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文章

民間女性運動的挑戰、受傷與突圍——
關於“千名婦女爭評諾獎”風波的思考

呂頻

“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以下簡稱“婦女爭評”活動)瑞士聯會主席維爾莫-文高女士曾被高耀潔女士高調懷疑並無其人,她致大中國區和平婦女及網友的公開信中文版於11月9日發表,最早質疑此活動的《文彙讀書週報》隨即報導稱“婦女爭評”已經“疑雲漸散”。然而,就在同一天,《南方都市報》和《了(注:改字)望東方週刊》又分別發表關於此活動的質疑性報導,看來,由10月上旬高耀潔在網路上發表退出“婦女爭評”活動聲明所引起的風波,並未由維爾莫-文高博士的公開信而獲得平息。

在我看來堪稱鬧劇的絕非“婦女爭評”活動本身而是這場風波,而且鬧得已經太久。這段時間裏,我和一些關心和同情“婦女爭評”活動的朋友分享著震驚、失望甚至焦急憤懣,從這些情緒中自拔的努力寄于重溫“婦女爭評”活動的理念,厘清所謂“爭議”和“質疑”的實質,也希望能從這場風波中提取關於民間女性行動的思考酵素。

關於“婦女爭評”活動的宗旨,戴錦華女士曾在多個場合做過闡述,我捕捉到的是三個關鍵字:“象徵”、“挑釁”和“別樣”。象徵——用999名加一個空缺的數目象徵萬千在男性主流價值觀和政治權力格局中從不被看見的頑強婦女;挑釁——用婦女鬥爭的集體顯影、“小寫的歷史”挑釁關於“和平”與“價值”的既有定義;別樣——脫出權力者主導、規範化、等級化組織秩序的評判標準與行動方式。同時在我看來,這一活動還是高度藝術化的,是一場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婦女共同出演,以富於想像和激情的設計逼入權力者視野的當代抵抗,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不在乎說它是“鬧劇”——主流價值觀下的“鬧劇”,翻譯成邊緣話語,就是抵抗。

“婦女爭評”活動對全球婦女聯合以及世界和平的呼喚,帶有明顯的烏托邦色彩,這是它最激動人心之處,然而也是它的天真之處,就是這天真使它在中國遭到了挫折。婦女團結是願望而不是事實,正如香港《信報》的評論文章所說:“人們常常假設婦女作為一個群體,自然而然地就會支持解放婦女,提高婦女地位的運動。但事實上,這個假設是錯誤的。”108人同被選為和平婦女,但她們的文化背景、階層、身份、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卻是各各不同,尤其令組織者沒有想到的是,其中還有高耀潔那樣對活動的觀念完全拒斥,並對其他和平婦女抱有敵意(高聲稱和平婦女中“充斥著政客和騙子”)的人。至於“什麼是和平”和“什麼人才能評諾貝爾獎”,以“婦女爭評”活動之微薄力量所進行的新闡述,還遠不足以清洗絕大多數人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陳見。

如果“婦女爭評”活動還像其他的民間女性行動一樣,只限於學院和女性主義群體內部,估計它還會一樣被漠視而波瀾不驚,但它卻立志面向公眾,而且還挑動諾貝爾獎這根中國人非常敏感而脆弱的神經,於是,這場天真的試水無可避免地遭到了鋪天蓋地,眾口鑠金式的圍剿。昔日的漠視和如今的圍剿都屬於同一套男性主流思維,後者之嚴重更清晰地警醒出女性主義運動在中國的真實境遇,然而這也詭異——囿於“小圈子”、“自說自話”本來就是不約而同地慣於加給女性主義者的外部指責,當她們終於初露鋒芒,那以“質疑”為名的圍剿來得又是那樣不約而同,男性話語的強橫蠻野,初露崢嶸就夠令人心驚。

確實,早就說過女權主義是“胡說八道”的方舟子,以與臺灣前性工作者並列為恥的高耀潔,以及連最基本的功課都不做就津津散佈“疑雲”的部分媒體從業者,不管其本人是男是女,其價值標準都是徹底的主流加男性。他們的質疑看似枝節叢生,其實關鍵還是在於價值觀的無法溝通,從最草根的農村婦女到董秀玉再到大學生志願者,一連串的“跟和平有什麼關係”問下來,“荒誕”、“不合情理”、“超級幻想”種種判詞拋出,表示這些人就是不能領會用千名婦女的爭評行動重述和平的深意。戴錦華、陳順馨、劉健芝本來都是受尊重的學者,但在這個問題上她們卻如雞同鴨講,哪里是女性主義者們言辭無力,分明是聽眾們的封閉頑固,讓他們根本聽不進,聽不懂。

輿論一邊倒,很多人相信這活動必是鬧劇,必是騙局,必有“黑幕”或“關係網”。這種情況的最可怕之處,在於它反映出中國社會中普遍的道德預期已經淪喪到了何種程度:也許是由於真的看到了太多騙子,也許只是因為自己生活在犬儒之中,習慣了用功利邏輯考察一切,因此就不再相信有真正的公益行動,甚至非發出足夠“黑幕”,證明“不出所料”就不能心安。懷疑一切的邏輯,誇大的受害想像加暴力語言,整個風波讓發動者們魘足了正義鬥士的幻覺快感,卻敗壞了“婦女爭評”組織者的苦心,尤其是傷害了無辜的絕大多數和平婦女和志願者——在這場風波中,沒有一家媒體認真採訪這些人,真正的受害者是他們,而不是到現在確實沒處可退出的高耀潔。

毋庸諱言,“婦女爭評”活動有諸多不足之處,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那都是經驗和資源匱乏導致的操作缺憾,在人力財力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堅持這樣的公益行動,志願者們精神可嘉本該更令人感動。中國的民間活動不過剛剛有所發育,空間逼仄,資源窘迫,舉步維艱,這種時候,是體諒扶持還是惡意摧折,見出對社會公義的大判斷。在這方面,最令人心寒的是有些一向標榜以推動改革進步為己任的媒體,甚至“未納入官方管理”都成了其“調查”的入口,這種“調查”一時嘩眾取寵,卻和其公信基礎自相矛盾

這是一場可歎的風波,但可歎的不是女性主義者還抱持“超級幻想”,而是當她們試圖突圍“當女性主義和性別理論在部分學院知識份子中流傳和發展之際,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卻很少得到回應”(鍾雪萍2005年第11期《讀書》)的邊緣化處境時,面前展開的環境卻是如此險惡:從媒體到大眾,絕大多數人對女性主義于情於理都十分隔膜,男性主流思維仍然頑固得不容撼動。然而,這就是她們肯定還要繼續碰撞的真實環境,香港《信報》寫道:“‘婦女爭評’,實際上已經不是一場爭奪諾貝爾獎的活動,而是一場‘批判知識女性’倡導華人地區女性運動的探索”,探索不必“成功”,探索可能受傷,但由它向前,民間女性運動必將走向更廣闊的社會前臺,在對公共議題的答辯中贏取空間、獲得成長,並逐漸改造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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