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文章

編輯手記

《讀書》,2005年10月號,頁3-16

好幾個月之前,當我第一次聽說“全球千名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時候,並沒有特別留心。從上個世紀開始,中國人對諾貝爾獎的許許多多的情結,無不與一個民族的自我期待和自我理解密切相關。從對魯迅的自謙的反復述,到對老舍、沈從文未得獎的種種遺憾,從楊振寧、李正道得獎引起的震撼,到高行健得獎後引發的爭議,諾貝爾獎在中國不是被關注太少,而是已經談論得太多了,以至於我對所有關於諾貝爾獎的議論都有些疲倦。至於諾貝爾和平獎,雖然從一九○一年至今,這個獎曾經授予許多值得尊敬的人物,比如美國的馬丁‧路德‧ 金、印度的特蕾莎修女、南非的圖圖主教和曼德拉等等,但也有許多的授獎決定讓這個獎在人們的眼中失去意義,比如,一九七三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和越南領導人黎德壽因越南停火談判成功而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基辛格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有其特別的能力,但把和平獎授予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一個直接參與策劃和制定包括智利政變等在內的帝國主義陰謀的人,難道不是對和平概念本身的諷刺嗎?黎德壽當年拒絕領獎是一個真正正確的抉擇。緊接著的一年,這個獎又以“推行穩定太平洋地區的和解政策”而授予了日本首相佐藤榮作,但佐藤本人曾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達十一次之多,他的“東北亞聯盟”的構想與追隨美國、遏制中國的政策有著密切的聯繫,他的某些政策能夠掩蓋這樣的歷史嗎?與此形成對照,許多真正值得敬重的人物並未獲獎,比如劉健芝文章中提到的甘地。關於甘地為什麼最終與和平獎無緣曾有許多猜測,比如他推動的民族獨立運動威脅了西方殖民主義的根本利益,而當年的和平獎委員會的一些成員是所謂“親英派”,等等。在這樣的歷史圖景之下,為什麼還要去“爭評”這個獎呢?

但最終我還是被“全球千名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活動的組織者說服了。這個活動的組織者之一劉健芝說:“我不奢望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把諾貝爾獎的神聖光環摘下,讓光點散落在千名平凡婦女身上。但我樸實的願望,是每個人學習用另一種心去看周圍的抗擊暴力、建設和平的人,並非偉大得我們無法仰望,而是平凡到我們身邊的母親、老師、同事、鄰居以至我們自身,都有能力做出一點點的事,讓世界多一點點的溫暖和希望,如小說《盲》裏面的善良的醫生妻子般呵護著仁恕施與的心。”也正如陳順馨所說,這個活動並不以是否獲獎為目標,而是通過推動提名與研究紀錄工作過程,推動不同地區和平婦女的“聯繫、互動、交流以至合作,以實際的行動推動和平文化的建設。” 用戴錦華的話說,這個活動“首先挑釁著諾貝爾和平獎。不僅是挑釁其間昭然若揭的男性主導的世界:自一九○一年創立以來,在百年的時段中,只有區區十二名女性獲獎者;更是挑釁于類似獎項所呈現的世界圖景與歷史範式:那是為某些要人執掌著舵柄的世界,那是某些‘決定性的時刻’——偉人們決定並拯救著人類的命運,那是精英間的對話,權力格局內部的紛爭”。因此,這個爭評活動本身既是對和平獎的挑戰,也是對“和平”概念的再定義。最為重要的是:爭評活動充分地瞭解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性,但它不是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去追求和平獎的“非政治性”,而是以介入的方式、以自身的政治去推動對於什麼是和平的全新的理解。當爭評活動將千千萬萬普通女性的故事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們不是看到了這個世界裏的真正的和平力量嗎?這的確是“尋常中閃耀的和平的希望”——也是我們這個世界裏惟一真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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