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在我心中，母亲李瑛一直是那么年轻，一直如精壮有力的汉子般撑着这个家。直到几年前的某一天，我才惊然的发现母亲老了，头发白了，腰也弯了，人已是枯瘦如材。这时，一种强烈紧迫感油然而生，觉得陪伴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甚至是屈指可数，于是我开始计算母亲的年龄。到今年，母亲整整60岁。6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母亲的这60年是勤劳和艰忍的60年。
母亲的幼年时期
小时候，总是听母亲说起她小时候的事情。母亲的幼年，堪称可怜。
母亲出生于1955年，在她7岁的时候，外婆因病去世。母亲说外婆很能干，因为外公那时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家里家外什么活都由外婆打理，犹其擅长做鞋、编背篓和草帽。母亲有3个哥哥，3个弟弟，2个姐姐。而外婆的这些才能，只有大姨学到一些。可是，外婆逝世没多久，大姨也因病离世。所以，外婆的那些才能，二姨和母亲一丁点都没有学到。
外婆去世之后，一个亲戚劝外公回村，说集体分粮食的时候，你这一堆娃娃怎么办？粮食都扛不回来。后来，外公就回了村，开始带着我的舅舅们挣公分。
对于母亲的成长来说，只能是自己一路跌跌撞撞地前行着，有时跌在路上连扶一下的人都没有。
外婆去世后，一些女人干的活由二姨和母亲接手，可母亲和二姨完全不会，吃了不少苦。那时根本买不起鞋，都是自己扯布做鞋，而舅舅们的布鞋全由她们姐妹负责，从纳鞋底到做鞋帮，她们不知道扎了多少次手指，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双丑得被舅舅们嫌弃的鞋子之后才学会了鞋子的制作。母亲总说，那时她们总是扎得自己哭，可外公还得逼着她们做下去，因为她们不做舅舅们就没有鞋穿。干农活需要草帽，这个也得由自己编。小麦杆上取那截韧性最好的作原材料，靠双手将这些原材料编织在一起，形成草帽。母亲编来编去总是不像，外公就让她去看泡菜坛子，让她照着坛沿编。后来，在我上小学六年级时，还穿过母亲做的布鞋，也帮母亲从小麦杆上取过草帽的原材料。不过，那时母亲做出来的东西已经很精美了。
在这众多的舅舅和姨娘中，只有二姨和二舅父没有上过学。母亲常说，虽然她只上完了小学，但她还是很庆幸外公送她去上学。本来外公也不打算让她去上学，因为家里面实在是需要人照应，可是外公想来想去，留下有些口吃的二舅父和老实巴交的二姨在家里干活，其他的都送去上学了。
学校离村子有近一个小时的路程，上学的路上是开心的，一路上和小伙伴们说着笑着，从山上往下跑。每天中午放学后再从山下一路往山上爬，回家喝点照得见人影的稀汤之后再带着背篓回学校。下午放学，和小伙伴们背着背篓，到山上割一背篓草后再回家。每天如此。
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常笑着对我说外公特偏爱三舅，因为三舅特别聪明，胆子还大。有一年过年前，家里分得半斤红糖，这是过年包汤圆作馅用的。三舅舅趁外公不在家，让二舅和母亲帮他把放红糖的柜子打开，他把红糖切了一半出去吃了，母亲和二舅一点没吃到。外公回家发现后，三舅说是二舅和母亲偷吃的，外公气得一把就把他们俩丢到门前的冬水田里。冬天的天冷，本来衣衫就单薄，再丢到水田里，哪受得了。幸亏，村里的另一个老太太碰着了，把他们俩捞了起来，说了外公一通，这事才罢。我懂事之后，和外公提起此事，外公笑着说那时的物资实在是太过于紧张。
如今，我才明白母亲的坚韧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在环境中炼就的，而她的火爆脾气完全是随了外公。
母亲的青年时期
母亲成人之后，里里外外已是一把好劳力，加上长得又漂亮，媒人可以说是踏破了门槛。偏偏，母亲却嫁给了离外公家有近三个小时路程的父亲，而且这两家还不在同一个镇。这一嫁，不是幸福的开始，而是一脚踏入了风雨之中，有时代的原因，也有父亲性格的原因。
之所以从一个镇嫁到另一个镇，是因为我的姑姥姥。姑姥姥嫁在这个村的第8生产队，而父亲家在这个村的第7生产队。父亲也是幼年丧父，我的奶奶带着他大哥、姐姐和他三个孩子改嫁给村里的一位兽医，奶奶后来生下小叔。虽说那时的妇女已经解放，但奶奶在那个家里的地位还是比较低，所有事情还是父亲的继父说了算。为了生存下去，父亲只得像牛一样地干活。他常说他小时候经常要天不亮就起来，跑很远的山路去挑煤炭，通常是天不亮就走，到天黑才能到家。年纪小的时候便从50斤开始挑，随着年龄的增长肩上的担子也慢慢往上加，刚开始时挑得肩膀出血，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之后偷偷哭一哭，然后接着挑。这样勤劳的父亲，被我的姑姥姥相中，说谁嫁给他会享福。于是，她来来回回跑了好多回，又让本姓的长者去说合，终于让我的外公同意把他的小女儿嫁给我的父亲。
订婚后，父亲便去新疆参军，三年后退伍回来被安排在工商所。他们结婚没多久，父亲自己动手打土砖，自己开窑烧瓦建房。在新房子还没封顶的情况下他们便被分了出来，只得到一口袋谷子。外公第一次到他们的新家，居然连一把坐的椅子都没有，外公觉得他们太可怜，便拎了几把椅子送了过来。
1980年，我的大姐出生，1982年我的二姐出生。那时正好赶上计划生育，想要男孩的父母便把二姐送了人。之后，母亲又怀了老三，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我的三个舅舅带着母亲，于半夜逃回了娘家。可最终，老三还是被我们村当时的村长告发，被强行引产。也因此，我的父母和村长结下了仇怨，至今也解不开。
我长大之后，常听村里人说起我的大姐，说她聪明漂亮，4岁就能帮家里看家，还能帮母亲干些活。1984年，大姐淹死在村长家的池塘里。当天，母亲下地收油菜籽，把4岁的大姐寄在奶奶家，奶奶要照看我的堂姐，顾不上我的大姐。于是，大姐自己跑到嫁在本村的姑姑家去玩，她和我姑父的小侄子一起上山摘野桑椹吃，染得身上花一块紫一块的。回到姑姑家后，两人直接到姑姑家的水缸里去洗手，被姑姑训了一通。之后大姐就离开姑姑家，到村长家的池塘边上，至于怎么掉进去的，谁也说不清楚。
母亲从地里回来，到处找不着大姐，后来见村长家池塘里浮着大姐的一只鞋，于是便拿笊筢在池塘里捞出了大姐，捞上来已没有生命迹象。也在当年，我的二姐也在她的养父养母家病逝。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一连串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幸好，1986年5月，我出生，1987年10月，弟弟出生。虽然，弟弟的出生也不易，被罚款自是不必说，甚至是到他11岁时，村干部还要收超生费（当时村干部收费的名目可谓奇特）。
1988年初，我的一位在中学当校长的本家大伯见另一伯父开大货车赚了钱，于是便让父亲与他合伙，买大货车去拉货。父亲辞职去上驾校，之后借钱买了大货车。开车的三年中，不仅一分钱没赚着，反而欠下了一屁股债。父亲在外跑车的时候，母亲一个人拉着我和弟弟，家里家外像个陀螺一样地转着。
至今我的脑子里还有一个画面，像是刻在我的脑海中一般。
那年我具体几岁已经忘了，只记得母亲手里牵着我，背上背着弟弟。当时，家里来了一群人，有我的外公，也有我的四舅，其余的几个人我不认得了。只记得当时一群人起了争执，把我吓哭了，后来还放倒了我家屋后的一些大树。等我长大后问起母亲，她说当时是父亲开货车欠了债，我四舅担保向信用社借了贷款，到期后人家来追债，家里拿不出钱来还，只能被逼着卖树还款。
1994年，父亲外出打工。在我的记忆中便是我坐在小板凳上，趴在椅子上，在昏黄的灯光下写作业，而母亲则忙着烧火做饭。吃完饭后，我们洗漱上床睡觉，母亲则开始一刀一刀地剁猪草，剁碎后放到大铁锅里煮，这一锅煮着三四头猪次日的早食，一煮便是一个多小时。有时我作业做不完，睡得晚了，能看见母亲坐在灶堂前一边往灶里传火一边打瞌睡。
父亲出去打工之后，家里的经济稍稍好一些。我们村离镇上的邮局有四五个小时的路程，每次收到汇款，母亲总是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早早地赶到邮局。可是，那时有汇票也未必能取到钱，总是要跑个两三次才能取到钱。取到钱之后，母亲先是坐车到另一个镇上还钱，还了之后再走大约四个小时的山路回家。往往到家天还没黑。如今，母亲总是和我感叹那时她的年轻，而我们也还算听话，没在家里闹出什么乱子来。
母亲的中年时期
母亲的中年，伴随着父亲的上访，日子过得更加艰辛了。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村里小学只有三个老师，一个老师带一个班，我们班28个人，是人最多的班）提着和了水的白灰桶，在全村村民家的墙上刷标语，什么“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还有什么“村民自治”啥的。当时，完全不理解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慢慢长大一些，开始明白村里一有选举的时候老师就会刷这些标语。但我们村的村长一直是乡里任命的，这一上任便是十年，于是这些人便成了恶霸。
有一天，我在家听见村长在邻居家里大声叫骂，我跑过去看，原来是村长带着人在她家收提留款，邻居家是个寡母带着三个儿女，根本拿不出钱来支付。所以，村长在她家指着她骂，什么粗俗的话都骂出来了，差点还要动手打人。最后，邻居家承诺几天后付清，村长才带着人骂骂咧咧地离去。这种粗爆行为还算是好的，还有妇人被他们逼得喝农药自杀的。
这样的村组织，村民们终究是无法忍受。1997年，村里要换届选举，村里的一些人在天黑后偷偷到我家，劝说父亲组织大家把村长换掉。选举很成功，选出来的也是大家满意的人。可乡里不认，说选举无效。父亲带着人和乡里理论，乡里说他们认可的才算数，村里选的算不得数，他们想让谁当就让谁当。
父亲一怒之下便走上了上访之路，先是县里，后来是市里，最后是北京，如此反反复复多年。从一开始的换村长，后来查乡里的贪腐，以及乱收费问题。这是一条无休止的不归路，可是父亲却不管不顾，倔强地一条道走到黑。黑社会的敲打，以及相关部门的抓捕和招安，村民们的各种异样的眼光甚至是恶毒、污蔑的话语也随之而来。这种情况下，母亲不光要担惊受怕，还要资助父亲在这方面的经费以及我们姐弟的学费和家里的其他开销。于是，母亲除了养猪之外，还养了很多鸡鸭，地里也种了很多蔬菜。我们家离外公家所在的镇上比较近一些，有三四个小路的山路的路程，每逢赶集天都将蔬菜背去贩卖，她往往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出门，打着火把背着沉重的背篓一个人翻山越岭，走到镇上刚好开集。卖完菜之后，她便空着肚子翻山路，回到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这种经济上的困顿，直到我工作以后，才有所缓解。
后来，我们在镇上买了房，母亲住到镇上之后，她还坚持种地，时时弄一些东西去卖，乐此不疲。我总劝说她不要那么辛苦，她总说现在这点事不算辛苦，说她以前翻山越岭背蔬菜去卖那才叫辛苦，那时卖不完还得往回背，去晚了没地方摆摊，还被人赶来赶去。
母亲老年时期
刚开始出去工作时，我基本上是一年回一次家，有时是三年回两次，每次回家，呆的时间都是一个星期左右。出门的时候，母亲总是送我上车，每回都不舍，偶尔还流泪，而我总是很轻松地扭身就走。
忘了是哪一年年底回家（可能是刻意去忘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吧），我未进家门便听闻我家牛一脚踩在母亲的背上。我有些惊慌地赶回家，看见母亲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她的腰已被牛踩断。后来，骨头虽然被接上，但她的腰也有些弯了。之后，我每一年回家，先是发现母亲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后是发现白头发越来越多。我才发现，母亲已进入老年时期，那个强悍的母亲已然变成一个直不起腰的老太太了。在生活的重担之下，她比同龄的老人更显老。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一年比一年强，觉得陪伴母亲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一遇假期，我总是想方设法回家陪伴她。而她此时的愿望，便是我和弟弟能平安，幸福。
母亲幼年丧母，青年丧子和被逼引产，中年在各方的围追堵截中独自撑起家里的一切，老年才稍稍安稳一些。母亲的这些年，可说是坎坷，艰辛，一路披荆斩棘地走过来，浑身都带着伤。要不是她的勤劳和坚强，她根本支撑不到今天且一直心存善念。感谢母亲坚强地撑起这个家，愿母亲健康，长寿。
纪杨
201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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