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文章

女性主義對民族主義的介入

文化社會研究譯叢之《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
導言一
陳順馨

半個世紀以前,著名英國女性主義小說家伍爾芙(Virginia Woolf)曾經在她的作品《三個金幣》中說﹕"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整個世界。" 伍爾芙是在一個反戰的語境下作這樣明確的個人宣稱的。她指出,一直以來,婦女被排除在締造戰爭的決定過程之外,但當戰事爆發,國家卻以民族大義之名,號召婦女支持。那麼,民族國家對于婦女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伍爾芙對戰爭的困惑,呈現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普遍婦女面對的沒有全面獲得公民權利(如投票權、土地繼承權、參與政治活動等)卻要承擔與之相關的公民義務(如支持戰爭、保衛國土、參與救援工作等)的矛盾;伍爾芙對國家的清醒,則突出了經由戰爭而建立或維護的民族或國家利益,跟婦女的利益可能是背道而馳的。或許,伍爾芙以一個女人的身份向國家說"不"這樣基進的政治立場,對于當時的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但其背後的理念卻有助于我們理解今天婦女的公民身份為何跟男性不同,以至這大半個世紀在不同國家出現的反戰或反民族主義的女性主義者的所作所為。

不過,伍爾芙在理念上把「國家」等同與「世界」,卻無助于或不足以讓我們深入了解婦女與國族之間那錯綜復雜的關係,以至一些政權為何成功地用民族主義思想統攝婦女解放運動,特別是在前殖民或半殖民國家。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上,七十年代以後﹐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衰落、國際主義精神的崩潰、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的擴張,民族沖突和戰爭此起彼落;在經濟發展上,「跨國」或「全球化」等趨勢更是資本主義幌子﹐目的之一是要鞏固國家的利益。這樣,在意識形態的操控和經濟利益愈來愈集中在某些「國家」手里的情況下,「世界」實際上與「國家」無異,但這肯定不是伍爾芙願意成為其中一員的「世界」國。然而,伍爾芙等早期女性主義者所向往的、由一種「女性」文化和價值觀所建構的和平「世界」,並沒有出現,相反,在反父權或反性別主義這樣廣泛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全球女性主義陣營,在受到民族主義的沖擊和南北、東西的政治格局分隔后開始分裂。與此同時,由于受到后現代主義的影響,女性主義陣營內部也開始質疑是否存在一種統一化的「女性」和本質化的「女性」文化,以至統一的「平等」追求,繼而審視不同女性之間的差異,包括民族差異,以至同一民族內不同的階級、種族、種姓、性等方面的差異,好能更具體地分析婦女的處境﹐制訂行動的策略﹐以至在文化上呈現一個更復雜的「世界」。

女性主義者對民族主義的介入,可以從三個層面加以理解。第一是理論層面。作為一種思想武器或資源,女性主義批判的是不平等的性別權力關係和不利于女性的性別秩序,以至維護、建構和強化這些關係和秩序的意識形態與踐行,如父權、資本主義、民族主義等。民族主義之所以跟父權和資本主義一樣成為一種霸權統識(hegemony),是因為在政治上,它的涵蓋性把民族/國家凌駕于其他範疇如性別、階級、宗教等之上;在敘述上,它提供一套整合性的"語法"和"修辭",把性別、階級、宗教等統攝其下。一些關注婦女與民族主義問題的學者﹐例如印度的瓦哈克思南(R.Radhakrishnan) 曾經提出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何民族主義政治凌駕于(如果不是取消)婦女的政治之上?為何'大一統'(one)的政治會掩蓋'他者'(other)的政治?為何兩者不能在平等和互相負責的對話關係上協調?...為何民族主義能夠在意識形態上能被認定為一種包羅性和宏觀的政治論述,而婦女問題就不能擁有這種特質,反而被框定在具體的和局部的空間範圍之內?換句話說,在怎樣的自然或意識形態的必要性和歷史存在的情況下,民族主義政治成為一種覆蓋別的和不同的政治訴求的'大傘'(overarching umbrella)?" 瓦哈克思南引了著名的民族主義研究者查特濟(Partha Chatterjee)的回答﹕"這是因為非常具體的民族主義政治的意識形態運作成為了政治的常態模式(normative mode of the political),而民族主義所提供的'想象的共同體'被認受為最真實的單位或集體形式。結果,婦女問題(或者是庶民問題)若要被承認為'政治問題',就必須用一種限定的民族主義方式加以表達。在這樣的壓制底下,婦女問題似乎只有兩種出路﹕要麼被迫從民族主義運動脫離開來,要麼尋求一種建構"關係--綜合政治"(relational-integrative politics)的另類方式,以免重滔民族主義的覆轍,成為另一種統攝性的"大傘"。" 但是,瓦哈克思南並不認同查特濟把性別政治局限在對婦女問題的解決上,認為應該進一步從認識論的層面上重新界定「政治」與「性別」這些範疇本身,指出所謂政治提供的"視野"(horizon),是由性別、階級、性、族裔等多種相對的力量共同運作所達致的平衡。因此,它必須是一種綜合的文化政治的產物,任何一個範疇都不能單獨成為一種統攝性的力量。同時,她從女性主義歷史書寫(feminist historiography)的角度出發,指出「性別」作為一個範疇應該超逾它最初關注的獨特對象,以其獨特性展示一種普遍性,對其他具"獨特--普遍"性的範疇之間的張力進行閱讀與闡釋。

第二是行動實踐層面。女性主義作為婦女運動的一種策略,在實際行動上提供介入民族主義的可能性。在伍爾芙之后,女性主義者似乎達到一個共識,那就是婦女實際的處境不僅不能脫離民族/國家的語境加以理解,還有婦女根本是民族/國家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主義運動應該打通「家」與「國」、「私」與「公」之間的界線,以同盟的身份參與由政治家發動的民族解放運動。但對于另一些女性主義者來說,在認識到婦女實踐的處境與民族/國家息息相關之餘,對民族主義運動或其他的民族/國家計劃仍然保持距離,甚至進行批評。這兩種實踐模式涉及兩種截然不同的民族主義立場﹕前者不否定民族主義本身的合理性,只是不滿女性被置放在民族/國家計劃的邊緣上,建構民族主義就是把女性放回民族計劃應有的中心位置,至少是與男性平起平坐,並且指出民族主義建構的性別特質,有助于女性主義理論本身的發展;后者否定民族主義的絕對合理性﹐即不接受以民族/國家作為組織個體和團體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以至身份的界定的最終依歸或決定性因素,也就是說,不贊同其佔有的霸權統識位置。不過,無論對民族主義抱有何種立場,女性主義在實踐的層面上介入民族/國家計劃是肯定的,並且有很多歷史經驗值得參考。正如在一本介紹世界不同地區的女性主義民族主義運動的論文集《女性主義民族主義》的序言中,編者寫道﹕

"這些運動與有關的分析之所以與別不同,是因為婦女從一個以婦女為中心的視點,(再)建構了民族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意義,有些女性主義者把這種視點叫做婦女或女性主義"立足點理論"(standpoint theory)。這個理論所說明的視點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居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不像伍爾芙等那樣把女性看作國家以外的人和受害人,今天世界上每一個地區的婦女都把自己視為民族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界定者。無庸置疑,婦女仍然是個別男人、國家、民族主義沖突以及戰爭的受害者,而且婦女的利益仍然不斷在政治經濟和國家的發展過程中被邊緣化,但她們已經不象伍爾芙那樣界定婦女的受害方式,而是加入控制這些發展過程,以自我組織的方式加以反擊。"

第三,女性主義除了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介入民族主義外,還在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 的層面上,發揮其批判力量。一直以來,女性主義在文學、電影、藝術、大眾文化以至歷史書寫等文化形式上的批評顯得非常有力。在以民族/國家為題材的文化產品中,有關女性的書寫、敘述與影象,可以說決不缺少,甚至說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文化生產的想象與審美的維度又往往天衣無縫地把女性縫合在民族/國家話語當中,這樣,解構這些性別化的民族/國家話語便成為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任務。與此同時,不少女性主義者的創作﹐以豐富的想象力量﹐突破民族主義對女性生活的限定﹐再現了女性與民族/國家的另類關係。女性主義對民族主義文化再現的介入,除了直接在主題、形象、敘述方式、視覺效果以至語言等方面提出批評和進行創作世紀外,還針對男性理論家或批評家在對民族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的文化與歷史再現進行理論化或評論時所呈現的性別盲點。最為經典的是女性主義者對印度學者如查特濟、古哈(Ranajit Guha)、察克巴替(Dipesh Chakrabarty)等開拓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介入。庶民研究是一種從批判民族主義或殖民主義精英式的印度歷史寫作為起點的另類歷史書寫與論述,目的是將被認為受到壓抑的「庶民」(階級、性別、種族、種姓等意義上的)的聲音發掘出來,重新建構印度的歷史。但是,女性主義者如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維斯威思華倫 (Kamal Visweswaran)等批評這些男性學者無論在理論或實際書寫的過程中,都沒處理好性別與庶民性(subalternity)的關係或庶民婦女的問題 。在實踐方面,她們認為女性主義歷史書寫要呈現庶民婦女的言說,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言說(small speeches),包括從婦女的傳記或手記、非正式的歷史檔案、法庭紀錄中女性的證供、監獄紀錄的口供、斗爭紀錄等等,聽取她們的聲音﹐因為這是婦女的歷史在場和能動性(agency)的最好說明,並且能夠挑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或精英的民族主義歷史書寫。不過﹐婦女真的能發聲嗎?這個問題仍然困擾著斯皮瓦克等女性主義庶民歷史學家。

前面曾經提到,后現代時期的女性主義對是否存在一種本質化的「女性」提出了質疑,女性主義政治也從強調「平等」向強調「差異」傾斜。強調「差異」,並不意味著取消性/別議題的意義,相反,女性主義的差異政治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那就是提供更大的空間﹐讓不同立場和取向的、對性/別以至相關的議題關注的人,在女性主義這個平台上進行溝通與對話。女性主義政治也不象民族主義那樣,試圖以一個範疇統攝其他的範疇,或在理解問題與訂定行動策略上要求統一或同一,因此,在介入民族主義政治時,女性主義者中間也允許差異的存在﹐甚至針鋒相對﹐例如前面提到的對民族主義所抱的不同態度。至于庶民婦女能否真正通過他人對她們的歷史進行書寫而發聲﹐在斯皮瓦克的存疑態度之外﹐也存在不同的意見。庶民研究已經脫離印度這個獨特的語境,成為了不同地區的女性主義學者的實踐領域,由于她們研究的對象的不同,對「聲音」、「言說」的理解也迴異,因此自然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研究上海娼妓歷史多年的美籍女性主義學者赫雪特(Gail Hershatter)就不同意斯皮瓦克的結論,認為如娼妓這樣的庶民中的庶民,也有她們言說的方式﹕她們以微不足道的言論(例如三十年代街頭妓女被捕時在法庭上所作的自我辨析),說明了她們並不如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所說的那麼被動、可憐(受害者形象),而是主動地(雖然有時是被迫)跟各種試圖控制她們的體制(如法律、父權、資本主義等)拉鋸,顯示了一定的歷史能動性。

總的來說,女性主義對民族主義的介入是多層次和多方面的,全球各民族的女性主義者在這方面的努力,不僅大大的開拓了民族主義批評的視野,還同時豐富了女性主義理論、批評與實踐本身的內涵。當女性主義對被民族主義論述簡單化的婦女與民族的關係再次提出問題(problematize) ﹐並且揭示不同婦女在不同的民族沖突中的處境與能動性,以至在文化再現層面上剖析各種各樣的隱喻和創造女性超逾民族/國家規範的敘述空間的時候,民族主義的「語法」或邏輯就會逐漸得以呈現﹐甚至瓦解,這樣﹐再建構女性與民族各方面的關係才變得可能。我們基本上是根據這樣的思路構想這一輯譯叢的主題與內容,11篇選定的文章也按照這思路分為三個部分﹕婦女與民族的關係(第1-3篇);民族衝突中的婦女(第4-7篇;婦女與民族的文化再現(第8-11篇)。

婦女與民族的關係

在性別與民族的關係這部份,我們介紹的是兩位女性主義學者﹕伊瓦--戴維斯 (Nira Yuval-Davis) 和沃爾拜(Sylia Walby) 。伊瓦--戴維斯的新作《性別與民族》(Gender and Nation, 1997)提供了一個相對系統化和完整的分析框架,在理論層面上探討性別(特別是婦女)與民族的關係,並且指出民族主義計劃(nationalist projects)與性別關係有關的三大面向﹕譜系、文化和公民,以至帶出婦女運動以一種橫向的政治突破族裔身份的局限與分隔,達致自我賦予權力的效果。本譯叢收錄的是這書的第一章"性別和民族的理論"和最後一章"婦女、族裔身份和賦權﹕走向橫向政治"。伊瓦--戴維斯在"性別和民族的理論"一章﹐首先以一種后結構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的女性主義立場對性別理論進行梳理,認為"「性別」不應當被理解為男女之間的一種「真實的」社會差異,而應被理解為一種「話語方式」。其次,她突出婦女屬于不同群族這個事實﹐是構成她們之間的差異性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她們在不同群族中的成員身份,必須在支配性結構內加以理解,這個成員身份也其他社會關係緊密扣連。「民族」涉及的則是國家、公民社會與家庭這些概念,伊瓦--戴維斯認為必須將這些概念區分,才能解構民族主義的內涵。例如民族主義論述把國家視為民族興衰的指標(因此出現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樣的概念),忽略家庭與社會這些因素在民族觀念的建構或民族的想象中所發揮的作用。在對民族、國家、社會等概念進行清理后,伊瓦--戴維斯把民族主義計劃所涉及的性別與民族的關係的几個方面,分別進行辨析。

第一方面是婦女與民族的生物性再生產(biological reproduction)方面。對于譜系民族主義者來說,一個民族的盛衰,最基本的指標就是數量上能否維持平衡,在這點上,婦女的生物性再生產(生育)很容易被等同為民族的生物性再生產(繁殖)。因此,個人的生育選擇權(這對女性主義者來說是基本的婦權)便很容易被統攝在民族主義計劃之下,例如國民生育的控制在很多國家是一項國策﹐並出現不同的說法,指示某個時期婦女應該多生還是少生。另外,維持民族血統的純潔性也是譜系民族主義者的關注點,婚姻與性行為(特別是婦女)的控制成為民族的"基因儲備"的保證。但正如伊瓦--戴維斯指出的,"那些把譜系和起源作為主要族群的組織原則的民族主義計劃,一般比其他民族主義計劃更具排他性......如果在共同的基因儲備上加上一個「種族」建構問題,對異族通婚的恐懼就成了民族主義話語的核心。"

第二方面是文化再生產和性別關係方面。除了「基因儲備」的觀念外,民族主義者想象民族的另一個重要方式是「文化與傳統」,那就是通過一套特定的文化編碼(從表面的身體特征、服裝風格、行為模式等到深層的習俗、宗教、文學和藝術的生產模式、語言等)的確認和再生產,分辨誰屬于一個特定集體的成員和凝聚這個特定集體的力量。這種被稱為文化的民族主義計劃,對于其成員不在同一個國家生活而是散居在各地的民族(如中華民族、阿拉伯民族等)來說,比譜系民族主義計劃更為重要,因為更能發揮想象力量,維繫鬆散的民族共同體。在文化民族主義者所確認和再生產的那套文化編碼中,性別符碼起著特殊的作用,例如在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文化編碼中,「大地母親」、「黃河母親」等女性化修辭發揮的是一種由母親所象征的民族包容性、保護性、孕育性,以至與大自然結合的無窮力量。本譯叢的另一篇文章"訴說空間﹕巴勒斯坦婦女與民族敘事的產生",作者雷雍同樣指出民族主義需要一套清晰的修辭,以游說及說服他人接受民族主義的有效性和必要性,甚至接受這是「自然」的。不過,正如伊瓦--戴維斯指出的,男性以民族的名義要求婦女保衛或回歸傳統,經常跟批判對婦女不利的傳統並要求解放的女性主義運動發生矛盾。

第三方面是公民身份的性別差異。在概念上﹐公民身份與國家息息相關,而這是國家民族主義者最為關注的課題﹐這樣﹐"國家民族"的建構成為民族主義計劃三大範疇之一。此外﹐國家的政府一般會用行政手段介入公民身份的界定,因此影響也較大。伊瓦--戴維斯沒有把公民身份的理解﹐局限在正式持有某個國家的護照或在某個國家居住的權利這個層面上,而是采納馬歇爾(T.H. Marshall, 1950、1975、1981)的定義,視公民身份為"一個共同體的正式成員資格",包括公民、政治和社會的權利和責任。但她看到,婦女在這些共同體中的公民身份常常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她們跟男性一樣享有某些共同的成員資格,但另一方面,某些國家總有一些專門針對婦女的規則、制度和政策。權利方面,例如女性能夠通過婚姻進入男性所屬的民族/國家或取得公民身份,反過來﹐男性則不能這樣做,這說明女性的公民身份通常是從屬性的。義務或責任方面,例如如何理解女性公民參軍也與男性有區別﹕女性更多屬于輔助性的,男性則是保家衛國,因此女兵與男兵在工作分配上一般是不同的。另外,由于公民身份更多的是由所謂「公共領域」的事務所界定,而女性被認為更多是屬于「私人領域」的,這一定程度影響了女性公民身份的認受性。

作為女性主義者,伊瓦--戴維斯最關心的,其實是女性在社會(特別是民族)層面被不斷地加以區分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團結在一起﹖因此,她在"婦女、族裔身份和賦權﹕走向橫向政治" 一章中﹐提出一個突破身份政治的局限的行動策略﹕"橫向政治"。這個來自意大利婦女運動的策略,涉及兩個關鍵概念﹕"扎根"和"移動"。"扎根"的意思是婦女擁有自己的集體和身份,在與屬于別的集體和擁有別的身份的婦女進行對話的時候,她們既有的觀念是會在對話中傳達開去的。與此同時,為了對話能夠進行,她們就得努力使自己"移動" ﹐即不能死死地守著自己的位置。伊瓦--戴維斯補充說,"移動"的過程不應該涉及解除自己的中心,不然會失去自己的根和價值觀;也不應該同化"他者",更必須承認﹐擁有類似"根"的人的位置與觀點﹐必然存在差異。換句話說,"橫向政治" 是一種以對話取代統一化和同質化的過程,而對話之所以成為可能﹐是承認參與對話的人有其具體的定位,也承認每個具體的位置只能產生一種"未完成的知識"。這樣,對話的參與者才感到有力量,或者獲得某種正面的權力。這種理論對于打破民族主義的霸權統識是具有啟發性的。

跟伊瓦--戴維斯一樣,"女人與民族"作者沃爾拜較早關注到性別在民族主義論述中的重要性。她是在回應伊瓦--戴維斯和安斯亞斯(Floya Anthias)、加亞瓦爾丹拿(Kumari Jayawardena) 、安羅(Cynthia Enloe)等人在不同層面上關注性別與民族、國家以至國際秩序的關係的觀點后,提出差異概念在這個議題中的重要性 。例如沃爾拜在批評伊瓦--戴維斯與安斯亞斯的理論之餘,進一步追問﹕婦女是否像男人一樣支持民族/族裔/"種族"計劃?她們的計劃與男人的計劃是相同的嗎?婦女的民族主義/族裔/"種族"及其他大規模的社會計劃,其邊界與男人的是否相同,還是更全球化,或者更地方化?她的答案當然是﹕不一樣或不同。例如她舉例說﹐婦女較不支持軍國主義,卻對國際和平及合作表現出更多的熱情﹐這從多方面影響著性別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她也認為婦女的政治行動一般比男人更本土化,更少民族主義。最後,她結論到一個民族或族裔計劃,必須經歷不同的階級和性別的社會力量的斗爭,因此,民族之間的關係,部分是由本土特定的性別化斗爭所形成的。或許我們可以從一些具體的民族沖突中婦女的斗爭,驗證沃爾拜所作的結論。

民族衝突中的婦女

二十世紀的人類政治史上,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戰爭可以說彼起此落,觸目驚心。民族主義的抬頭,不僅挑戰不同地方(特別是所謂第三世界)的殖民統治,還挑起歷史中沒有解決的民族仇恨或爭執,使得在某種政治環境下和平共存的民族,開始互相侵犯,而這些民族之間的衝突很多時又與宗教糾纏在一起和跟國家政權的建立有關,形成多種力量的拉鋸戰。在這些民族衝突中,從譜系、文化到公民身份,作為一種主導的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的不同面向﹐全面開動,使衝突變得更為激烈和複雜化。正如上一節提到的女性主義理論所指出的,婦女必然被捲入這些衝突之中,進而又引發女性主義者在行動上的介入。第二部份所選的四篇文章,涉及三個地區不同時期的民族衝突﹐包括獨立運動時期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分治上的衝突、南斯拉夫聯邦分裂后的民族戰爭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這些衝突至今仍然以某種形式持續著。

獨立前的印度在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時﹐曾經在分治的問題上與巴基斯坦發生了嚴重的衝突。這個衝突出現在半個世紀多前的1947年。一般歷史記載的是分治的結果﹕兩個獨立國家宣布成立﹕回教徒西遷到新設立的巴基斯坦國,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則東遷到印度。正如"沉默的問題﹕分治、婦女與國家"的作者布塔麗婭(Urvashi Butalia)說的,"令人驚訝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新政府根本就對這種動蕩局面始料未及----他們沒有想到,根據不同宗教信仰劃地而治(那麼多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對那麼多的回教徒)引起的不安與恐慌,會迫使人們背井離鄉到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同一宗教社群中去。"在這次充滿不安與恐慌的大遷徙中,婦女成為主要的性暴力受害者﹕估計有7500萬婦女被異教的男人強奸和拐賣。但布塔麗婭發現,這些婦女的遭遇,並無人問津,有關分治的文獻只記載政府間的爭論、領導之間的協議與分歧、黨派之間的矛盾等與"政治"因素有關的內容。當她通過口述歷史的方式記錄婦女當時遭遇到的情況時,卻深深的感受到"分治是一個深刻的與性別問題有關的問題",因此,要理解這段重要的歷史時期,必須以性別作為基本的分析範疇,即分析婦女與這些事件有什麼關係,她們如何處理這些事件,以至她們的經歷如何被再現出來。根據布塔麗婭收集到的駭人故事,印度婦女除了在大遷徙的過程中遭到男性異教徒的性暴力對待外,還在遷徙之前遭到同一宗教的男性的殺害。原來村落間的宗族暴力在分治前几個月已經開始,不同教派的男人一方面攻擊另一些教派的人,另一方面設法保護自己教派的女人。他們認為﹐女人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一旦落入別的宗派的男人手中,要麼被迫改變宗教信仰,要麼被強奸,懷上異教徒的孩子,這樣女人不僅失去了貞潔,整個社群和種族的純潔性也會因而受到玷污。因此﹐當他們沒有能力拯救女人時,不少男人便把家族的女人殺死,並說她們是「殉教」。不少婦女也「自願」地集體投井自殺,以保持自身與宗教的清白。但是根據布塔麗婭的調查,這些殉教的義務,都是男人強加于本宗教的女性身上的,儘管確實有部分婦女自願承擔這種義務,卻很難知道多少婦女是被迫的,因為這些事跡在民間根本沒有人願意提起,縱使在公開場合如拜祭亡靈儀式等,這些殉教的婦女都被講述為模楷,並用來對照那些沒有殉教而活下來的婦女的不是。

至于那些不計其數的、被其他教派拐賣和強奸的婦女,她們日後的生活更是悲慘﹕不僅在男人的手中倒來倒去,還被同一宗教民族的人所拋棄,因為她們失去了自身和民族的「貞操」。不過,分治後几個月,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新成立的國家為了表現對屬于本宗教的婦女的責任,達成了一項救援被拐賣婦女、使她們「回到」自己本土的國家居住的協議。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協議背後的理解是﹐界定婦女的家鄉/祖國﹐應以其所屬的宗教或宗教社區為標準,而不是其所屬的國家的公民身份(印度教或錫克教婦女在巴基斯坦,回教婦女在印度)。這樣,被別的宗教社區搶走的婦女,必須被交還到她們原來的宗教社區、她們的家鄉,而這些身份都是由各自國家的男人所界定的。在這樣的協議下組成的「婦女救援組織」﹐便開始到處尋找流落到別的宗教社區的婦女,強迫她們回鄉,包括那些已經與異教徒結婚或在「異鄉」開展了生活而不願意回去,和那些害怕再次遷徙和不被同鄉接受而不敢回去的婦女。結果,引起了一些婦女的反抗,說明了強制遣返並不那麼順利。但作為一個新建立的國家﹐印度把重整破碎家庭這項工作視為對公民(包括尋找遺失親人的和被救援的人)進行的責任,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政治任務,那就是建立新的印度民族政權的穩定性和威信。

然而,我們看到,印度這個國家民族主義計劃,卻與其內在的譜系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產生矛盾。首先,儘管政府積極地介入家庭關係和組織,包括甘地(Gandhi)和尼赫魯(Nehur)都曾反復呼吁印度教徒,不要拒絕那些婦女重返家園,甘地還說那些婦女是純潔的,但政策與說法並不能一時改變印度教徒這個以宗教作為界定其成員身份的民族的「信仰」,神聖的宗教是民族的源頭或依歸這個想法,把婦女身體的聖(貞)潔放在維持民族的純潔性的關鍵地位。這樣,縱使一些曾經被玷污的婦女被接受回家,她們與異教徒所生的孩子也成為延續民族譜系的純潔性的障礙,因此,印巴兩地都發現被遺棄的「雜種」兒童,使政府的家庭團聚計劃又受到打擊。其次,獨立后的印度的國家民族主義計劃,也跟文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相矛盾。前面曾經提到,在文化民族主義所確認和再生產的那套文化編碼中,性別符碼起著特殊的作用。在宗教性很強的印度文化傳統裏,"婦女"有一種特殊的民族象征意義,這其實跟19世紀興起的反殖民統治的國家民族主義有關。查特濟曾經在他的文章"婦女問題的民族主義方案" 作過這樣的分析﹕19世紀印度一些反代表英殖民統治的西化和現代化的民族主義者,把西方文明歸納為物質的,而印度文明則屬于精神的。他們認為印度不需要模仿西方,只需要利用當時強加于印度之上的外在物質發展來強化自己,而真正要保存的是更為優勝的內在的、印度真我之所在的精神家園。或許我們可以用一條中國式的民族主義公式「印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西學印用」加以概括。在這樣的物質/外在/世界與精神/內在/家園的二分圖景中,賦予「主內」的角色和生活空間被劃定在家庭範疇之內的「女性」便自然歸入後一類,而「主外」和享有更大的社會空間的「男性」則自然歸入前一類。可以說,「女性」這個性別符碼承載的是新的民族自我的全部內涵,發揮抗衡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作用﹔傳統的「女性特質」,無論是外表(衣著、打扮等)或者是行為模式(宗教信仰等),都被賦予精神的、像神的內涵。另一種「新女性」形象﹐則既包含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如接受正規教育(最重要是學習家政)、有教養的(有別于低下層粗俗的婦女)、有一定自由的(有別于沒有自由的上一代婦女),又保持傳統美德(有別于沒有精神內涵的西方婦女)如貞潔、犧牲、獻身、有紀律,以家庭為重(做好家務,保持家的特性)等。可以說,由于「家」成為表達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質的主要場域,婦女因此要更好的承擔這個「家」的守護人和養育人的責任,她們的生活不能全盤西化,也要跟男人不同,才能顯出其精神性和民族性。查特濟總結說,民族主義提供給婦女問題的方案,看似是把女性地位提高了,其實是在鼓吹一種新式的父權,例如把「女性」稱為女神或大地母親是一種把她困在「家」/民族這個範疇之內的另一種方式,取消了她在外在世界/其他民族生活的選擇。

回到印度分治前后的婦女情況,查特濟的分析或許能夠提供一個背景,回答這樣的一個問題﹕為何印度教、錫克教和回教的婦女,在「精神」對「精神」的民族內部衝突中,仍然被男人要求「殉教」(自願的或被迫的)﹖所謂「精神」的、「女性」的民族主義計劃背後,其實仍然是「物質」的、「男性」的操控,而其中婦女仍然是被犧牲的一群。另一個問題是﹐到了新的民族國家建立后,「西方」這個假想敵已經不復存在,為何「女性」的文化象征意義以至尋找流落他鄉的婦女的工作變得那麼重要?我認為在新的國家民族主義計劃中,女性的文化象征意義已經轉化為一種展示政權的合法性的重要保證,用布塔麗婭的話說,"這是一種通過找到失去的東西來恢復法理權威的做法"。但是,這樣做除了說明女性的公民身份建構(以被救贖作為基礎)有別于男性外,對那些婦女有什麼好處?在這個所謂新的公民社會里,又有多少婦女敢以公民的身份站出來發聲?究竟婦女如何看到自己的位置和跟宗教的關係﹖這些都是布塔麗婭等關注女性在族群中的處境的人提出來讓大家共同反思的問題。

本世紀最後一個十年,在巴爾干半島上發生的連場民族戰爭中,我們也看到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婦女﹐遭遇類似半個世紀前印度婦女被外族男人強奸的情況,例如1991年塞爾維亞軍隊在克羅地亞和波黑佔領區進行"民族清洗",並當眾和集體強暴婦女。一些婦女在遭強暴后被殺害,另一些則被迫懷孕,生產"塞爾維亞嬰兒"。猶如印度,出現在南斯拉夫各民族衝突中的婦女強暴,已不僅是性別之間的性暴力行為,而是一種民族主義計劃。正如克內則威克(Djurdja Knezevic)在"情感的民族主義"中說﹕"強暴是對國家進行羞辱和污染的策略。很清楚,國家是一個女人的身體,或者說它就是一個女人。"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曾經指出﹕ "這些執行施暴行動的男人,在戰爭時期其實負載著民族代表或使者的身份,他們以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或民族的純潔性的名義對別國或別民族進行侵犯的時候,隨伴著土地的掠奪的,必然是對「它者」民族的「純潔性」進行干擾或破壞,而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強奸當地的女人以及強迫她們懷孕。在公眾地方或在家人面前進行集體強奸,其意義在于公開地向被侵犯的民族的男人們(他們也自認為民族代表)展示一個處于強勢的民族對一個處于弱勢的民族進行侵犯的「到位」,加強他們的恥辱感。...可以看到,女性的身體在民族戰爭中其實是戰場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權或自主性與強暴女體之間、佔領土地與「佔領」婦女子宮之間,似乎可以劃上一個等號。換句話說,入侵者強行對「它者」領土的「進入」(penetration)可以理解為一種「陽具」霸權行為。"

面對這樣的霸權行為,如果說布塔麗婭的回應是通過書寫將沉默的婦女的「聲音」帶給他人的話,那麼,南斯拉夫女性主義者的回應則是通過行動直接介入;前者面對的是歷史,後者面對的是現實。班德利(Jill Benderly)的"南斯拉夫分裂后的國家戰爭中的強暴、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和克內則威克的"情感的民族主義"分別談到女性主義者的行動和當中的分歧。不同于19世紀末印度獨立婦女運動的被民族主義運動扼殺,女性主義運動在南斯拉夫有很長的歷史。1890年第一個婦女組織在當時的哈不斯飽王朝南部的南斯拉夫省和塞爾維亞成立,其後的女性主義運動一直與歐洲的婦女運動聯係在一起,有積極參與本土政治的傳統。在社會主義南斯拉夫還沒有分裂之前,女性主義者已經開始批評社會主義沒有完成對解放婦女的諾言﹔各個共和國的獨立爭取,她們也不以為然,認為任何國家的建立都使得婦女受到操縱,例如賦予婦女"民族的母親"這樣的身份。可以說,這段時期的女性主義運動具有強烈的反民族主義色彩,與其他加入民族主義陣營的新興社會運動立場迴異。民族戰爭爆發之後,女性主義者更加看到婦女處境的不利,便開展和平的反戰行動,例如一個名為「黑衣婦女」的組織,長期在貝爾格萊德街頭進行無聲的守夜,另一些則開展救援被強暴的婦女的工作。但她們在急劇上升的民族主義仇恨情緒中受到很大的壓力,特別在克羅地亞,有几位女性主義者更成為公開攻擊的對象,攻擊她們的人還包括支持民族主義的女性主義者。班德利和克內則威克的文章都提到這個事件,她們的反民族主義立場是清晰的,認為那些支持民族主義的女性主義者﹐錯誤地把"婦女是受害者"等同于"民族是受害者",結果變成"受害者的愛國主義"。班德利提出和平反抗暴力的主張;克內則威克則認為要打破民族主義女性主義者的一個誤解﹕她們以為婦女是民族主義提供的「安全的空間」(集體保障和家庭生活)的獲益者,其實民族主義和新父權主義邏輯把婦女局限在母親的角色上,並沒有重視婦女在公共空間的位置。

克內則威克的判斷,似乎在巴勒斯坦婦女參與民族獨立運動和建國的經驗中又一次得到驗證。格拉克(Sherna Gluck)在"移動的沙洲﹕巴勒斯坦解放運動中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聯係"一文中,介紹了巴勒斯坦婦女如何積極參與由「巴解組織」領導的「反以色列運動」(Intifada)民族主義計劃之後,仍然逃離不了如阿爾及利亞等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成功后,婦女的利益和代表性被男性政治家掩蓋或忽視的命運。可以說,60年代「巴解組織」的成立的確促進許多婦女組織的誕生,包括日後變得官方化的慈善性組織和重視婦女發展的女性主義組織,而持續幾十年的建國運動為巴勒斯坦婦女帶來相對大的自主空間、性別意識和角色上的轉變,並且敢于挑戰權威。在這過程中,婦女承擔了由滿足民族國家建設需要帶來的繁重任務,如參加戰斗、保存和繁衍巴勒斯坦人口和文化(特別在1975、1982年間在難民營發生大屠殺之後)﹐以至承受以色列士兵和監獄人員的性暴力對待和及后被自家的男人的懲罰(因為她們"羞辱"了他們)。這一切都積累著婦女對未來的巴勒斯坦國的期待。然而,到了1995年草擬巴勒斯坦國選舉法的時候,那些男性委員竟然沒有聽取婦女組織的建議,沒有給婦女留出議席,以至女性的公民權利沒有在立法層面上得到一定的保證。因此,格拉克並沒有把婦女的未來希望寄托在新生的巴勒斯坦國的領導層中,而是寄托在婦女的不斷斗爭中,但她並沒有像南斯拉夫的姐妹們那樣對國家民族主義本身產生懷疑,說﹕"最終,巴勒斯坦婦女的命運與兩個方向緊密相連。一個是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跟以色列進行持續的對外斗爭;另一個是為了獲得一個多元化、民主的社會(包括不僅產生階級和性別等級體系的經濟發展)而進行的內在斗爭。"

從上述幾個民族衝突的例子看到,女性主義者針對國家民族主義計劃可以有不同的選擇﹕要麼保持距離,扮演批判者的角色,指出其對婦女不利的踐行;要麼直接參與其中,在內部進行斗爭。無論在體制外還是體制內,婦女介入民族主義計劃似乎是女性主義的重要議程,因為民族衝突不斷爆發,民族國家的建立也不能缺少把婦女生活納入「正常」軌跡這樣的一個議程,無論是印度婦女的跨境「回歸」,南斯拉夫各民族婦女為國家而生育,或者是巴勒斯坦婦女在民族獨立后被迫回到家庭崗位上。

婦女與民族的文化再現

除了政治參與的實踐外,女性主義還在敘述層面介入民族主義話語,特別是為婦女與民族的關係提供另類的想象。本譯叢選了雷雍的兩篇文章﹕"訴說空間﹕巴勒斯坦婦女與民族敘事的產生"和"女性身體和「跨民族」生育;或不叫強暴的強暴?"。雷雍嘗試做的是在對一些文學作品的批評或閱讀中,找到民族敘述"語法"與"修辭"上的縫隙,從而打開女性主義敘述的空間。跟格拉克的策略不同,在"訴說空間﹕巴勒斯坦婦女與民族敘事的產生"一文中,雷雍除了不認同巴勒斯坦民族獨立運動有內外之別外,還打破民族敘述上的"外在"和"內在"之分,認為無論在空間概念上或者男女在保衛與被保衛的角色上,都是因"共同斗爭"而合為一體的。例如﹐所謂"內部" 的家庭其實像所謂"外部" 的街頭一樣﹐充滿危機,而已成為"國家"建設一部分的街頭"工作"(戰斗),很多時是由"女性" 承擔的。此外,她認為敘事不僅是一種訴說或書寫,也是一種實踐,因此"通過綜合考慮敘事的聲音、時間、空間、情節和遏制策略等因素,使文學敘述分析的批判性和理論上的洞察力﹐對民族主義敘事產生作用。" 通過對巴勒斯坦女性小說家卡利菲(Sahar Khalifeh)在小說《仙人掌》和《太陽花》的敘事中如何滑動與"內部"與"外部"之間的分析,雷雍說明了這些區分都是外加的。另外﹐她引述《仙人掌》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人物的行為作為例子,展示性別超逾民族隔閡的力量,說明以重新建構訴說空間取代過往充滿仇恨的民族主義敘事的可能性。在"女性身體和「跨民族」生育;或不叫強暴的強暴?"一文中,雷雍則針對強暴、生育、身體等涉及女性的性的民族主義敘述。她認為從修辭上講,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敘事,看起來很緊湊和前後呼應,權威的敘述者似乎在講述真理,也將讀者或聽眾放進一種特定的框架中。然而,這種努力往往是自相矛盾,充滿紕漏的。不過﹐恰恰在這些紕漏和矛盾中,蘊涵著重新構鑄和處理民族主義的特定秩序的可能性。雷雍分析了塞浦路斯作家阿布拉米杜(Maria Abraamidou)以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為背景的小說《荒謬》(1979),指出其中那個不合邏輯的故事,其實是大膽地向主導的民族主義秩序提出了挑戰。故事的顛覆性首先在于男主人公是一個代表入侵者的土耳其年青士兵,他並不野蠻,最後反而被女主人公(希臘裔塞浦路斯女子)殺死;其次﹐那名在一般民族敘述中多以受害者形象出現的女子,她的身體沒有被這名異族男子蹂躪,反而表達了一個單身女性的欲望,最後還提供給她一個逃離本民族的種種限制的契機。雷雍用跨越界限來描述這個在婚前懷上一個"雜族"(民族和宗教意義上)、並把孩子的父親殺掉的女子的行為,而這種行為穿越了的界限包括民族、宗教、佔領與被佔領、性別等方面。她更認為作者阿布拉米杜通過敘事的力量,把女性放回自我操控的位置上。

除了文學敘述外,大眾文化也是再現民族主義話語的場域,為女性主義者提供了介入點。普洛賓(Elspeth Probyn)在"滴血之喻與平常事物的其他寓意"一文中,用了加拿大魁北克省電視上播放的、對魁北克過去進行想象的歷史劇和表現平常事物的肥皂劇為文本,分析魁北克為爭取脫離加拿大成為一個獨立民族國家而作出的民族主義表述。構成魁北克的民族特質(有別與整體加拿大)是語言,但語言本身並不足以建構一個有關少數民族源頭的故事或寓言,必須借助大眾文化的力量,以一種"傷口"的隱喻建構這個民族被邊緣化的歷史過程。普洛賓用了"滴血之喻"來概括這種"負載跨歷史任務地把現代民族國家帶入具象征秩序的階段"的努力,並在解讀這些大眾文化作品的女性形象和平常事物的過程中,看到某個民族可接受的界限在那裡。她總結說﹕"這種關注使得國族的誕生不像到達目的地後的英雄出場,也不會以被踐踏、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姿態出現,而是一種歷史和物質的形塑過程,從重重疊疊的殖民和暴力狀態中產生其存在的形態和形成的模式。"不過,普洛賓還是能夠在這些充滿平常事物的民族主義文化再現中發現﹐女性並沒有完成納入民族主義話語中,她們像阿布拉米杜小說的塞浦路斯女子一樣,用性愛改寫歷史,使魁北克民族未來的面目變得模糊不清。

最後一篇文章是查特濟的"婦女與民族"。查特濟不是女性主義者,但關注婦女與民族主義歷史的關係,著力于婦女歷史的研究。這篇在庶民研究脈絡中生產的文章,可以看成為以另類的歷史書寫方式介入民族主義的一種實踐。前面介紹過他的那篇"婦女問題的民族主義方案",可以為這篇以19世紀孟加拉婦女的傳記和手記為基礎,對婦女與民族的關係進行理論概括的文章﹐提供一個背景。查特濟指出,由于19世紀印度民族主義給婦女提供的解放方案,只滿足了民族主義的目的,結果把婦女更深地困在家/內/民族的範疇中,儘管所謂「新女性」的社會生活空間有所擴張。此外﹐由于婦女被排除在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之外,印度也不能如巴勒斯坦那樣,成就一個自主的婦女運動的誕生。不過﹐查特濟認為﹐婦女與民族的互動關係並沒有完成被扼殺,只是沒有發生在公眾領域的範疇而已,因此研究婦女在家庭中的變化是窺探印度民族解放歷史的主要途徑。他說﹕"我認為家庭在民族主義霸權統識計劃的發動上不是輔助性的,而是成為大本營。19世紀印度新興中產階級婦女于是成為民族主義計劃的活躍主體----是其霸權統識策略形成的共謀者,與此同時,她們又對這些策略進行抵抗,因為婦女受到它們所制造的新形式父權制所支配。"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些女性主義者批評所指出的,作為男性﹐查特濟仍然有他的盲點﹕他沒有看到婦女改變自己的命運的可能性,認為她們最終被民族主義"忘卻"或"出賣"。

總的說來﹐在男性主導的民族主義研究領域中﹐雖然有查特濟這樣的研究者﹐對婦女與民族或民族主義的關係表示關注﹐但他們仍然局限于受害者或共謀者這樣的理解。伍爾芙當年對于國家采取那種不介入的策略,當然已經沒法改變仍然存在的婦女被民族/國家排斥、利用、收編以至危害的境況,但男性對民族主義的批評所延伸的婦女關注,似乎缺乏一種視野----一種婦女作為歷史能動者的視野﹐這種視野卻在眾多的富有實踐經驗的女性主義者的批評中有所呈現﹐因此﹐女性主義者介入民族主義的討論顯得格外重要。這里輯錄的文章,希望能成為展示這種視野的一些範例,為我們在本土的語境中思考婦女與民族或民族主義的關係提供一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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