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文章

兩難之間或突圍可能？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之《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
導言二
戴錦華

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並置似乎十分邏輯又不無荒誕。

在其運動和理論史上，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近似於一組二項對立式。像所有的二項對立式一樣，它們事實上在充滿了差異因素的理論表述、尤其是在實踐的複雜層面上彼此介入、相互滲透，但卻在其各自獨立的表述系統中形同水火。

的確，在經典女性主義的立場上看來，民族主義、尤其是它的典型形態：國家民族主義，無疑是父權結構的集中體現，是社會壓抑與暴力之源。在一個產生著深刻而廣泛影響的歐美女性主義理論脈絡中，女性主義成為對抗並超越民族主義的有效途徑和可能性空間。以伍爾夫飽含悲慨的聲明為標識，女性主義成為一種特定的國際主義立場與話語，國際姐妹情誼（international sisterhood）成為其中感人至深的形態。
而在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女性主義或則是一種可笑的無稽之談，一種女人的無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則是一種極端危險、極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對女性主義竭盡譏刺、嘲弄之能事，做出種種輕蔑與無視之表情的國家民族主義，常常正是由於太過真切地體認到了女性群體、女性主義作為一股巨大而危險的潛流的存在。儘管沒有任何一種現代民族國家的規劃，可能無視女性作為社會構成和社會生產與組織的基本單元；但在民族主義的表述中，女性群體、且不論女性主義，如果不是形同烏有，便是遭到有意識的控制和壓抑。

然而，當人們將女性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理解、表述或體認為一組二項對立之時，一個潛在的前提，便是將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同樣確認為某種具有本質主義特徵的宏大?述。在類似的視野中，對立雙方的持論者，常常將其理論的"自我"，"本能地"設定為一個高度整合的、無差異的本體，而不是一個充滿差異、且裂隙縱橫的集合物，一個動態建構過程中的歷史暫存，一種特定的權力/反抗結構中的表現系統。於是，對某種間或"典型的"女性主義立場說來，似乎女性是一個可以超越階級、族群而存在的性別群體，一個被現代民族國家機器的暴力所侵害、被階級?述的截然、武斷所割裂的群體。而忽略了性別群體始終是和階級、族群表述一樣，在作為有效的整合與抗爭性的群體表述的同時，遮蔽並壓抑了其中間或比其他整合性?述更為多元的差異性因素。它同時忽略了女性主義的百餘年的歷史，始終是一個不斷拓展、不斷更生的歷史。自我批判或自我更生，始終是女性主義最為突出的特徵和力量。從先驅者最初的爭取女權的社會運動始，直到今日，女性主義在不斷的抗爭與批判中，嘗試建構和確立的，遠不僅是女性群體自身的、更好的社會生存，而且是在資本主義父權結構、現代民族國家壓抑體系之外，思考和探索人類生存的不同的空間與可能。同樣，或許"典型的"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國家民族主義立場，常常表現為對現代民族國家的"天然"合法性的篤信，相信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種族群體，是現代民族國家得以建立並存在的基礎。而忽略或可以遺忘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民族同質性基礎，事實上是一個誕生不過數百年的現代神話，而且是諸多現代神話中至為荒誕的一種。它相信被歷史中的暴力、權力遊戲中的諸多偶然所劃定的國境線的神聖與絕對。於是，它嘲弄、實則恐懼女性主義所揭示的民族國家內部的諸多壓抑、差異因素之一：公民群體的半數--女性群體在現代民族國家內部所遭遇、面臨的問題、或苦難；於是，它敵視、甚至仇恨國際姐妹情誼所標識、倡導的、對神聖邊境的越界。於是，它必然忽略女性群體、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進一步無視女性主義所嘗試開拓和分享的新的社會前景及其可能。

在我看來，儘管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是完全不同、而且常常水火不容的表現體系，但它們的共同之處正在於，它們始終是具有高度社會性與實踐性的體系。正是其實踐性的特徵，使之具有了極為複雜的多元性和極為豐富的差異性。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非但不是一成不變、鐵板一塊的封閉系統，不僅其自身便佈滿了縱橫裂隙，充滿了內在矛盾，而且在世界不同的區域、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他們作為一面旗幟、一種稱謂，與其社會實踐內容的關聯，始終是斯圖爾特·霍爾所謂的"耦合"（articulate）。換言之，為這兩面旗幟所標識的，常常是相當不同、乃至南轅北轍的社會實踐內容。如果我們在任何意義上延續關於女性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本質主義思維脈絡，我們都將陷於一處永無終止的"鬼打牆"之中，而無從進入歷史與社會實踐自身，無從發掘其中潛在的思想資源，而且無從批判性地介入一個已然啟動的歷史進程：尋找相對於全球資本主義進程的、別樣的世界與別樣的可能。而對我說來，這最後一點才是女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價值和目的所在。因此，我們選擇和並置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命題，並不是為了樹立標靶，或僅僅鋪陳一處論戰的舞臺，而是嘗試通過女性的、第三世界女性的、關於民族主義的思考，展示這歷史進程的多元狀況，從而開啟思想、批判與社會實踐的更為廣闊的空間。

這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尤為重要。事實上，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正與中國百餘年現代化歷史相始終，中國婦女的全面解放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相伴生，而歐美女性主義資源的再度進入，則貫穿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和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一樣，而且更為突出，中國婦女解放與女性主義的歷史，與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息息相關，又充滿張力和衝突。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則使得這份正/負關聯更為緊密而繁複。而具體到當代中國女性主義的理論的譯介和實踐，則一如20世紀最後20年中，整個中國的社會實踐與其中翻譯的政治，其重要而基本的參數，是冷戰、後冷戰的歷史、權力結構與思維模式。如果說，冷戰的歷史，曾以兩大陣營間的"邊境"區隔開了中國與歐美世界，遮蔽了中國朝向20世紀戰後歐美社會與文化的視野，那麼，於七八十年代之交再度開啟的歐美（名曰"世界"）視野、並漸次被單一的美國視野所覆蓋，卻同時伴隨中國視域裏"廣大的第三世界"圖景的落幕或關閉。就後者而言，它仍是國家的、而非"民眾"的、或個人主體的選擇與行為。與此相關的一個微觀政治學的因素在於，迄今為止，中國的絕大部分的人文、社會學者基本上是通過中文世界獲取自己的世界視野與理論資源；於是，翻譯便在整個當代中國文化、尤其80年代以降，"走向世界"的知識、文化轉型中，扮演了極端重要的角色。在此，我們且擱置一個關於中國翻譯的政治所涉及的一個重要而基本的問題：翻譯的著眼點與選擇正與中國的國際視野的轉移向吻合，全方位地轉向歐美世界，而以英語著作作為基本的譯介資源。當然，伴隨著美國在世界範圍內權力地位的直線上升，英文已全面確立了其國際工作語言的地位；但英文著作、翻譯作為知識與思想的資源性存在，卻仍明顯地帶有其地域性的限定，甚至無法真正呈現、覆蓋我們所謂的"歐美"：準確地說是西歐、以及英文世界的"邊陲"地帶：澳洲、加拿大或愛爾蘭的思想及知識狀態。或許需要贅言，當我們開始以英語作為"中國走向'世界'"的通衢大道的時候，這一帶有區域性文化限定的語言資源，同時完全無視已在中國的國際視野的轉移中被抹去了的、真正的"邊陲"：那便是諸多以英語為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的前殖民地國家，尤其是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我們幾乎遺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英語是一種亞洲語言"。我們同樣暫且擱置新時期以來，關於西方理論的翻譯介紹的"即興"的狀態。在此，我所要強調的是，20世紀最後20年中，一個社會文化的奇觀是，一邊是漸次打開的國際視野，一邊是在某種思維定式之下的被封閉的本土實踐領域。我們對國外理論資源的引進、介紹，一方面將視野限定在歐美、主要是美國之上，一方面其選擇、評判的依據，卻基本上是中國本土的社會、文化需求。換言之，對國外理論資源的譯介，建立在某種缺少充分自覺的"拿來主義"的基礎之上。其結果是，在相當清晰、卻不甚自覺的本土歷史脈絡和問題意識支配下的文化選擇，卻割裂了這些西來理論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脈絡。於是，這些斷章取義、為我所用的國外理論，便在西化的總體氛圍中，被絕對化，乃至神聖化或普泛化；成為相對于中國社會現實的"真經"。對於女性主義理論和民族主義討論的介紹亦如此。

對於女性主義理論說來，一旦割裂了歷史，我們便可能忽略了其發生、發展的脈絡；忽略了其表述背後的現實訴求，正與歐洲原發資本主義的歷史、現代性規劃直接相關；而與我們自身的歷史脈絡存在著巨大差異。如果說，美國的《獨立宣言》是在奴隸制的、種植園經濟的基礎上、"在黑奴的脊背上簽署"的，那麼，法國、乃至整個原發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權宣言》，便是在女性的脊背上簽署的。無論是"天賦人權"的論述，還是幾乎所有關於"人"權的律令與實踐，都先在地剔除了女性的社會性存在。女性，成為所有關於"人"的神聖表述中的"非人"，一個被內在結構而放逐的"元素"，一種"自我"內部的"他人"。因此，發生在19世紀末的女權運動，便成為歐美現代性規劃建構內部的一次"內爆"，一次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話語延伸，一次針對著現代性規劃核心的、現代性話語的延伸和實踐。作為現代性話語建構核心的國家民族主義話語中內在的父權、男權結構，因此而首當其衝。正是在這一脈絡中，歷經一個世紀的女權運動，終於以將女權納入為"人權"表述的內在有機部分，而標誌著一次劃時代的歷史推進。而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婦女解放運動則大都與民族解放運動、獨立建國向伴生；而且極為有趣的，大都首先由男性啟蒙思想家所倡導。婦女的悲慘命運與生存狀況間或成為社會動員的有力方式之一，成為控訴前現代、或殖民時代社會暴行的最佳例證，成為傳播、印證現代性話語的成功途徑。因此，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尤其是其早期的婦女解放運動或曰國家民族女性主義話語，儘管無疑帶有戰前民族動員、戰後整合重建時所需的婦女勞動力的意圖；但女性主義作為國家民族主義話語的動員與實踐途徑之一，它與民族主義?述及其實踐的關係，便顯然大不同于歐美女性主義。而更為有趣的是，男性啟蒙者的婦女解放的話語，儘管間或用於反殖的社會動員，卻同時成就著一種對"進步、文明"的西方的臣服，一種後殖民時代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存在的文化父權結構。

然而，在這一第三世界的、"滯後"的或差異性的歷史實踐的過程中，一旦獨立建國的社會實踐成功完成，女性作為一種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為應對共同敵人的需要釋放出來的、"危險的"社會能量或潛能，一種"必須"被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借重、整合、壓抑的社會力量；歐美女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便不僅再度成為第三世界女性的批判、反抗的思想資源和對抗國家民族主義的壓抑結構與力量的實踐參照，而且成為對抗現代社會、現代性規劃深刻內在的男權結構的理論武庫。

但複雜之處在於，刻意強調歷史經驗的差異，強調"民族特色"，強調民族命運與生存的現實，始終是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男性利益集團及男性知識份子應對、壓抑女性群體自覺意識與反抗實踐的、重要的社會修辭方式；而對抗這一意圖的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實踐，則可能在無保留地借助、認同歐美女性主義理論的同時，遮蔽了前現代或殖民主義的歷史記憶，遮蔽或無視歐美女性主義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的階級事實和階級差異，遮蔽了第三世界國家始終面對著的全球資本主義的不均衡結構。直接關係到我們所討論的議題，當女性主義成為對抗或解構國家民族主義話語的實踐可能的同時，我們必須拒絕忽略了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在其實踐層面的複雜功用。在此，我們姑且擱置是否可能存在著某種"民眾的民族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探討，僅以第三世界國家頻發的"愛國民主運動"--既是對歐美新殖民主義策略的揭露，又是對本國政治壓迫力量的反抗--為例，便可能窺見這一複雜議題的一隅。因此，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實踐，始終是在多重的內在與外在、自我與他人的座標中不斷定位其自身。

聯繫著民族主義的命題，就中國的女性主義社會與文化實踐而言，一個必須警惕歷史與現實遮蔽在於，如何記憶冷戰的歷史，如何對抗和警惕冷戰的思維定式及後冷戰的主流意識形態實踐。從某種意義上說，和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新中國的歷史同時是婦女在政治、經濟、法律的層面上全面獲得平等權利的歷史。如上所述，中國婦女解放的歷史和論述更為直接而緊密地聯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尤其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體制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及其變遷。歐美女性主義理論作為一種重要的思想與實踐資源的再度引入，則伴隨"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歷史進程。同時，也和大部分昔日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家一樣，中國女性主義理論的實踐介入，卻迥異於非社會主義國家，不是以男女平等、而是以對性別差異的強調為開端。其直接的對話物件，無疑是建構在階級論基礎上的、否認性別差異的社會結構。毫無疑問，女性主義的又一次進入，不僅標識著中國女性群體/自我意識的覺醒與深化，而且使我們獲得了新的反思與觀照角度，去指認作為國家體制的性別平等背後的、潛在的壓抑機制。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女性主義框架內的中國婦女議題與民族主義的話語再度呈現了落差與張力。然而，必須指出，參照著冷戰的歷史與記憶，中國在女性主義旗幟下展開的種種話語與社會實踐，卻一如始於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國社會的全面變遷，難於整合在一個線性的歷史進步的和諧?述和平滑曲線之中。首先，不甚自覺的"為我所用"的譯介選擇，在事實上拾遺補闕的指向上，大致鎖定在歐美、尤其是法國女性主義（經由英語仲介）的主要脈絡之上；而基本忽略或無視於百年女性主義運動與理論史所形成的極為複雜錯綜的多重脈絡和面向；尤其不關注其中對於社會平等的強烈訴求和?喊--因為這對於我們彼時的社會現狀而言，已是無需多論的社會事實。其次，彼時彼地，女性主義的潛在議題和主要目標，是質詢以階級論為統馭性前提的國家建制中的"解放的婦女"所面臨的新的壓抑；因此其選擇和取捨，便必然強化或曰凸現了某個女性主義脈絡--在此，主要是歐美白人中產階級知識女性所首倡的女性主義理論--對階級議題的拒絕和無視。因此，對類似理論資源的截取，儘管仍不無種種現實錯位、仍相當直接應對了中國城市知識女性的社會生存問題和文化困惑，因此成為具有相當的啟示力和批判性的思想資源；卻因此而形成了對更廣大的中國婦女--城市下層的勞動婦女與鄉村婦女議題的擱置、乃至遮蔽，忽略或遮蔽了城鄉勞動婦女在某種程度上依然獲得的社會權利與亟待改善的社會生存與國家體制間的深刻的依存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如中國朝向發達國家的國際視野的開啟，同時伴隨著第三世界視野的落幕或關閉，以中國知識女性為代表的女性群體再度浮出水面，卻同時意味著中國勞動婦女群體的社會生存圖景漸次沉沒于文化地表之下。迄今為止，對冷戰年代的包括女性與民族主義在內的諸多社會問題的批判性反思不僅遠未完成，有些尚未提出並展開。但這一批判性的反思絕不意味著一個將其扁平化、乃至妖魔化的新意識形態過程。一如沒有一種遺產不包含著對債務的繼承，也沒有一種承接下的債務，不帶有遺產的意味。而中國婦女獲取全面解放與平等權利的事實，則是那個年代留給我們的重要的精神與現實遺產。繼承這份遺產，同時意味著承接了清算並償還債務的工作。深入思考並展開這一歷史與現實中的女性與民族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命題，便是其中緊迫而富於挑戰性的命題之一。

就20世紀最後20年的中國社會而言，女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所面臨的，是一個遠未錯綜龐雜的現實情境。儘管同樣負面參照著冷戰年代的歷史記憶，但女性主義對昔日國家民族主義建制的反思，卻與男性的、或非女性主義知識群落的同一批判間，呈現了鮮明的差異和落差。在女性、或女性主義的立場上望去，起始於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國社會變革，或可視為包容男權秩序於其中的秩序重建的過程；其中歷史清算的進程，迅速由社會抗議、批判轉而為新的主流意識形態與社會秩序的建構過程，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男權秩序對父權邏輯的內在更迭或替代。在社會的主流思潮中，不是解放的婦女所面臨的社會問題，而是婦女解放自身，成了歷史清算?quot;代價論"討伐的物件。於是，女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便面臨著來自歷史與現實建構力量中的多重敵手，它與不同脈絡中的民族主義?述的複雜的張力與共謀關係漸次呈現出新的緊張。而在另一層面上，伴隨著中國對全球化進程越來越深的介入，中國社會所面臨的階級分化、地區發展的不平衡狀態的加劇、剩餘勞動力問題的凸現，我們依照昔日現實所選取的女性主義資源，便不僅無力面對新的社會現實與女性問題，而且間或由於它先在的盲區而不期然加盟於新的壓抑與遮蔽機制。同樣作為一個新的挑戰，便是包括女性主義在內的諸多批判性的思想資源與實踐脈絡，在全球化的權力格局中，嘗試成為一種另類全球化的努力；但也同樣必須警惕其作為"後冷戰"時代繼續延伸的冷戰式的國際政治介入中國現實的切口。並存的現實挑戰還在於，勃興中的大眾文化工業，不時以其極為健碩的胃口，吞咽、消化包括女性主義在內的批判性社會力量，將其演化為某種無害的文化時尚與時髦點綴。

就今日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命題而言，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是，全球資本主義化的進程，正以摧枯拉朽之勢，跨越昔日民族國家的疆界，改寫著現代民族國家的意義。在全球化的趨勢面前，現代民族國家，究竟主要是一個內部壓抑的結構，還是一個對外反抗一極化世界強勢的單元？或者是二者兼有？在一個全球性的人口流動、一次主要是第三世界朝向第一、第二世界的移民潮面前，民族主義或民族認同是否具有了相當不同的實踐意味？面對製造和加深著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婦女苦難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它的另一個稱謂："華盛頓共識"，是否提示著美國作為超級"民族"國家，一個"新帝國"的意義？），一個或許並不出自昔日左翼陣營的思想與實踐資源究竟何在？在面臨威脅、因而強調民族認同與內部整合與向心力的民族國家內部、或者在推進全球化進程，合謀于跨國資本集團、以獲得新的財富、利益分配的民族國家政權之中，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究竟是衝突、合謀？還是存在著別樣的可能？女性主義，不一定是歐美"原裝"的、而是在更多另類抗衡實踐中浮現的女性主義的諸多脈絡，是否正是創造這一新的可能與資源的途徑之一？
于筆者看來，伴隨著昔日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冷戰年代的終結而到來的，是某種意義上的批判性思想資源的枯竭。一種思想的瓶頸狀態重合於全球性社會問題的現實瓶頸狀態。其中女性作為現代社會秩序中的"自我"的"他者"，女性主義作為解構與建構性的思想資源的意義，正在變化的全球語境中凸現出新的突圍與實踐的意義。不是冷戰思維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結構，不是包羅萬象、包治百病的全面社會解決方案，而是開啟另類選擇、另類實踐與想像的靈感來源之一。多極、多元的世界，不是對一極、一元世界的複製與分享，而是對一個可能消除苦難、包容差異的全新空間的想像。

因此，我們在這個文集中，更多地選取來自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文本，基於第三世界現實的、對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批判性思考。它不僅旨在補充、提供女性主義思想資源的不同脈絡，也旨在重新打開我們朝向第三世界、朝向我們或可分享的歷史經驗、思想積累的視野。"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不僅是一種期待和夢想，而且是一個已然開啟的歷史進程。第三世界的、我們的思考，關於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思考和實踐，便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2003年8月
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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