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木兰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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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代表谢木兰

“我这个人是个‘赖皮’,无论干啥事儿都要成功!”

2010年3月4日晚,来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谢木兰,表情严肃,目光坚毅,面对本刊记者的采访,身材魁梧的她如此总结自己55年的人生历程。

谢木兰的家乡,在鄱阳湖畔的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镇郊村。那里的乌鱼闻名遐迩,目前已经形成了3000亩水面的养殖规模。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目前的瑞洪镇镇郊村,号称全国最大的水产养殖基地,而在12年前,这里绝大多数农民却靠种植传统作物维持生计,从事乌鱼养殖的农民寥寥无几。12年的风雨波折,让那里的农民几乎全部彻底进行了“转型”,这一切的一切,要从我们本期推出的封面人物谢木兰说起。

事实上,除去全国人大代表的耀眼外衣,谢木兰的真实身份是瑞洪镇镇郊村的妇代会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但她自己却更愿意说自己是:“一名基层的普通农村妇女。”不过,对于我们来讲,谢木兰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值得在本文的开篇隆重地交代一笔,她曾是农家女学校培训过的一名学员。

 

娃娃亲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坐在宾馆床上的谢木兰,一会用手揉揉自己的膝盖,一会用拳头捶捶自己的腰,“现在我浑身都是病,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都是年轻的时候落下的。”谢木兰把自己的思绪一下子拉到了从前。

1956年,谢木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她是谢家的第六个孩子,在她之前,她的母亲已经生了五个男孩,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五个孩子都没有活下来,“有的出生两三天就夭折了,我的哥哥们如果活着,年龄最大的已经有70多岁了。”

那时候的社会秩序,用现在人的眼光观察,简直不可思议,全国的农村刚刚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人不能随意向其他地方流动,一出生下来就是生产队的社员,稍微长大就须给生产队干活儿挣工分。

谢木兰的父亲身体不好,母亲是裹了脚的女人,干不了重活儿。就这样,谢木兰挑起了家庭的大梁。“我8岁时开始纺棉,12岁时给地里挑水;13岁时就到离家20里远的地方卖菜去。”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谢木兰仍旧历历在目,“凌晨两点就得出发,赶到人们起床前把菜挑到县城卖。”等她饥肠辘辘地把菜卖完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一两点钟了。但,这并不是一天的终结,而是延续,“吃完饭后还得再到地里收菜挑水,等把一天的活干完了,往往已是深夜十点多钟了。”

然而,对谢家来说,最大的现实是家里没有男孩,被农村世俗社会讥讽嘲笑不说,还面临着如何撑起谢家门户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当谢木兰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的时候,父母已经给她擅自做主,订了娃娃亲。“他家哥儿四个,”谢木兰说,“父母给我订亲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家男孩多,我嫁过去后可以不受别人欺负。”

不过,谢木兰却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她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走出农村,到大城市工作生活。“那时候工人特牛,手腕上戴的是上海牌手表,我就想,等我长大了,到南昌那样的大城市上班去。”

然而,理想与现实虽然偶尔能交叉在一起,却总是很难并到同一条轨道上去,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彼时的谢木兰,虽然梦想着跳出农门,但身处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她的愿望最终化成了云烟。“我上高中那会,一个礼拜三天下地劳动,三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根本就没有学到正儿八经的知识。”

等到1974年谢木兰高中毕业时,高考已经取消了,谢木兰无可奈何地回到了村里。那时的谢木兰特迷茫: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高中毕业了,18岁的谢木兰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当初父母允诺给别人的娃娃亲,到了该兑现的时候了。

与自己毫不了解的人过一辈子?谢木兰想都不敢想。待到双方谈婚论嫁时,遭到了谢木兰的坚决反对。

“你不嫁他嫁谁?”谢木兰说她的父亲是个暴脾气,“父亲撸起袖子就要拿烟袋打我,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说我无论如何都要嫁给他!”

在那个年代,一切反抗似乎都是徒劳的,“亲戚都劝我嫁给他,我没有办法,只能把这门亲事答应下来。”提起自己的婚姻,已经55岁的谢木兰唏嘘不已,“那时候的人只能在一个地方拴着,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

1975年时,19岁的谢木兰心不甘情不愿地出嫁了。

 

夫妻情

“说是出嫁了,其实我就没有离开过娘家,就是逢年过节在他们家吃顿饭。”表面上看,谢木兰确实嫁得不错,丈夫是农器厂的正式职工,非农业户口。可是,这个原本不甚了解的丈夫,却让谢木兰伤透了脑筋,“他那个人特懒,他们上班是计件工资,他却是一天就上八个小时的班,多一分钟都不干,一个月下来根本挣不了多少钱。”

更让人头疼的是,他的丈夫除了玩牌外,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操心。丈夫那边是大家庭,丈夫的工资也要交到谢木兰的大伯子(丈夫的哥哥)的手中统一支配。“他根本不给家里一分钱,家里里里外外全得靠我一个人。”谢木兰说。

丈夫指望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很快,改革开放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火焰烧到了谢木兰的家乡。为了把这个家撑起来,谢木兰选择了坚强面对,她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种了蔬菜。她相信,凭着自己的双手,小日子一定会过得红火起来的。

“我的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种菜自然需要浇水,而水源离自家的菜地有半里多地远,没有渠,没有泵,靠机械抽水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谢木兰决定用自己的肩膀一担一担地挑,“浇水的季节,我每天最少挑五六十担水。”

可是,种菜只能勉强养家糊口,要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显然还需另辟蹊径。没别的出路,谢木兰只好啥能挣钱就干啥。磨豆腐,制米糖,卖甘蔗,摆地摊,凡是能想到的,谢木兰统统试了个遍。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问谢木兰:“在村子里,会制作豆腐、米糖技术的女人多不多?”谢木兰说,别说是村里,就是整个瑞洪镇的女人,也就她一个人会这些技术,“别的女人不用学这些,有哥哥弟弟帮着,而我只能靠自己。”

这,依然没有改变谢木兰家中的窘境。

转机来自一个偶然的发现。有一天,谢木兰发现有一个人到他读高中的学校卖熟猪血生意不错,就想,我何不把自己制作的米糖拿到学校去卖呢?那里孩子多,应该比到其他地方走村串巷强些吧。

揣着试试看的心情,谢木兰挑着自己熬制的米糖来到了学校。可是那时的学生却没有零花钱买。正当谢木兰准备撤离学校时,一个学生跑过来问她,饭票可不可以买她的东西。谢木兰向卖猪血的人请教,对方告诉她没有问题,用饭票可以换米呀!

学生们听说饭票可以买米糖,呼啦啦把谢木兰围了个水泄不通,十分钟不到,把她的米糖一抢而空。

“我这个人脸皮厚,别人卖一样东西,我卖十样。”谢木兰说,那之后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根据地,“早晨我卖包子馒头,上午卖米糖,中午卖甘蔗,卖了这样我再取那样,一直卖到晚上六七点钟学生吃完晚饭休息了,我才收拾东西回家。”

让谢木兰委屈的是,彼时已经下了岗的丈夫,不但不帮他,反而冲她说风凉话,“你到上过学的学校卖东西,你不嫌羞?”一说到自己的丈夫,谢木兰就有些哭笑不得,“有好几次,我和他闹离婚,他那个人呀,总有办法对付我,我拉着他到了法院门口,他一转身,人影就不见了。”

“你丈夫现在还这样?”记者问。

“他现在可好了,不但在家照看孙子,而且抢着替我喂鱼去!”谢木兰告诉记者,丈夫年轻的时候,家里的事根本不管,自家的四个孩子从来不抱一下,“现在老了老了,还学好了,我母亲九十多岁了,他现在天天给洗脸倒尿,连饭都抢着做。”

高付出换来的是自然是高回报,自从占领了学校那个阵地后,谢木兰一家的日子终于好了起来。

之后,谢木兰凭着自己的原始积累,在镇上开了一家五金商店,事业也一步一步地步入了正规。与此同时,谢木兰的名气也一点一点地大了起来。1986年,村里的妇代会主任由于年龄的原因,退了下来,谢木兰有文化有本事,理所当然地接了“班”。

 

“赖皮”精

转眼到了1998年,谢木兰的家乡突然兴起了去香港打工的热潮。当时有个说法,到香港四个月,能赚两万块钱。丈夫下岗在家,又不愿意帮着干地里的活,何不让他去香港试一试?

好说歹说,丈夫总算应承了下来。可让谢木兰担惊受怕的是,丈夫一走几个月,杳无音信。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俩人吵归吵闹归闹,关键时刻谢木兰还是惦念丈夫。提心吊胆过了三个月后,丈夫灰头土脸地出现在了她的目前。

香港钱好赚,罪不好受,不用问,丈夫在香港没有享到福。“当他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觉得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让他出去混了。”谢木兰说那时的丈夫已经瘦得没了人形。

谢木兰想,丈夫愿意干啥就让他干啥吧。可是,“丈夫却对我说,他在香港学了乖(意思是懂事了),要帮着我干事业。”这是谢木兰当初怎么也想不到的。

谢木兰自然不能打击丈夫的积极性,经过一番考察,他们决定挖四口鱼塘养殖乌鱼。那时,没有通往鱼塘的路,夫妻俩硬是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扛进10万斤的小鱼(给乌鱼做饵料)来。

谁能料到,这步棋走对了,五个月后,卖掉乌鱼一算账,四亩水面纯获利居然超过了八万元。这,比她做生意种菜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谢木兰养殖乌鱼成功的消息让周围的农民热血沸腾,不少农民效仿谢木兰也搞起了水产养殖。就这样,十余年的时间,当年一文不名的瑞洪镇镇郊村,一跃成了全国最大的水产养殖基地,产品行销全国各地。而谢木兰自家的的水面也在不断扩展,“前年我们这修高速公路,占了我家三分之一的鱼塘,现在我家总共有三四十亩。”

辛勤的汗水,换来的一定是鲜花和掌声,自此,谢木兰先后被有关部门授予“江西省劳动模范”“江西省十大女杰”“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2008年1月,全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谢木兰光荣地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此之前,谢木兰虽自1991年就开始担任镇里的人大代表,但可以说几乎没有参政的经验。如今,建言献策、探讨国是的千钧重担压在了她的肩上,还真让有些不知所措。

村里有一条路,由于县镇两级财政紧张,始终没有与“昌万公路”连通,能不能趁着和有关领导一起开会的时候,争取一下呢?谢木兰想,如果能争取到资金,把村里这条路修了,也算是为家乡做了福泽子孙的事情。

“这条路的资金缺口是200万元,我带着报告就找到了省领导。”谢木兰说她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我掏出早就拍好的照片让领导看,领导让我把报告先放在他那里,结果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又催他,我这个人‘赖皮’,啥也不怕。”

一通“死缠烂打”,省领导终于批示,要尽快给把谢木兰家乡的那条路修通修好。一提修路这段经历,谢木兰颇自豪,“乡亲们高兴坏了,说要是没有谢木兰,这条路恐怕再有十年也修不起来。”

说起谢木兰的“赖皮”,还有更精彩的故事:2008年3月17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按照法律的规定选举新届国家领导人,当监票人员正在统计选票时,谢木兰突然跑到胡锦涛主席的跟前,请胡主席给她签个名。

结果当然是谢木兰如愿以偿。“我几次要过去找胡主席签名,都被工作人员拦住了。”尽管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时间,谢木兰和记者聊起这件事来还是有些兴奋,“当时会议就要结束了,我可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尽管工作人员不让我过去,我还是趁着大会休息的空档,向胡主席的位置走了过去。”

当然,这只是谢木兰参政的一个小插曲,记者采访谢木兰时,她房间的桌子上放着她写的好几份建议,有的建议“国家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有的建议“国家投资治理农村的生活垃圾”。毫无疑问,这些建议反映的都是农村的老大难问题。

“2006年下半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了农家女学校的培训,吴青老师给我们上宪法课,我听的都着了迷,我要向她学习,当好代表参好政,为老百姓尽可能地多谋福利。”谢木兰说。

(2010年第4期《农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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