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庆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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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庆芬:坚守与执念,一个人的村志

转载自 “爱故乡”计划  http://blog.sina.com.cn/u/3175307963

推荐人及作者:李向振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推荐理由:

北京顺义区史庆芬女士在长达四十多年担任村干部过程中,见证了沙井村的历史变迁,在各个时段都为村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尤其在1998年、2003年两次搬迁上楼过程中,其作为主要村干部之一积极协调村庄利益与动员全村村民,最终实现全部顺利完成搬迁上楼。其在担任村干部期间曾接待过学界杜赞奇、黄宗智、内山雅生、张思等学者,并深受影响,于1995年前后开始注意收集本村史料,多次寻访曾在1940年代接受日本“南满”铁路调查员访谈的老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生活史料。2007年史庆芬退休后,开始着手整理和写作沙井村村史,并先后于2013年、2014年先后完成《沙井村的变迁》、《沙井村纪事》两本村史。期间史庆芬还组织村里老人报了老年人书法班,并说服村委会不定期举办老年人书画展,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鉴于以上事迹,本人认为史庆芬老人完全有资格参与评比“2016年爱故乡年度人物”,故特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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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史庆芬与作者

过去有种说法叫做“村子富不富,关键在干部”,还有种说法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村干部算不得“官”,但这些人在老百姓眼里是地地道道的“当官的”。正如老百姓常说的“县官不如现管”,这些人正是村子里大事小情的“现管的”。如果把村落比作一个人,村委大院应该就是村落的心脏地带,而村干部往往就是那颗心。只有深入了解这颗“心”,才会发现原来每颗跳动的“心”背后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北京顺义区沙井村史庆芬就是这样一位村干部,她先后在娘家村和婆家村担任村干部长达四十余年,历经集体农业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税费改革时期以及现在实现了全村顺利搬迁上楼。在担任村干部期间,她深得民心,曾多次作为先进典型得到上级表彰。退休之后,抱着“为子孙留史”的愿景,从学习现代拼音字母开始,耗时七八年写作完成《沙井村的变迁》、《沙井村纪事》两本意在留存资料的村史著述(而实际上她早在1994年前后就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了)。现在年逾七十的史庆芬积极参与沙井村的各项集体活动,同时参加了邻村的书法班,并说服沙井村村委会定期举办老年人书画展,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史庆芬老人的生活,去感受一位老村干部的魅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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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井村村委会

娘家村与婆家村的村干部

史庆芬生于1945年,娘家为北京顺义区东马各庄村,婆家为顺义区沙井村。1962年12月,时任东马各庄村支部书记的乔占云找到初中辍学回家的史庆芬,让她担任村会计。这个消息给史庆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自辍学在家以后,她一直在琢磨如何能不把学到的知识浪费掉,这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她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别提多高兴了,这是当时初中毕业生被安排工作的第一人,当时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听从组织的安排,努力干好本职工作,多多学习业务知识,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母亲和哥哥显然也为此事感到高兴,勤恳贤惠的母亲一再告诉她要做到一尘不染,要管好集体财产。而哥哥则在每天晚上下班回来后,教她算盘知识,从拨珠到背诵加减乘除口诀,没过多久,史庆芬即已练就一手打算盘的功夫。当时东马各庄村大队大都是农民出身,多数不识字,因此,大队里许多文字性工作就交由史庆芬去做,比如在1963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东马各庄村工作即全部由史庆芬组织完成的。到1964年“四清”运动时,史庆芬已经成为村支部团委书记。由于工作比较突出,后来还被推选前往内蒙古进行组织学习,不过随着“文革”的爆发,此事最终未能成行。

1967年经东马各庄村某李姓大妈介绍,时年22岁的史庆芬结识了沙井村村民杜槐。当时杜槐还在山东掖县当兵。在那个年代,参军被认为是极为光荣的事情,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所以在初次看到长得白净帅气的“解放军”杜槐时,史庆芬还是比较满意的。她回忆道:“他人长的很帅气,特别英俊,性格沉稳,在农村属于老实巴交型的青年。”两个人互通信件一年多,在1968 10月22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邀请双方亲戚吃了顿酒席,就算结婚了。结婚后七天,老杜继续回部队服役,史庆芬则回娘家继续当村团委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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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庆芬与老伴

两人结婚后,第二年即1969年3月,史庆芬的组织关系等才正式转入沙井村,从此正式成为沙井村人。没过多久,时任沙井村村支书的杜作新就邀请她出任沙井村主管会计,并在当年4月前往县里参加会计培训班。时隔近五十年,她还清晰的记得,当时村里出纳会计是崇淑英,劳日值(即出工一天的劳动价值)是0.825元。然而,满怀喜悦准备继续大干一场的史庆芬,被村里一些琐碎事务缠住了。刚上任不久,她就不得不面对陌生村落里的“派系”问题,“当时的百姓,做事不讲情面,有事不是逐级请示解决,而是针锋相对,越级上告(当时不叫上访)”,面对这种情况,她挨家挨户摸底做工作,直到将所有关系理顺。

1974年1月,因工作出色,史庆芬被选为村委会党支部副书记同时兼任妇女大队长(相当于妇联主任)。同年11月,全县范围的“整党”工作开始,沙井村全体党员干部都被集中到公社举办的党员学习班。由于个人原因,村委会原党支部书记刘振海辞职,经村里党员大会选举,大家一致推选史庆芬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职。考虑到家庭生活压力等因素,史庆芬一再推脱,但当时学习班规定不选出新村委会班底,学员就不能回村劳动。“为了大家不再辛苦,一咬牙就答应下来,11月22日正式接任党支部书记。”就这样,年仅29岁的史庆芬开始在婆家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当上村支书后,1975年史庆芬率领村委会成员,将在土地改革时期某地主家上缴的五间房(属于大队所有)拆掉,拆下来的砂石料和木料用作新的村委会办公室建筑。为减省劳动力支出,拆房建房主要都是组织大队后勤人员出工。从3月到6月,五六个人干了三个多月,房子终于基本完工。由于村里经济困难,房子盖完后,没有覆瓦钱。史庆芬以村支书身份找到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王勤芝及副书记张金铎。在听完史庆芬陈述后,公社党委经过讨论,决定给予部分资助以帮助沙井村大队办公室覆盖瓦片。这样到了11月,一排共计11间村大队新办公室建好并在翌年正式投入使用。后来这座办公室在1990年代被拆掉并在原基上翻建了三层办公楼,一时间甚是气派。2003年沙井村整体拆迁时,该办公楼亦被拆除。现在沙井村办公室建在原村址所在地的厂房区附近,由一排简易房组成。说起现在的办公室,史庆芬直摇头,“现在的办公室跟以前没法比,以前多好的大楼啊,都拆了。”

1975年5月,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号召下,公社组织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去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史庆芬清楚得记得当时带队的是公社党委书记王勤芝、公社管理生产的副书记张金铎,还有公社的其他领导赵春贵、董志生等。当时史庆芬在学大寨的日子里坚持做笔记和写日记,在她的一本早已泛黄的日记本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大寨学习的七天里,我们曾几次到大寨的“七岭八墚一面坡”以及虎头山、狼窝掌等条件艰苦的地方,亲自观看大寨人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站在虎头山的山顶上,望着层层梯田翠绿的庄稼,令我们参观的人十分感动。我们曾到大寨人的普通百姓家里,与他们交谈……

​1977年迫于家庭生活压力,史庆芬不再担任沙井村村支书,转而担任相对较为轻松的副书记,后来又经历了1998年、2003年沙井村两次拆迁。2007年9月因年龄问题,在沙井村村委会干了39年后,史庆芬退休了,她在《沙井村的变迁》一书中,记录了当时离任时的发言:

我曾经历任职主管、出纳会计、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农业技术员、企业副厂长、党支部书记以及工作时间最长的党支部副书记。使我在各个方面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由一个说话就脸红的小女孩变成了今天的老太婆。……当我要离开这个职位时,我充满更多的理想,比当初进入这个角色时,更加充满希望,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在卸任之后,还要继续干些力所能及工作,我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自费写出沙井村变迁史。我将一如既往的支持党支部、村委会的各项工作,做到离岗不离心,为我村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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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庆芬编著的书

“留给子孙的历史”《沙井村的变迁》

沙井村第一次走进学术的视野始于1930年代到40年代的“满铁调查”。1935年日本军事情报局为了给全面侵华做准备,专门成立了“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以研究河北东北部农村情况。这一项工作由日本社会科学家负责完成,他们所实地调查的资料主要在1935年-1942年间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调查机关组织编纂。根据黄宗智著作记载,“调查最为透彻的村庄是沙井(6册重印本中的前2册)和寺北柴(第三册)。调查员先后访问沙井6次,寺北柴4次。”

197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外国学者纷纷进入到中国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美籍华人黄宗智先生于1977年底最先来到沙井村进行学术考察,之后是日本学者三谷孝、内山雅生等,美国学者杜赞奇等。1994年8月21日到28日中日农村联合学术考察团到赴沙井村进行调查,重点访谈了集体农业时期的经济与政治问题。之后十多年里,中外学者又多次到沙井村进行调查,并出版专著、论文多篇。

关于历次学者前来调查事宜,史庆芬告诉我,“我们沙井先后来了好几拨,日本的,美国的,南开大学的,我们都好好安排。”在谈话间,史庆芬还将日本人内山雅生所著的《二十世纪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等书籍拿给我看,并对其调查内容之详细赞不绝口。史庆芬认为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些人并没有完全弄懂沙井村,“国际上几位知名记者及中国研究农村经济的教授,见证了沙井村变迁的70年,他们只是从肤浅的表面缝隙中看沙井村,我想也是粗糙的。只有我们身临其境的人才有真正的发言权。”

头一次见面时,史庆芬便给我们前往的调查人员,每人赠送了一本《沙井村的变迁》,并慨之以题签。当我翻开这本书时,被震惊了。严格来说,从学术上讲,这本书算不得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其内容详实程度的确令人感叹,尤其是一些集体农业时期的资料甚至一些当时村干部开会的相关情况与资料,都保存相当完整,不能不令人惊叹。

当我问及写作此书的初衷是,史庆芬告诉我,沙井村已经搬迁上楼了,她想给沙井村后辈们留下一点可供回忆的历史。她说,“我们沙井村前前后后来了好几批人进行研究,外国人都感兴趣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记录下来呢?”为后人留史这个想法是在二十年前,史庆芬接待了1994年中日农村联合学术考察团后,受到启发才决定的。之后,从1996年起,她也仿照专家学者的做法,自己制定了相关提纲,并不厌其烦的几乎走遍了全部村民家庭,并对村中一些老人就其生活史进行了个别访谈。这项工作一做就是十多年,她2007年从村干部的位置上退下来后,开始动笔著书。

虽然手中原始资料较多,但著书尤其是撰写村志,对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史庆芬来说,绝非易事。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料的择选与组织安排问题。据史庆芬所说,《沙井村的变迁》、《沙井村纪事》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是多年来留存的工作日记,这些日记记载了她从1960年代嫁到该村即担任村干部以来,直到其退休时所经历沙井村社会变迁的工作活动与会议等;其二是村民的访谈资料,这些访谈资料被记录在十几个日记本中;其三是国际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四是留存在顺义档案馆的老档案资料。

那些记录在数十个大小各异的日记本上的日记材料,相对比较好整理,史庆芬将这一部分资料逐页翻看整理。比较难整理的是村民的访谈资料。“起初,我可真没想到,写村史是这么复杂的事,仅收集资料这个环节就很磨人。”史庆芬收集资料始于1996年,当时许多曾经接受过1940年代调查的老人还健在,史庆芬就从这些人入手,尽可能在老人去世前留存更多资料,“这其中有些人现在早没了。”相对来说收集本村人资料具有地缘上的便利,但终究有些人已经年迈体衰,很多往事已经记不清楚。为此,史庆芬想出一些办法,比如村民秦淑英因为年岁高患上了间歇性老年痴呆症,为了能从老人那里得到一些历史资料,她给老人列了一份采访提纲,并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老人的儿媳妇,以便趁老人神志清晰时多了解一些村史;还有村民张林书已经86岁了,为了帮助史庆芬完成村史,每当回忆起过去的往事就会立即打电话或者亲自到史庆芬家里来一一讲述清楚。后来,村子里的老人大都知道了史庆芬撰写村志的想法,还自发组织了“村史老年顾问团”。

关于老档案资料,史庆芬告诉我,她为了查清楚一些重要事件,曾在顺义区档案馆长达对月翻看档案资料,并将相关信息进行摘抄。“我前后翻阅了大概400本档案,有用的,我都按照一定的顺序抄录下来,我曾经在村子里常年担任会计,并且整理过档案,我知道档案怎么分类。”有时档案资料太多,没办法抄录,她就复印,等到档案资料几乎全部浏览一遍后,她发现光复印资料一项就花费了五百来元。

其他资料的取舍与撰写方面,史庆芬专门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法国学者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与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等几部学术著作,并多次翻看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书籍,虽然《沙井村的变迁》最终版本并没有形成按照上面书籍体例成书,但其确保了资料的真实可靠性。对于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时间点,史庆芬都要核查数遍,在她眼里,写字是比较容易的,但做到资料不失误,对每一个字都要负责则需要付出许多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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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个笔记本

收集资料或许可以在日常聊天中,通过日积月累获得许多,虽然有许多困难,但毕竟是与人打交道,总是相对容易一点。对史庆芬来说,写作初期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电脑打字。史庆芬是在1950年代前后接受的教育,当时国家还没有完全普及罗马字母注音方式,她学习的是旧注音方式。而电脑打字都采用罗马字母,所以她要学习打字必须从学习拼音开始。为克服这一困难,她专门请教外孙女,帮她找到新旧拼音对照表,每天练习几十遍,用了大约一周时间,便将罗马字母拼音方式学会了。之后,学习电脑打字,所使用的是外孙女送她的一台比较老旧的台式电脑。从开机入手,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慢慢的开始打字。作为练习,她打出的第一篇东西就是《我的回忆录》,三十多页,两万多字,她说她打了一周时间。

当打字稍微熟悉一点时,就开始打印《沙井村的变迁》书稿。她告诉我,面对成堆的资料,也有坚持不住的时候,当时就在想这么费力是为什么啊,但想到搜集这么多年的资料不能浪费,况且也真想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东西,就咬牙坚持下来。在电脑旁边的台灯上,我注意到她在上面粘贴了一小张励志的话语:“在我们奋斗的过程中,要放远目光,因为那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希冀,还要放慢脚步,因为那是实现希冀的必要过程。当我们的目标一个个得以实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人生质量一步步地提高,人生才能充满辉煌。”她说每次感到疲惫时,坚持不下去时,就看看这一段话,从中寻找力量。三个多月的时间,她终于将第一本《沙井村的变迁》近44万字的书稿,全部打完。现在她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打字高手,我去找她时,她还很高兴的向我展示。她说,现在对她来说,打字已经不成问题,不过为了防止打字技能退步,她每天还会打一些随笔之类的文字。

书稿打印好后,史庆芬通过熟人关系找到某出版公司,他们告诉她出书需要申请书号,而书号往往比较贵。权衡再三,她还是决定不公开出版发行,而仅是找印刷公司按照书籍样式,印刷了三百余册。所有印刷费用都由史庆芬个人承担,大概花费数万元。她告诉我,这些钱是她退休以后的退休工资收入,用了数年时间才攒齐这些钱。这些书籍印刷出来以后,她如约向县档案馆、文史馆等单位赠送了几本。她说,“存在档案馆将来甭管多少年以后,我们村的后代能够查到这本书,能知道沙井村原来是什么样的,我的心愿就算是满足了。”

结语

像史庆芬一样的“小人物”的生活史也许是无足轻重的,毕竟她并没有(至少没有直接)参与到整个国家政治历史的大事件中去。但是通过史庆芬们的生活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宏大的社会历史中苦苦挣扎着,他们无法选择其所处的时代,但是他们却通过自己的努力选择和建构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个生活方式一方面暂时的顺应了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他们也孕育着社会变革的原初动力。如果把整个国家的宏大历史叙事比作鲜花,那么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则是那些默默无闻的绿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