已经落后了,全国的高校很多都已经走在了前面,你回学校要加紧行动!”

之后,每年假期,我都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下乡支教从创办农村社区兼善儿童学校,到校地合作共建农村社

区兼善文化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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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北碚水土镇创办农村社区兼善儿童学校

我特意将农村社区学校取名“兼善”,也意在继承卢作孚先生当年办学以“兼善”命名的良苦用心,从小培养孩子“兼善天下”的“家国情怀”,以克服中国人长期受小农经济影响,只知家庭和亲属的自私自利心理。我还以卢作孚的教育思想作为指导,组织学生编写了《我爱北碚》乡土教材,并进行了教材的课程资源库建设。

希望卢作孚精神和北碚的乡建文化走向世界!这一直是我多年的一大心愿,而这件事情需要一位领头人来做。2009年,我借到清华大学参加中国教育学会高校美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的机会,去中国人民大学,拜访了温铁军教授。温老师非常忙,他下午有课,课后还要乘飞机去贵州农村考察。他接到我的电话,答应用中午休息时间接待我。我见到温老师时,他一脸疲惫,却很认真地听我说事。我说:“民国时期,北碚有4个世界级的人物: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都在那里办了学,是一笔很罕见的宝贵资源。希望温老师能整合中国乡村建设各个流派的力量,让中国的乡建文化走向世界!”温老师回答说:“我的确很忙,不过,你说的这个事情还真是一件事。”于是,我们马上商量决定,由西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碚区联合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温老师将会议名称定为“中国乡村建设多元文化与统筹城乡发展高峰论坛”。回到学校后,我向分管科技工作的周常勇副校长汇报,周校长迅速拍板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办会。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和准备,于2011年11月,“中国乡村建设多元文化与统筹城乡

发展高峰论坛暨卢作孚诞辰118周年学术研讨会” 圆满举行,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农业部党组织成员、人事劳动司司长梁田庚和温铁军教授、重庆市、北碚区领导出席会议。

还有来自全国研究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乡村建设的专家;“三农”问题研究专家;致力于新农村建设的志愿者共1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的召开,使北碚这片厚重的乡村建设文化的土壤呈现出一派蓬勃的生机。温老师实地考察了北碚乡村建设文化遗址后,指出:北碚是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诞生地,意义重大,全世界都会来这里朝拜,建议恢复中国乡建学院。我将温老师这个建议报告了分管科技工作的周常勇副校长,周校长雷厉风行,当即就向学校黄蓉生书记和张卫国校长发短信作了汇报。下午,周校长收到了黄书记和张校长回复的短信:“常勇:收悉。和人大共建乡建院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很好。如果来得及下周星期三办公会可讨论方案。辛苦了!周末愉快!黄蓉生”

“常勇辛苦了,建议非常好,精心策划一下,力争做一个大项目。张卫国”。可见,学校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周校长同时又给我回复短信指示:“刚才短信请示了黄书记,她很赞同,请统筹学院与作孚中心尽快做方案。谢谢!2011.10.30下午2点16分。”之后,为恢复中国乡村建设的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其间,我为这件事情写的各种沟通协调信件不下200封。

中国乡建学院于2012年12月8日在西南大学挂牌重建,并同时举办“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南南论坛”,全世界有2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为北碚乡建文化走向世界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担任院长,温铁军教授担任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建学院成立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交流,搭建了与国际乡村建设合作的平台。

2012年,我被受聘为中国乡建学院特邀研究员。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校地共建农村社区兼善文化课堂有更大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同学和老师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活动中。从2012年以来,我们在全校招募了6批大学生农村文化员志愿者,组织去了北碚歇马镇天马村、金刀峡镇响水村、胜天湖村、龙凤桥镇龙车村、巴南鱼池村、黔江杉岭乡、四川雅安等地。开展文化调研,支教、环保、文明礼仪教育、文娱演出活动。西南大学老教授协会的专家学者们和一些年轻的博士,发挥其学科优势,也参加到弘扬卢作孚精神,共建农村文化站建设中。农学专家到农村田间地头指导村民开展生态种植、养殖;教育专家们辅导大学生开展农村教育文化调研、课堂教学、亲自互动教育、环保教育实践活动,还创作弘扬卢作孚精神的文艺节目,帮助志愿者排练演出,指导志愿者策划与村民联欢的文艺演出;体育专家指导学生开展村民亲子趣味运动会„„总之,高校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潜力实在是太大。我们农村文化员志愿者的活动,受到当地政府和村民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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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带领大学生文化员志愿者举办“龙车村冬季亲子趣味运动会”

2014年12月12日,龙车村作为首个校地合作,创办农村社区“兼善文化课堂”和 “爱故乡文化促进会” 的试验点挂牌,北碚文化新闻出版局、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重庆中华职教社三家正式签订协议。温铁军老师在百忙中出席了挂牌仪式,并为村民和志愿者作了《校地携手,共建美好家园》的报告。

 

尾声:梦还在继续

我不得不感叹:人生命运的奇特,竟能将追梦居里夫人和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志愿者,这两个看似相去甚远,毫不相干的角色,却自然天成地都安在了我的身上。而其间演绎的当知青、农资仓库保管、大学辅导员、书记、研究员所经历的各种故事,也那样顺理成章地穿插其中,让我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个人的命运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其命运外在形态是多样的,但只有内心世界中,那份明心见性的澄明追求、良知、智慧和热情,才是真正牵引着自己去实现人生梦想的巨大力量。

我很喜欢钱理群先生的那段话:“中国的乡村改造与建设是一个关系国家与世界命

运,具有高度学术性与科学性的,富有创造性的,需要吃苦耐劳的艰辛而伟大的事业,并值得为之献身的。”[1]这段话道出了无数先贤们前仆后继,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真谛。这

的确是一桩涉及人类文明终极关怀的事业。

我很高兴,当我人生的夜幕降临,能加入到乡村建设这支富有极强的使命感,又充

满个性的朝气勃勃的队伍。我结识了这支队伍中,很多既富有才干,又脚踏实地,真诚、热情、执着地投身乡村建设的朋友。

2014年,我应邀到福建农林大学参加全国第二届爱故乡人物颁奖仪式,见到一批长期投身乡村建设的优秀人物。尤其使我感动的是河南王拱璧研究会理事长窦克武老先生,他致力河南先贤王拱璧研究三十年,推动乡村建设事业。现在,他已经85岁高龄,却还在拟定他未来的十年工作计划。真是让我惊叹不已!之前,不少老师见我退休后,不在家歇着,而是东奔西跑,带学生下乡,就问我:“你还要跑到什么时候哦?”我顺口回答:“到85岁吧!”我怎么也没想到,85岁的窦老,还在拟定他未来十年的计划。

这让我想起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首歌。

我也想说:乡建人永远是年轻!梦还在继续……

 

[1] 钱理群.农村与我们【A】.载:夏中义 丁东主编.大学人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8 月.p21.

其他文章:http://wikipeacewomen.org/wpworg/zhs/?page_id=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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