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文章

“批判知識份子”的反思意識哪去了

2005年11月29日08:43 東方早報

近日,《讀書》雜誌執行主編汪暉先生在《東方早報》發表《現實的幻想與幻想的現實》一文,回應一個月前該報發表的王曉漁先生的評論文章《“批判知識份子”的超級幻想》。

針對“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活動以及《讀書》雜誌10月號刊登的一組相關文章,王曉漁在該文質問《讀書》雜誌編輯:“這種批判的‘形象工程’,難道不正是對批判精神的‘粗暴的挑釁’麼?”汪暉則在回應文章中寫道:“在對什麼是‘現實’、什麼是‘幻想’的理解上,我和那些指控‘批判的知識份子’為‘超級幻想’的人的確站在兩個世界裏。”

作為對兩位元作者以及他們的文字均較為熟悉的讀者,我不免要追問:到底是什麼,使生活在同一個“現實”(當代中國)中、也面對著這同一個“現實”的兩位均以批判性為自我寫作要求的知識份子,作出那“兩個世界”的決裂性聲明?

當王曉漁與汪暉都指責對方站在“幻想的世界”裏,他們實際上所共用的,正是對同一個“現實”秩序———一個由主流的關於“和平”、“婦女”之霸權性理念所構建的意識形態秩序———的不妥協的批判精神。然而,代之以這種共同的批判精神,兩位作者卻是將極具火藥味的筆鋒瞄準對方,在文字的攻勢中將對方踢入“另一個世界”了事。

這使我不得不繼續追問:為什麼在當代中國思想界,知識份子的思想溝通、學術批評與公共批判實踐,最後總是簡單地、粗暴地走向彼此決裂,而不是在對方的批判性分析中,正視到自己思想寫作與批判實踐的界限並對它作出越界,檢視自己生活/寫作/自我認同中那最根本性的“幻想”並對其作出穿越?

在精神分析的臨床實踐中,“幻想”從來不是對立于“現實”,正相反,“幻想”是這樣一個實用的視窗:通過一些個人性/社會性的想像,將那永遠存在著千瘡百孔之腐爛性創口的“現實”,轉化為一個連貫的、和諧的、美好的秩序之圖景。作為一個對“現實”的幻想性補充,這個視窗倘若在某種內在/外在影響下突然崩潰,那麼這個人(或一個社會性的集合)所常年自我理解的那值得過下去的日常生活,便會驟然變得“不真實”;最為珍惜的所有一切,瞬間變得毫無意義。在這時,精神分析意義上的征狀(如歇斯底里等)便會出現。

在許多我所深深尊重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那裏,最大的“幻想”不是別的,恐怕正是“批判性”這個符號本身:通過“批判性知識份子”這一想像性的自我理解/自我身份賦予,他們獲得了在當下現實中的一個穩定的結構性位置,取得了同現實秩序的一個連貫性的關係,儘管這一關係本身是(至少應該是)一個對抗關係。一旦當“批判性”這個維繫那些知識份子所有思考、寫作乃至生活之意義的根本性幻想受到威脅時,最簡單最輕鬆的回應方式,恐怕便是通過消滅那外部威脅、維護乃至強化自己的幻想的方式,將這份創痛抹除掉,使一切重新回歸原來那熟悉的“現實”。

正是“幻想”及對“幻想”的維護,產生了這場“兩個世界”間的知識份子論爭。王曉漁這篇短文,在標題上便已經將批評指向了知識份子的批判性。由此我們也能夠理解為什麼汪暉會撰寫出這樣一篇具有檄文風格的文字,來回應一位元比他年輕一輩的批評者。

當汪暉質問王曉漁“你到底要什麼?什麼才是你的‘現實’”,並指責他“能夠回答的大概除了最為現實的‘秩序’,就是維護這個‘秩序’的‘程式’”時,汪暉無疑作了一個本不應該犯的邏輯跳躍:王曉漁對“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活動所依據的可能成問題的“程式”作出批評,並不代表他接受那套對現實秩序進行維護的“程式”,並不代表他像汪暉所描述(所想像)的那樣,“他們不過是告訴你:什麼也不會改變,什麼都是不可能的,你們歇著吧。”———只有在某種幻想性的視窗下,汪暉才會有這樣的視野,將兩種“程式”之間的邏輯缺口予以連貫性地填平。

我個人完全同意汪暉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讓那些一心要維護這些創造偉大人物的秩序的人不舒服”的公共批判實踐。但這樣的公共批判實踐本身,必須也是自我反思性的實踐,並將自身開放給公共批判。然而,我並沒有看到汪暉文章裏提供有任何成文的證據,能夠落實他所指責的王曉漁就是“那些一心要維護這些創造偉大人物的秩序的人”中的一個。

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向兩位作者提出的是:我們必須對自己所從事的批判實踐時刻保有自我的反思、並將它開放於批判性的公共評論,否則就會墜入這樣一個陷阱,即對自我認同中的那“批判性”之幻想作出最無批判精神之維護。正因如此,王曉漁對這場活動的程式所作的批評,並不是“吵吵嚷嚷的聲音”,而恰恰是不可忽視(儘管他的部分措辭確有過於激烈之處)的,因為他所質疑的核心,正是那些“代表們”如何被“選出”的過程。在王曉漁看來,這恰恰是現實秩序中意識形態操作之一種,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呼喚“批判精神”。

著名社會學家布林迪厄曾經提出一種知識份子團結理論,致力於形成一個無中心的“知識份子國際”,並呼籲知識份子們不要“見木不見林”:“他們的對手只是樹木,而他們對手的敵人、同時也是他們的自己的敵人,才是森林”。在我看來,布氏那“知識份子國際”方案中具有實踐價值的,不是它的建制化的結構框架,而在於一種知識份子的共同態度:以自我反思的開放心態和自己的論爭對手並肩一起,同這個世界(作為“森林”的現實秩序)展開不妥協的對抗。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個邀請,一個對所有被拋入同一個當下世界、以批判為已任的知識份子的邀請。

這篇短文即是一個這樣的邀請:此刻決裂在“兩個世界”的汪暉老師和王曉漁兄,你們願意接受我這個握手一笑、共視同道的邀請嗎?

返回文章列表