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文章

真實世界的和平
在尋常中閃耀的和平希望

《讀書》,2005年10月號,頁3-16
劉健芝

甘地說,以眼還眼,我們將全都成為瞎子。仇恨、貪婪、盤算、嫉妒,猶如瘟疫蔓延般,把越來越多的人捲進暴力詛咒的瞎子命運中。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Jos Saramago)的小說《盲》(又名《失明症漫遊記》),說了形形色色的盲帶來更多更深的盲的故事:不知名的病毒在城中傳開,患者突然什麼都看不見,只能“看”見一片厚實的白,與患者接觸的人迅速被感染,於是,家人、醫生、小偷、員警……陸續被送入隔離患者的集中營。營中,突發的盲給患者帶來的 “平等”與“相憐”只能是短暫的,搶掠、欺詐、霸道、殘暴以加倍的力度掌控著、壓迫著這個空間。過了一段時間,集中營已無人看管,也無人照料,因為全城的人都盲了。意識到無人看得見,幾乎所有人的自律都崩潰,到處是不忍卒睹的搶掠、欺詐、霸道、殘暴,只有惟一沒有失明的人——醫生的善良妻子——見證著暴力如何既出於不同的執著的盲,又引發不同的執著的盲,讓仁恕施與的心失落。暴力是來自死亡、封閉的國度的使者,在無名的恐懼和無窮的欲望所主宰的執著推動下,蠶食心靈的自由,蠶食讓仁恕施與成為可能的智慧和勇氣。在暴力主宰的世界裏,“和平”成為延續暴力建構的體系的一個主軸,讓暴力最終自毀的命運可以延緩。要打破暴力的主宰和詛咒,我們必須把“和平”從其體系釋放出來,讓暴力建構的體系所壓抑的角度和經驗能夠發揮作用,為生命帶來和平的希望。二十世紀在暴力和盲目中終結。

第一次世界大戰用上了發明才十年的轟炸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廣島、長崎上空的蘑菇雲宣告了軍事科技囂張的勝利。生態經濟學家薩斯(Wolfgang Sachs)指出,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通過的《聯合國憲章》,認為要結束戰爭和暴力,惟有全人類攜手走上“發展”和“進步”的康莊大道;統率著這支浩蕩隊伍的,是科技、市場、國家、理性、自由。傳統理念相信公義的果實是和平,如今取而代之的理念,是惟有西方理性帶來的大一統的文明,才有和平。空間的多元文化,被詮釋為時間上的階段進化,野蠻人(或謂之落後、發展中、不發達)要在西方老大哥提攜下,走向文明,走向和平。我們今日的兩難悲劇是:追求和平意味要消滅多元,消滅差異;追求差異意味要爆發暴力。薩斯說,要走出這個兩難,只有將“進步”與“和平”分拆開。以“小的是美的”這個深睿主張聞名的經濟學家舒馬赫(E .F. Schumacher),在一篇題為《暴力之根》的文章中說,炸彈是現代文明的象徵,但現代文明不僅不制約我們訴諸暴力的傾向,反而激勵這種傾向。對客觀和理性的盲目執著,是現代文明的罪魁禍首,導向無窮無盡的暴力(征服太空、征服自然、征服市場、征服他人),反過來主宰我們的心性和靈性的力量,使之無法克制現代文明不能自製的無窮欲望和恐懼。我們要自我拯救,便要培育非暴力的力量,它源自對生命尊重,源自謙卑節制,源自對公義的不可抗拒的追求。心性強於理性,暴力才可被制約。 二十一世紀在暴力和盲目中拉開序幕。種種有形無形的暴力,通過媒體展現的既近又遠、既似真實又像虛擬的暴力,不停迎面襲來,讓我們反應不過來。電視上播放的“九一一”事件中客機撞樓、人們從高處躍下的場景,與好萊塢的災難片無異;影片《盧旺達酒店》重現了盧旺達種族衝突廝殺三個月內八十萬人死亡的恐怖;轟炸伊拉克的美軍戰機帶著記者從現場傳回類似遊戲機螢幕上殲敵毀城任務完成的影像;互聯網上可以目睹伊拉克蒙面槍手手起刀落、人質人頭落地的“直播”;而全球每天有三萬兒童因貧病饑餓死亡,只能成為一個數字,一個已經去掉震撼、傷痛的數字。讓我們驚惶、恐懼、焦慮、不安的“深刻”經驗,越來越建基於我們對日常生活裏發生的種種惡的無知;我們的無知竟然和資訊年代製造的廣泛的“知”成正比,“知”得越多,經驗越貧乏,以致“深刻”的不能是切身的。以眼還眼的暴力既好像情有可原,卻又無法為人接受。強權者的不公義,並不自動地賦予被壓迫者更大的公義,即是說,並不因為對方邪惡,我便代表正義。弱勢者的暴力反擊,往往讓壓迫者更有藉口濫用暴力,強弱更加懸殊。可是,反對暴力就等於反對革命、反對變革嗎?就等於讓弱者忍氣吞聲、接受現狀嗎?擁抱暴力就能推進革命、促成變革嗎?就能解除強權惡霸的武裝嗎?怎樣才可以走出暴力的惡性循環,有效地促進社會公義、深化社會革命,讓平民百姓在面對似乎無盡的暴力與災難的時候,不再無奈無力、犬儒卑躬,讓“發展”、“進步”等詞不再為剝削、掠奪遮羞。越過主流媒體傳播的根基於無知的資訊,越過炫目的暴力張揚的威霸四方的強權邏輯,如果我們能聆聽和感觸生命那孕育於同情、共鳴、相互依存、協力的悸動,以化解現代理性獨語的孤寂和執著,我們可以看到,在並不驚天動地、顯赫一時、名載史冊的平常生活中,在似乎無盡的苦難、痛楚、鬱結中,卻有著驚人的生的智慧和勇氣,有著情的不屈和創造力。發起“全球千名婦女爭評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瑞士國會議員兼歐洲議會議員格比‧維爾莫博士,曾以人道關懷訪問中東、中亞、非洲多個曾被戰爭衝突蹂躪的地區,但她驚覺,富裕安逸的歐洲人,不是要居高臨下賑濟可憐的難民,而是要向災難處境中表現堅強生命力的無數婦女學習。她感悟到,無論是戰亂前後的蹂躪,還是長期困厄的折磨,社群得以存活下來,靠的不是國家元首、政壇權貴、富商巨賈(他們反而往往是剝奪平民百姓存活條件的元兇),而是默默無聞的平凡婦女,看似微弱的卻鍥而不捨的努力。她想到,一九九五年世界婦女大會召開十年之後,最好的紀念是讓全球各地千千萬萬平凡婦女的不平凡事蹟呈現于世人眼前,讓世界看到希望所在,讓世界向她們致敬。就讓全球千名婦女代表著千萬婦女爭評二○○五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於是,一個尋覓和彰顯平凡婦女的不平凡事蹟的活動,從二○○三年開始,在全球各地陸續展開。在大部分地區,這個活動不為主流傳媒追捧,不為精英階層側目,不為基金會、贊助商以至政府、非政府組織青睞。因為在趨炎附勢、利慾薰心的“現代”社會,許多人即使對灰姑娘有興趣,也只是對惟一一個能穿上玻璃鞋、搖身變成皇后的幸運兒有興趣。千千萬萬穿著粗布灰衣的平凡的婦女,在窮鄉僻壤,在邊緣社群,在愛滋病人、傳染病人、罪犯、孤兒、窮人和各種暴力的受害者中間,不計成效地勞累苦幹,不僅引不起人們的關心,反而被嘲笑為不識時務、螳臂擋車。更不用說,她們做的儘管是小事,卻可能踩著權貴集團的大利益,受到打擊報復。儘管如此,這個活動的理念,還是很快為基層實幹者和追尋不同可能性的有識之士理解,在資金緊絀、訊息難傳的情況下,憑著樸實的理想和信任,活動開展了。經過徵集提名、核實身份資料、國內顧問審閱推薦、國際評委商議遴選之後,一個有代表性的千人名單,在今年年初提交到奧斯陸,競逐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千人來自超過一百五十個國家,年齡從二十幾歲到八十多歲,從社區和諧到種族和解,從自足生計到生態環保,從性別平等到弱勢社群自強,從文化藝術到教育宗教信仰,在各個領域,都有著平凡婦女不離不棄的情懷、不可計量的承擔,在她們留下的血淚印跡中,有著為自己為別人維護尊嚴、爭取幸福的在時空中連綿回蕩共鳴的會心之笑。千人中,一百零八人來自中國地區。今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三 聯書店的會議室,二十一位“和平婦女”聚首交流,說著自己的故事,聽著別人的故事,一時百感交集,潸然淚下,一時道破世態,開懷大笑。會上心的共鳴、情的交流,難以言傳,但還是想節錄一些發言片段:謝麗華:我經常在各種評比活動中呼籲大家重視中國作為農業人口大國的實際情況,重視農家女的貢獻,但一般的農家女獲評獎的比例很小。這次,我非常欣慰的是,中國大陸八十一人中,十五人是農家女,在農村基層工作,顯示出這次活動對基層婦女貢獻的重視。徐鳳翔:我覺得我們這次活動非比尋常,在全球範圍內,是一個大的理念上的突破,因為過去和平獎好像只局限在反戰、政治上,我們這次是對和平很全面、很完整的詮釋。什麼是和平?是人與自然如何真正和諧共處,是人的社會的各個層面如何和諧建造。我以前想,人家一個人得獎,我們要一千人來作為一個提名,我們是不是以人數來湊數?再想想,我們一千人,是代表全球千萬婦女,不是個體,而是群體,不是孤峰,而是群峰;所以,我們一定要爭評,一定要評上!我們婦女在全球捍衛和平,是默默無聞但無處不在。不僅要講國內的婦女的故事,還要講全球各地婦女的故事。張淑琴:我為服刑人員無人照顧的子女辦兒童村,孩子叫我張奶奶,有人叫我張主任、張村長,社會上更多人叫我丐幫幫主。開始辦兒童村的時候,有人打電話指責我:你為什麼不去幫助貧困山區的孩子、烈士的孩子,卻要去幫助罪犯的孩子。我說,我只是老百姓,我們要努力改變一個弱勢中最弱勢的群體的命運,幫助這些孩子度過最困難的沒有父母在身邊的日子。當中的甜酸苦辣,我們都遇到。我們不光是理想主義者,我們還是務實主義者,真正做具體的工作。我們社會上很多人,指責腐敗,指責這個那個,但很少從我做起。我們租了兩百畝農場,種了三萬棵棗樹;我天天帶著孩子除草,為了能生存下去。早上五點,八歲以上的孩子全部下地,送到地裏的飯,只是饅頭和鹹菜。我對孩子說,你們是苦孩子,我們是窮人家,窮人的孩子要早當家。有一個幾個月的孩子,父親是逃犯,落網了,孩子一個月送不出去,就轉給我。去年十一月四日淩晨四點,我在福州火車站接過孩子,抱著這個十個月的大孩子,我在月臺上放聲大哭。我們的社會丟掉了善良和愛心,我們要尋找回來的是中華民族的善良和愛心。看似微弱、看似孤單的個人故事,彙集成百人千人的故事時,讓我們從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人真實的拼搏真實的哭笑中,培育切身的、深刻的體驗,體驗到強權暴力的虛弱,體驗到看似無關痛癢、無足掛齒的平凡人的作為中,蘊藏著巨大的力量,讓我們驅趕恐懼、淨心明目,打破暴力和盲目的魔咒。我不奢望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把諾貝爾獎的神聖光環摘下,讓光點散落在千名平凡婦女身上。但我樸實的願望是,每個人學習用另一種心去看周圍的抗擊暴力、建設和平的人,並非偉大得我們無法仰望,而是平凡到我們身邊的母親、老師、同事、鄰居以至我們自身,都有能力做出一點點的事,讓世界多一點點的溫暖和希望,如小說《盲》裏面的善良的醫生妻子般,呵護著仁恕施與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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