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玉 (中国台湾)


一条漫长的道路(许金玉)

文:辜金良文化基金会[1]

 

在时代的浪涛中,人就像航行的船只,终究会沉没至海底的深处。而大部分的船只,即使风平浪静的时刻,也会无缘无故地浸水。但是有一些船,不但经得起风浪的考验,而危险的巨浪反而会将他们推上人生的顶峰,甚至引领潮流,直至沉没也终生不悔。而跨越日据殖民政府与国民政府时代的许金玉女士,便是其中的一个。

 

1921年,许金玉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北万华。简单说来,她的生命阶段,大致可划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是养女阶段,因为自身不幸的家庭命运,使她想成立一家孤儿院。第二个阶段是,在计梅真的影响下,使她的目光投射至改造社会运动,参与全省性的邮局抗争运动,最后并在监狱中度过15年。第三阶段是出狱后,与社会主义者辜金良先生结褵,共同对抗不友善的社会环境,并成功以社会主义的理念经营「浤良蛋场」企业。第四个阶段,她创设了「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致力于海峡两岸统一运动。

 

一个养女的心愿

 

1921年,许金玉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家庭。许金玉的父亲是拉黄包车的苦力,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在那个没有节育观念的年代里,她的母亲生了4男4女,一共8个小孩。为了维护家计,父亲只好将4女1男送给别人抚养,而许金玉便是这样到了养父母家。

 

许金玉的养父是一名当包工的水泥匠,因为没有小孩,便将许金玉接回家居住,并疼爱如己出。相对来说,养父母家的经济情况相当富足,平日3餐饮食都相当营养。根据许金玉先生的回忆,她是一位幸福的养女,喝牛奶喝到九岁,后来怕同学笑,她才要求养父不要再送牛奶到学校了。从这点便可看出,养父母对许金玉相当照顾。

 

在传统的旧教育与日式的新教育的双重影响下,许金玉从小便是一位害羞的女孩。一方面,养母在家中教育她遵循封建的旧礼教。养母曾再三告诫她,女孩子即便是笑的时候也不能出声。一方面,金玉进入公学校念书后,教导她的日本老师教学态度十分严肃。这位日籍老师按照日本的传统,要求女孩子的生活态度就是服从。在学校与家中教育的影响下,使少女许金玉内心害羞,看人的时候不敢正视,要她说话会脸红。

 

当时带给许金玉对现实世界有更辽阔的视野,是养父的另外一种教育。这位养父是一位反日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时常去听进步左派团体「农民组合」的「民众宣讲」。当时的这些宣讲人,往往会受到日警的监视与阻扰,并有牢狱之灾的惩罚,但他们仍然有骨气地继续批判日本殖民政府。养父常将会场的情况及演讲内容讲给许金玉听,使她的反日民族意识也自然而然地萌芽。这不但让她认识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不义,更加深自己身为中国人的想象。但是也因为民族意识,其养父并不允许许金玉继续在日人开设的学校就读。因此,许金玉在公学校毕业后,白天便到工厂当女工,晚上再去学习汉文。

 

在15岁时,许金玉的生母因为连续4次流产而过世,这带给她的人生观巨大的影响。后来她生父续弦,继母又不照顾家。这使得她的弟弟们沦落到社会底层,早早便结束了生命。所以,从那个时候,许金玉就认识到,家庭的不幸往往造成小孩的悲剧。因此,常常不开朗的她在心里立下了志愿,希望自己将来能办一个孤儿院,照顾那些没有父母照顾的小孩。不过,当时单纯的她尚未有能力认识到孤儿的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份。怎么样才能认识到从社会的根本来改造这个社会,这要等到她生命中的启蒙老师计梅真的出现。

 

生命的转折点

 

一个人生不顺遂的因素,却让许金玉从养女跃上台湾劳工运动的舞台。许金玉到了适婚年龄时,在其养父的要求下,她的婚姻不能自主,只能男方入赘女家。许金玉为报答养育之情,默默接受养父的安排;同时,她也为自己争取到社会工作的机会。1944年,在300、400个应征者只录取两名的考试中,许金玉顺利进入台北邮政局,担任保险科文书组的工作。而这正是她命运改变的开端。

 

一年之后,台湾光复,重新纳入中国的版图。在日据时代,台湾人处处被殖民者日本人欺压,因此光复后普遍洋溢着兴奋之情,但随即这份希望变成破灭。一开始,怀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许金玉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当她头一次听到陈仪[2]在广播的时候说了一句:「亲爱的台湾同胞……,眼泪就忍不住地掉了下来。那时候,她终于知道自已原来是那么深爱着祖国。

 

但是没几个月,许金玉的热情没几个月就冷却下来了,并对国民党政权相当失望。这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生活与语言上的差异,二是本地与外来人差别待遇的问题。而这两者所反映的基本问题是,外省人自以为是统治者,而将本省人视为被统治者。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大批素质不良的人员占据台湾公家机关的上层,不但职位高于本省人,甚至薪水也是台湾人的数倍。目睹这种情状的许金玉,对这批人真是灰心透顶,但一位外地来的国语老师却改变了她这种想法。

 

1946年夏天,当时邮务工会理事长陆象贤聘请同样是江苏籍的计悔真和钱静芝,来台湾担任工会的国语补习班教员。陆象贤、计梅真与钱静芝,皆是中共地下党人,与当时台共领导人蔡孝干一同发展邮局的组织工作。当时,计梅真看出许金玉是个认真负责的人才,而不断邀请她来上课。这让许金玉对外省人的看法改观,并进一步认识改造社会的根本问题。有一次,计梅真以「我的志愿」为题,要学生以中文来练习写作。计梅真看过许金玉想要开办孤儿院的心愿后,在赞赏之余,并告诉她孤儿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部份,必须从社会的根本作改造的工作。从此之后,许金玉对计梅真更加亲近与尊敬,并被她引领逐渐走向改革社会的工作。

 

当时的请求「归班」运动,是邮局中本省员工人所发起的抗争,并由此组织台湾省邮务工会。由于国府接收以后,邮电部门从大陆调来的职员一律按照上海管理局的标准计薪;而日据时代就进入邮电部门的所谓「留用台籍员工」,却仍然按照当年日本政府所订的低标准发薪。所以,同样职等的外省员工与本省员工的待遇差别,最高的时候几乎达到10比1之多。这样的差别待遇不但令本省员工气愤,同时也无法忍受。在这样的不满情绪下,本省员工就推动「归班」运动,希望能早日从日本时代的制度回归到祖国的制度,使得本省员工也同外省员工一样,按照上海管理局的标准来计薪。然而,本省员工却不知道要如何去推动这个「归班」运动。当计梅真在课堂上讨论社会问题时,有人就向她提出该怎样推动归班运动?计梅真建议:「你们可以充份利用工会,通过工会争取发言权,并且争取你们应有的权益!」就这样,在计梅真的鼓励下,生性害羞与内向的许金玉,也像其它同事一样参与工会组织。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许金玉被选为工会代表之一,开始发挥她活跃的领导才华,逐步实践社会正义。在计梅真的鼓励以及许金玉认真负责的工作下,切实反映员工们的意见,也让工会其它代表的刮目相看,逐渐成为活跃分子。

 

1947年11月,台湾省邮务工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此时,工会的首任理事长陆象贤已经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决定要把他拉下马来。大会当天,国民党提出不能让陆象贤当大会主席。但经由许金玉等代表的团结努力,当着与会的警备司令部、社会处和省党部等「贵宾」的面,选举陆象贤当大会主席。大会选举了新的理监事,许金玉也被选为理事之一。而陆象贤在必要的妥协之下,没有连任理事长,改由军统方面的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陆京士派来的侯崇修继任。很快地,这个「归班」运动便得到全省员工的支持,纷纷发出早日「归班」的要求。这么一来,工会和局方都被震惊了。他们也动起来,用恫吓与分化的方式想要瓦解「归班」运动,但是仍然无效。后来,侯崇修被情势所逼,答应到南京总局去交涉,回台后却只带来「按照省政府标准加三成」的结果来安抚台湾员工。1948年底,全国邮务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邮工第五次代表大会。侯理事长率领台湾省邮务工会的20名代表前去,其中女性代表有4个人,许金玉是其中之一。但是因为语言沟通问题以及侯理事的敷衍,使得解决「归班」问题的期望又落空了。

 

1949年3月24日的台北,许金玉等代表召集全省代表,举行争取归班的大会。他们向各地的代表说明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目的是为了要推动侯崇修在南京的交涉。全省各地的代表们想要了解结果,也都踊跃出席。在会议上,许金玉发言说:「关于归班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尤其是本省员工,自己一定要出力来做。要靠侯理事长他们是绝对不行的!」她并强调,「侯理事长也需要我们的响应才有后盾啊;如果我们不支持他。他又怎么有力量替我们交涉呢?」

 

接着,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全省邮务代表选出许金玉等10人,前往台北邮政管理局交涉,要求局长把意见向南京总局反映。但他们却面临了局长的欺骗,当场打假电话来安抚他们。10名代表怀着满腔悲愤的心情回到会场后,与会人士纷纷询问怎么了。在大家明白事情原委后,忽然有人大喊「游行!」结果,这股力量有如排山倒海,大家都冲出会场。准备游行到省政府,向当时的主席陈诚提出「归班」的要求。

 

这次游行,创造了台湾光复后第一次工人大规模游行的历史运动。原本实际开会人数只有400多人,但队伍出发时却有1,000多人。沿途又不断有人参加,所以到了省府时,人数更多且声势浩众,更引来许多媒体的采访与观注。游行队伍一路走到了省政府,然后当场推选3个代表去见陈诚。这3位代表是许金玉、管理局的宋世兴与台北局邮务股长李万顺。陈诚接见他们时,充满官僚气息,开口便是要他们回去。这时,许金玉按捺不住质问:「啊!你没有话讲,怎么就叫我们回去!我们怎么回去告诉大家?」陈诚只好说:「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或许正因为许金玉的话,以及经过劳工团结的游行之后,「归班」的问题终于在1949年5月得到解决。全省的台籍员工一律通过半放水的孝试方式,正式归入邮政人员的等级,考试不及格者也留用再考。

 

归班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邮政当局却奉命演了一出「秋后算帐」的戏码。工会代表纷纷被调职到穷乡僻壤,减弱他们在工会的影响性。许金玉便被调职到彰化北斗,而工会的士气都受到打击而低落。此时,许金玉与计梅真筹划回到台北继续主持工会。但是在1950年2月初,计梅真因为被蔡孝干供出邮电组织而被捕。接着在1950年3月17号,许金玉被捕,经由彰化县警察局转送保密局南所。1950年9月,移送军法局,处刑15年。在移监中,某次她与计梅真同房。根据许金玉的自述,计梅真看到许金玉时非常高兴地说:「许金玉,你有什么问题尽量问我。」许金玉便问:「计老师,以后谁都认定我是共产党了,那我应该要怎么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呢?」计梅真听了这句话,便难过地说:「我没有资格回答你这句话。」不久后,计梅真在1950年10月11日被押到马场町枪毙。

 

虽然计梅真死了,不过许金玉至今还是非常怀念这位老师对她的教育与影响。计梅真让许金玉走上工运之路,彻底改变她对社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位计老师给了她坚强的信念与力量,才让她能够在寒冷漫长的15年监狱生涯中等待春天的来临。

 

从零开始──经营蛋行 实践公正平等

 

1965年3月17日,许金玉坐满了15年牢狱,从板桥生教所回到社会,已经是45岁的中年人了。在1965年11月,通过难友陈明忠与冯守娥夫妇的介绍,许金玉和同样是50年代政治受难人的辜金良结婚。这时,她面临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与辜金良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的企业。许金玉曾自言,她生命中的第一个老师是计梅真老师,教导她如何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但真正引领她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是与辜金良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

 

辜金良坐满17年的牢狱后,于1964年从小琉球重新回到社会,并开始和一些出狱的难友合伙在屏东开「浤良蛋行」。可后来蛋行做失败了,赔了一笔巨款。结果,许金玉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辜先生一起收拾残局,日子过得相当辛苦。当时,许金玉本想改作其它行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爪牙警察却屡屡骚扰,使得他们求职不易。面对这种「小牢换大牢」(从监狱到社会)的困境,许金玉便毅然决定留在屏东从事蛋行工作。

 

一开始,辜金良教导许金玉社会主义是必须从生活中实践的道理。因此,蛋行的工作便是一个实际的试炼场。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做一对有良心的商人,实现一个按劳动分配的世界。但他们所面临的实际困境是:鸭农与蛋商的关系与土地改革前的佃农与地主的关系有些相似:地主提供土地收田租,而蛋商提供周转金收购鸭农的产蛋,鸭农依然是被剥削者。大多数鸭农因此背负蛋商的一大笔债务,为了还债又不能不继续养下去,成了实质上的农奴。辜金良自然不愿当农奴,便盘算要使自己与鸭农摆脱这种恶性剥削。方法就是自己来办工厂。辜金良深信,如果管理得当、质量好、生产符合消费者的嗜好,即使不剥削农民,也能办好一个企业。

 

辜金良把办企业的构想,马上取得许金玉坚决的支持。辜金良因此兴奋的说,我们可以做一对有良心的商人,在我们的小天地里,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动分配的世界。这时却发生了皮蛋含铅金属的风波,皮蛋生意面临严重的危机。同业无不彷徨不安时,辜金良却洞烛先机,体认危机也就是转机的辩证观点。他认为谁能制造出无铅而风味特佳的健康皮蛋,谁就是明天的皮蛋王。于是辜金良加紧努力研究,并专程拜访请教食品专家与大学教授,千辛万苦探究最好配方,试验又试验、一点一滴累积经验,逐步改良质量,终于获得重大突破。1972年,一位同业来电话报喜说,「浤良」的皮蛋,被卫生署检验局评定质量全省第一名。听了消息时夫妻两人相拥而泣。从此「浤良」的皮蛋身价陡升,销路也好起来,企业因而稳固下来。

 

两人秉持社会主义的理念,从事企业经营,提倡平等互惠原则,并首创鸭农和蛋商共同创立公会。在养鸭之初,辜金良体认到蛋商往往剥削鸭农的辛苦钱。所以「浤良蛋商」成立后,在收购鸭蛋的价钱,都按照当天报纸上的行价结帐。如果鸭农真有困难,便慷慨借钱从不另取利息,没有亏待过鸭农。辜金良也希望所有的蛋商,都这样善待鸭农,于是提议组织「蛋公会」。最后,「蛋公会」成立了,大家协议按照当天报纸上的批发价,定出收购价格。从此鸭农的收入增加,生产力也提升了,以前只养数百只的扩大到数千只,有的甚至养了上万只,更带动屏东地区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对待自家员工方面,「浤良」的劳资关系非常圆满。许金玉与辜金良都很尊重员工的人格,虽然对工作要求很严,但从来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待之如一家人。「浤良」的工资是同业中最高的,并且供应午餐,下午还有点心。整天与员工一起工作的许金玉就屡屡告诉员工说:「我们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你们的健康就是浤良企业的健康。」两人用实践来证明,企业不靠剥削劳动者,也可以获利。合理、科学以及善待劳动者的管理,才能带来正当的利润。

 

但辜金良与许金玉并没有继续扩大企业规模,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在追求个人财富,而是为了生存以及为群众做一点事。因此,两人常将利润捐给各种社会运动团体。当经济稳固后,两人更积极关注国家社会之前途。1987年台湾解严后,辜金良积极推动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并大力支持为社会改革与中国统一而努力的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等新生的社会团体以及其它社会改革运动。

 

随着时局变化,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辜金良却因不慎跌倒,造成重大伤害,导致中风卧床,惟仍挂念国家社会。许金玉为完成先生的重大使命,遂将工厂让出,设立「辜金良文化基金会」,盼能继续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在2005年寒冷的冬夜里,辜金良终于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许金玉虽然非常痛苦,但她仍将悲伤化为力量,希望能以基金会的力量来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工作。她始终相信,唯有中国的统一,才能给两岸两人民自由与幸福,但这无疑是条漫长的道路。

 

实践和平──一条漫长的道路

 

许金玉生命历程的最新的一个阶段,是她在2002年创立了「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而那时她已高龄82岁了。虽然处于创办初期,在经费的募款以及组织运作上常出现一些艰难的问题,但老而弥坚的许金玉却坚定地一步步走下去。简单来说,这个基金会是许金玉的精神的具体化身。

 

辜金良文化基金会的主要宗旨,是中国的和平统一以及关怀弱势团体。虽然各方面的资源缺乏,但在许金玉以及工作人员的推动下,基金会却有许多实质的具体成绩,分别从历史、影像、文学以及两岸文化交流等不同面向的方式,一步步朝向关怀社会弱势社群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首先,以文化交流来推动和平统一的工作方面。基金会从2002年至今,一共有8次(每年两次)前往大陆的交流团。这些交流团的成员以大专院校的学生与教师为主,每次约15人,足迹遍及北京、上海、云南、成都、秦皇岛、青岛……等各地区。这些旅游经验带给成员们对大陆近期发展的新认识,从而影响了他们在台湾的朋友,有形与无形中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条件。

 

其次,基金会也从左统的教育立场,举办过两次文艺营,让台湾学生了解台湾左派的历史发展以及关怀台湾本土的社会问题。在2003年1月,基金会举办「第一届辜金良文化基金会文艺营」,让学生们能以左派的观点,重新认识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接着,在2003年10月,基金会更进一步举办「五十年代白色恐怖见证营」,藉由身经白色恐怖的受害人及遗属现身说法,追索遭湮灭的历史。另外,在2004年1月,举办「第二届辜金良文化基金会文艺营」,主题是「重返人间──从一条河流的上游说起」。这是透过17年前《人间杂志》勇敢地纪录浊水溪的生命史的经验,来教导年轻人也应该有勇气来谱写台湾现今的生命史。在这份情感的感召之下,这个营队的两组年轻人走入为民间服务的路线,分别写下〈橘子红了〉的报导文学以及拍下〈永久之美〉的摄影作品,呈现出台湾果农的困境与山地部落的美感。

 

第三,基金会长期培育「春天影像工作队」,以影像观注台湾重要的人和事,为台湾留下宝贵的纪录与观察。春天影像工作队自2002年11月开始运作。在春天影像工作队的总监吴德淳的领导下,已连续两次招生,培养出约30名学生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苏俄电影理论、视听语言课程及短片创作。在2004年5月,春天影像工作队还策划「『另一种可能』2004第一届春天影展──两岸青年创作联展」,在影像上进行两岸文化的实质交流。另外, 2005年10月,时值台湾光复60周年,春天影像工作队更策划「鬼子击灭推进队」系列演讲与影片观赏,批判日本军国思想,并带给观影者一个认识台湾历史的新契机。

 

2006年,许金玉已经85岁,辜金良文化基金会也迈入第四年。虽然基金会的具体成绩颇多,但为了实现志愿,许金玉的脚步却无法停下。她的志愿已从养女时代的开办孤儿院,转变成如今的关怀社会弱势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对于这个漫长的目标,她依然会艰辛地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引文

 

社会主义是必须从生活中实践的道理,蛋行的工作便是一个实际的试炼场。

 

做一对有良心的商人,实现一个按劳动分配的世界。

[1] 本文改编自蓝博洲在《台湾好女人》中的〈许金玉〉一文,并参考辜金良基金会的〈辜金良先生行谊〉,以及编者平日曾与许金玉女士言谈的资料。

[2] 陈仪(1883年至1950年6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二次大战结束后,曾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在任期间发生二二八事件,后试图投靠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于1950年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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